自单位研究作为一个学术话题进入学界视阈以来，多数学者都强调单位制度的中国特性和本土意义，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还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社会，都不存在“单位现象”，“单位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独特和关键的方面。”这样，单位制度及其运行过程中衍生出的单位现象，便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独有的产物。笔者认为单位制度固然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其特殊性，则很容易将其“另类化”，进而导致我们对单位性质的误解。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单位制度置于工业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便会发现单位制度与现代性间天然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来了集体和集体认同边界建构的独特模式。”
理论文萃
2006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