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政策绩效不同于政策结果之处在于它对其内在价值及其行为方式改变的特别关注，因而具有较强的价值意蕴。政策绩效在社会转型中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现实之间的差别，就是政策问题存在的闭区间。在此基础上，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公共政策的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以及治理、善治等作为一种“绩效指标”，对政策绩效及其实现程度等都有很大的影响。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特质的社会问题的大量积聚、政府主导的政策模式、公民社会的不健全等，首先作为一种“自变量”，影响着当下我国的现实政策绩效，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等的存在形式和发生作用路径；另一方面，作为“因变量”，它们被嵌入不同的制度运行、政策实践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成为一种既定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决定着当下各种利益诉求、利益整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等的性质和内容。在技术和价值之间，政策绩效找到了其存在的基本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