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主题辨析

《关雎》主题辨析

孙永义

（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市北碚区， 400715）

[关键词]：《关雎》 主题 君子 淑女 解析

[内容摘要]：《关雎》以《诗经》首篇的位置，历来受人关注。但在《诗经》研究史上，对于《关雎》篇的诗义理解却迥然不同，存在分歧。最早的是西汉时期的齐、鲁、韩今文三家诗，说法大同小异，都认为它是一篇讽喻时事和颂扬“后妃之德”的诗。“五四”以后，随着封建社会君主制的彻底崩溃，《诗》被拉下了“经”的宝座，才使思想文化领域逐渐摆脱“君权观念”的束缚。认为“这是一篇描写男子思慕女子的民间念歌。写随之而来的想象，”“他整天地想”，“以幻想中的琴瑟钟鼓的音调的协谐和新婚的欢乐来寄托他对爱情的愿望，并非已然之辞。”直到今天仍有人主“幻想”之说。近年来，相关出土文物孔子《诗论》和《五行》出土公布后，学界对《诗经·关雎》主题的讨论又非常热烈。由于对《五行》和《孔子诗论》具体字词的解释不同，《关雎》诗义的诠释仍然存在差异。

上述众说纷纭的原因，乃在于对诗文中有关“君子”与“淑女”、“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等词语的理解有所不同。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与辨析。

《关雎》所反映的是贵族阶级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全诗共分三章，今从毛诗说。第一章，前二句以在河之洲的对对雌雄雎鸠发出关关和鸣之声为发端，引发出后二句直赋其事，谓窈窕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诗人用“比、兴”的表现方法，借用雌雄雎鸠在沙洲和鸣的叫声，即景生情的联想，对那位幽闲深居而美丽姑娘的爱情追求。

第二章，前二句诗人以洲旁水中参差茂盛而左右流之荇菜起兴，引发出后六句直赋其事，谓君子求淑女而未得。因此，使他对那位闲淑美丽的姑娘“寤寐思之”、“寤寐求之”，心中的苦闷无以言表，甚至彻夜难眠，独自害起了相思病。这一章是全诗的关键，语句非常深切感人，写得极为别致，与前后各章截然不同。那空间的一切音响都停顿了，周围的环境也黯然失色。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只剩下孤独的“君子”独自在床上“寤寐思服”。真是求之愈切，思之愈深。他“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而卧不安席。一方面，他深切思念淑女而苦闷；另一方面，他思考着今后如何更大胆地追求淑女，以便求得淑女的欢心。这才是符合一个执着追求爱情的男子所具有的真实心理和情感。这是全诗的契机所在。正如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盖必著此四句（引者注：指“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方使下‘友’、‘乐’二义快足满意。若无此，则上之云‘求’，下之云‘友’、‘乐’气势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争扼要法，其调亦迫促，与前后平缓之音别。”姚氏对本章在诗中的重要性分析的最为精当，本章写出了一个失恋男子生动逼真的形象。

第三章，仍是以前二句采荇菜发端起兴，后直赋其事。君子经过了一番长时间的悠思后，自我鼓励，终于下决心大胆去“左右采之”，上下结合，并亲自去“以音乐歆动她（陆侃如语）”，“她必定喜欢听音乐，我将携我的琴瑟去亲近她”。（黄惟庸译文）君子经过一番苦心追求和努力，终于获得淑女的欢心，乃至父母的认可，“则以得淑女而与之友矣。”（蒋伯潛《十三经概论》）至此，诗歌的意境逐渐升华。最后把欢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诗人以钟鼓之乐加以渲染和衬托，表现出婚娶时的热烈气氛和繁华景象，人们洋溢着欢乐而热烈的情绪；同时赞美一对青年男女的幸福结合。整个诗篇也就在这样一片其乐融融的喜庆气氛中结束了。清人崔述《读风偶识》评述说：“惟其求之也难，则其得之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钟鼓之乐。”这是《关雎》篇思想内容的基本情况。

《关雎》以《诗经》首篇的位置，历来受人关注。但在《诗经》研究史上，对于《关雎》篇的诗义理解却迥然不同，分歧不小。最早的是西汉时期的齐、鲁、韩今文三家诗，说法大同小异，都认为它是一篇讽喻时事的诗。其中说的比较明确的为《韩诗》：“《关雎》，刺时也。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引自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另外，还有南宋罗泌《路史》和王应麟《困学纪闻》都主刺时说。古文《毛诗序》虽然已开始注意到了诗中的爱情基调，但却解释为颂扬“后妃之德”，“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大讲其封建伦理教化作用。宋人攻《序》名家朱熹对《诗》的研究颇多新见，然而，他对《关雎》篇仍袭《毛诗》之义。他认为是“盖指文王之妃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朱熹《诗集传》）他们以史正诗，机械地为每首诗去找历史上相对应的真人真事。因此，大多牵强附会，不能令人信服。到了清代，由于注重考据训诂的“汉学”派（包括东汉古文学、西汉今文学）《诗经》学的盛行，对“后妃、文王说”有所怀疑。方玉润在《诗经原始》卷一中指出：《毛诗·关雎小序》和朱熹《诗集传》的文王、太姒说“皆无确证”。他认为：“此诗盖周邑之咏初婚者。”然而，他又接着说：“读是诗者，以为咏文王、太姒也可，即以为文王、太姒之德化及民，而因以成此翔洽之风也，亦无不可。”其理论虽然有突破，但最终未能冲出旧说之藩篱。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封建社会君主制实际上的彻底崩溃，《诗》被拉下了“经”的宝座，才使思想文化领域逐渐摆脱“君权观念”的束缚。旧《诗经》学者加在《诗》上的种种封建教条被推翻了，新的文学思想（或曰思潮）使《诗经》的研究获得了解放，出现了一个研究《诗》三百篇的新时代。因此，对《关雎》篇的思想内容和注释也产生了新的理解。如：闻一多先生《风诗类钞·关雎》篇的题解说：“女子采荇菜于河滨，君子见而悦之。”今人余冠英先生《诗经选译》对此说得更具体一些，他说：“诗人唱的是，河边一个采荇菜的姑娘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那‘左右采之’的苗条形象使他寤寐不忘，他整天地想，要是热热闹闹地娶她回家，那是多好。”胡念贻先生的《先秦文学论集》云：“诗人没有沉浸在烦恼和愁苦的情绪里，而是以幻想中的琴瑟钟鼓的音调的协谐和新婚的欢乐来寄托他对爱情的愿望。”袁梅《诗经译注》云：“在本诗中，‘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等句，乃歌者追求美满的爱情与婚姻的愿望，并非已然之辞。”徐儒宗、黄云生编著的《古代情诗类析》说：“这是一篇描写男子思慕女子的民间念歌。写随之而来的想象，极力渲染获得爱情后的欢乐气氛。”

以上是主“想象”、“幻想”之说，如此等等，异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几年出版的几部有关《诗经》研究的专著，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1980年出版、1984年重印的高亨先生所著的《诗经今注》：“这首诗歌唱一个贵族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最后和她结了婚。”1983年陈子展先生的《国风选译》题解说：“《关雎》是歌咏社会上层男女恋爱成功的诗，也就是《诗序》里说的‘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的诗。诗凡三章，描述恋爱发展的过程，从初恋、追求、到成功。”蒋伯潛《十三经概论》说：“此诗写成婚始末，共分四章。第一章谓窈窕淑女为君子之好逑；第二章谓君子思淑女而未得，至于寤寐求之、寤寐思之，甚至辗转反侧而不得寐；第三章则已得淑女而与之友矣；第四章则已与淑女结褵矣。读此诗，足见彼时之风俗，殆亦有先友而后婚者矣。”上述众说纷纭的原因，乃在于对诗文中有关“君子”与“淑女”、“琴瑟友之”与“钟鼓乐之”等词语的理解有所不同。“君子”与“淑女”，随着历史的发展，对诗中主人公的身份，人们的理解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在清代人以前，“君子”被说成是君主或文王，到了“五四运动”以后，被降低为“一般的男子”，“淑女”也由后妃变成“采荇菜的姑娘”。这种观点直至现在仍然得到普遍的认可。如：余冠英先生在《诗经译注·关雎》篇的“君子”条下注：“君子，原是古代贵族男子的通称，也可以用着对男性的美称。”于此，显然是指后者。袁梅先生《诗经译注》:“应是古代男子的美称。”杨任之先生《诗经今译今注》：“旧指周文王，实泛指思慕姑娘的青年。”徐儒宗、黄云生编著的《古代情诗类析·关雎》篇下注为：“君子，才德兼备的人，通作男子的美称。”

“君子”究竟是指“一般（普通）男子”还是指“贵族男子”，这要根据《诗经》里所反映的具体内容来判断。《诗》三百五篇的《风》、《雅》二诗的二百六十五篇中，有六十五篇作品“君子”一词反复出现过189次（不含《诗》目“君子于役”、“君子阳阳”、“君子偕老”等），而《颂》诗40篇中只有一见。这些诗中的“君子”往往是指贵族统治阶级（君王、诸侯）、或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中的妻子对丈夫及情人的称谓。如：《樛木》：“乐之君子，福履绥之”；《君子偕老》：“君子偕老，副笄（jī）六珈”；《终南》：“君子至止，锦锦衣狐裘”；《在驰》：“大夫君子，无我有尤”。如此等等，这些诗中的“君子”都特指人君、诸侯、大夫等统治阶级人物。

其次，是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中的妻子、妇女对丈夫或情人的尊称。如：《殷其雷》：“振振君子，归哉归哉”；《风雨》：“既见君子，云胡不夷”；《出车》；“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如此等等，这些诗中的“君子”都不是指“一般（普通）的男子”，而是特指统治阶级或他们中的成员。而一般被统治阶级在《诗》中则称为“民人”（《瞻卯》），或称“庶民”(《灵台》)，或称“庶人”（《抑》），或称“下民”（《鸱鸮》）等等。所以，《诗经》中的“君子”都是特指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而非一般普通男子。

另外，从“琴瑟”和“钟鼓”也可以说明“君子”的身份。在奴隶社会时期的周代，一般劳动者（奴隶更不用说），是不可能有“琴瑟”、“钟鼓”之乐的，也不可能以“琴瑟”、“钟鼓”之乐去迎娶新妇。朱东润先生在《诗三百篇探故》中说：“按《诗》，钟鼓每与淑人、君子连称。《曲礼》亦云：‘士无故不彻琴瑟。’作诗者所称之人为有钟鼓及琴瑟之统治阶级。君子二字，在《诗》三百五篇之时代，为统治阶级之统称，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卿、大夫、士，皆可称为君子。就《诗》言《诗》，《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则君子指仁君言。《汝坟》、《虫草》、《殷其雷》、《君子于役》之君子，皆为行役之君子，大夫行役为《国风》习见之事实，则此诸诗之君子，指大夫言。《君子阳阳》之君子，则‘左执簧’,‘左执翿（dào）’，《小戎》之君子则‘四牡孔阜，六辔在手’，其为统治阶级，皆可就其服御而知。大抵其时妇人称其夫，皆止就其社会地位而言，统治阶级之妻，称其夫为君子，被统治阶级之妻，不称其夫为君子也。正同后代官腔，妻则称夫为老爷，夫亦称妻为太太，如是而已。”袁梅先生在《诗经译注》里也说：“他如果也是劳动者，就不可能以‘琴瑟’、‘钟鼓’之乐迎娶新妇。”这就把“君子”一词在《诗经》中的特定含义阐释得非常清楚了。

另外，《关雎》中的“窈窕淑女”在诗中反复出现了四次，这位“淑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她是“一个采荇菜”的劳动少女吗？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我们从“窈窕”一词可以窥测“淑女”的身份。 “窈窕”，余冠英先生注：“等于说苗条，形容女性体态美。”高亨注：“形容美好貌。”王力、蒋立甫均注为：“美好的样子。”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窈窕”的确含有这样的意思。但这只是今义，而与它原来的含义相距甚远。许慎《说文解字·穴部》“窈，深远也，从穴，幼声；窈，深肆极也，从穴，兆声。”《广韵·篠韵》：“窈，肆也。”王引之《述闻》：“窈、肆。皆谓深之极也。”东汉班固《西都赋》：“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就与“窈窕淑女”同义。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唐乔知之《从军行》：“窈窕九重闺，寂寞十年啼。”都是用的本义。《关雎》中的“窈窕”，《毛传》注为“幽闲也。”朱熹《詩集传》注“幽闲之意。”清人崔述《读风偶识》：“窈窕，洞穴之深曲者，故字从穴，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轻得见也。” 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一：“窈窕，字从穴，与‘窬’、‘窝’等字词，犹后世言深闺之意。”陈子展先生将“窈窕淑女”直译为“幽闲深居的好闺女。”这样的释义才更符合原诗的本义。也只有封建贵族者之女才能幽闲深居于闺室绣楼，而一般平民之女是不可能幽闲深居的。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说：《关雎》“诗中淑人、君子之称，钟鼓琴瑟之器，诗人所指，自为统治阶级。”陈子展《国风选译》题解说：“《关雎》中的君子淑女是社会上层的男女，所说的琴瑟钟鼓不是民间习见的器物。”因此，“淑女”应是贵族统治阶级之女。

《关雎》中的“参差荇菜”只是作为兴句起发端的作用，不一定是指具体“采荇菜的姑娘”，而是起到寓意、联想或象征的作用。《诗经》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釆苓》是一首讽刺晋献公听信谗言的诗，却以“釆苓釆苓，首阳之巅”开头；《采薇》是一首戍边的战士出征抗击玁狁（xiǎnyǔn）后，回归途中唱出的战歌，但却以“采薇采薇，薇以作止”开头。《采芑（qǐ）》是一首赞美周宣王大臣方叔征伐楚国的诗，却以“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开头；《采菽》是周天子赞美诸侯来朝的乐哥，不是周王真的在采菽。诗以“采菽采菽，筐之筥（jǔ）之”起兴开头。因此，胡念贻先生在《先秦文学论集》一书中指出：“有的《诗经》研究者看到某首诗里写了劳动，如‘采’什么或‘伐’什么等，就认为可以证明它是民歌，”或者是作者真在“采”什么、“伐”什么等，是一位劳动妇女的形象，“这种推测往往是不可靠的。诗里面写了‘采’什么等，可能只是随意拈来的‘起兴’句，不一定是作者真在采”。而是“融物以起情，谓之兴，物以动情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语），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一：“荇菜，只是承上雎鸠来，亦河洲所有之物，故即所见以起兴耳，不必求之过深。”

最后，关于“流之”、“采之”、“芼之”和“求之”、“友之”、“乐之”的对应关系。首先，它们表示了句子之间的层递关系。“流之”是说“荇菜”随水在水中左右摆动；荇菜本身长短不齐，有好有差，所以有先选择肥嫩的而后采之的过程。高亨先生《诗经今注》云：“流，择取。《尔雅·释诂》：‘流，择也。’荇菜有好有差，所以先选而后采。”作者以此隐喻“淑女”无论是仪表还是品德，同样有美有差，也有一个先选择、了解而后“求之”的过程。这才是切合人们的心理以及社会事物发展的过程。“采之”是在选择（“流之”）的基础上“采摘荇菜”的具体行动，与之相对应的“友之”，是在“君子”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思念，“寤寐求之”后，通过多方的努力，媒人的说和，“君子”亲自去“求之”的过程，得到了“淑女”的同意、父母的认可，君子终于获得了与淑女的亲爱（“友之”），即青年男女的恋爱之中。“芼之”是在“采”的基础上最后“获取荇菜”的成果。作者最后以隐喻君子终于获得了“淑女”的爱情，并以琴瑟、钟鼓而“乐之”，在一片其乐融融的喜庆气氛中将“淑女”迎娶回家，结为幸福而美满的佳偶。这就是“流之”、“采之”、“芼之”与“求之”、“友之”、“乐之”句之间的层递和对应关系。高亨先生在“芼”字下注为：“芼，拔也。流之、采之、芼之意有别。”而“别”在何处？没有说。于省吾先生对此说：“近人之释此诗，以为芼之也就是流之、采之的意思，因为分章换韵所以变换文字。这样一来，就把古人含义不同的层递语言混淆无别了。”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流，即荇菜之随水而流，‘左右流’，言其左右皆流而无方也，正以起下‘求之不得’意。至下章则采而得之，末章则既得而熟薦之。诗人用字自有深浅，秩序井然。至后两‘左右’字，不过相承而下，不可过泥。”这种语意逐步深入，层次井然的诗句，表达了情节的递进关系。“参差荇菜”必然有事先左右选择（流之），而后采摘（采之）的过程，最后获取（芼之）的结果；同样，相对应的好配偶“淑女”，也有一个先选择和了解的过程，然后才求之，继友之，终乐之的结果。

综上所述，那些主“遐想”、“幻想”和“并非已然之辞”之说，似失诗之原意。如果是“求之不得”之后，君子却去“想象”与淑女结婚时的欢乐情景，这种“幻想”中的欢乐，虽然也不失之为一种享受，但总会使人感到渺茫甚至滑稽，还会误为有神经上的毛病，从而损坏了诗歌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因此，纵观全篇，可以这样认为：《关雎》所反映的是贵族阶级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它描写了一个幽闲文静而美丽的姑娘引起了一个青年贵族男子真挚强烈地追求，他在思想上承受了相思的痛苦与折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和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与“淑女”结为美满协谐的佳偶的美好愿望。

作者简介：孙永义，男（1949、12--），汉族，重庆市人，211学校本科，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5级。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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