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气盛言宜”的文学创作观探析——以《答李翊书》为例

韩愈“气盛言宜”的文学创作观探析——以《答李翊书》为例

唐梦璇

德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山东省 德州市 253023

摘要：《答李翊书》是韩愈的一篇书信体议论文，在文中他对李翊所问的“立言”一事进行了回复，依据生平的创作实践，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观。文章中提到的“气盛言宜”的主张在韩愈古文创作理论中地位尤为重要，它与“文以明道”、“务去陈言”等主张共同指导着唐代的古文运动的发展。本文主要围绕“气盛言宜”的主张来解读韩愈的文学创作观。

关键词：气盛言宜；文以明道；文学创作观

魏晋以来，形式繁复、辞藻艳丽的骈文大行其道。唐代以降，由于统治者尊崇佛、道两家，以至于两家愈发昌盛，另有禅宗的兴起，使得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家教化日渐式微，儒家“道统”更是摇摇欲坠。正是在这样复杂艰难的背景之下，韩愈竖起古文运动的旗帜，目的就是复兴先秦两汉的古体散文，并且力图通过古文运动恢复先秦儒家的“道统”。韩愈在创作方面极力主张“文以明道”，就是倡导文章要承载一定的社会教化的功能，体现作家自身的道德修养。而“气盛言宜”就是“文以明道”的体现，他强调作家要注重修其心、养其气，这种发自于内的博大深厚的浩然之气，跃于纸上就自然彰显出文章磅礴浩大的气势，内外交融使得文章不仅有新颖、不拘一格的形式，而且有广博的内容及精神，与魏晋六朝以来的过分重视形式的骈文截然相反。韩愈的文体风格成为中唐时期的一股清丽之风，一扫儒家衰微的阴霾，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答李翊书》中，韩愈阐述了“气盛言宜”的文学创作理论，它是有一定的立论渊源以及发展脉络的，韩愈不仅阐释了此理论，并且积极地诉诸于创作实践，对古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气盛言宜”的理论渊源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概念。中国的古典哲学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以理性思辨著称的；而中国古典哲学则持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中国的古代文学也根植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肥沃土壤，蕴含着独特的气的韵味，“文”与“气”相融合，从而使得“文气”成为品评文章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论起韩愈“气盛言宜”的理论渊源，首先应是孟子。《孟子·公孙丑上》中有言：“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²在这里，孟子虽说“浩然之气”难以名状，但是却直言这种“气”必须与义和道相配合，由正义去滋养和累积才能产生“气”。培养“浩然之气”是修身的一种表现，将修身与正义相结合符合儒家教化。孟子又说：“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³孟子强调把“义”这种儒家道德看作是心内之物，将义与气于身内相结合，这与韩愈主张的修其心、养其气不谋而合，可见韩愈“气盛言宜”中“气”的有对孟子“养气”说的继承。但是，孟子虽然说自己“知言”、“善养浩然之气”，可是并未将“言”与“气”相联系，二者是分割的。而韩愈则阐释了二者的联系，足见韩愈对“言”与“气”之说的发展。

如果说孟子只是将“养气”阐述为修身，那么真正将“气”这个概念带进文学创作领域的是曹丕。孟子之后的魏晋六朝，是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这个所谓的中国“乱世”，深刻的社会背景影响到了文人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文学创作。在动乱中，文人或慷慨悲歌，或洒脱旷达，追求遗世独立的境界，文学作品也多呈现出梗概多气的风格。曹丕即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⁴强调文章孰优孰劣是基于作者的个人修养与风骨，把“文气”与作者心性联系在了一起。韩愈的创作也重视作家个人风格，不浊流俗。但是韩愈对于曹丕的“文气”观又有所扬弃，曹丕认为“气之清浊有体”，推及及人就是人的先天禀赋有所不同；韩愈则更重视后天培养，他认为人的性与情可以通过教育逐渐提升。他在文章《原性》中提出“性三品”说，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他认为“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上之性，就学而易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⁵人性三品，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发生改变的。除“文气”说以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⁶他将文章看作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由此可看出，他把古人所说的“立言”的地位看得尤为重要。人寿有限，荣誉快乐也只限于一世，但文章却无穷期。作者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追求诉诸笔端，糅于文字，随文章一起流传后世。从文章承载作者思想传于后人这个意义层面来看，韩愈也有相似的观点，他在《答李翊书》中在讨论作家创作文章是否一定要取用于人时，提到：“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

⁷韩愈认为如果作家的文章不被取用，就把“道”借文章流于后世以便后人效法。这与曹丕强调将作者的个人之思想诉诸文章传至后世颇有相通之处，韩愈将他的这种观点阐释为“文以明道”，以文章来宣扬儒家“道统”。“文以明道”是韩愈古文创作的最根本的理念，而“气盛言宜”则是为“文以明道”服务的，在《典论·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韩愈这两个创作观点的渊源。

除以上两个思想渊源以外，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也非常大。《旧唐书·韩愈传》中记载“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⁸独孤及主要研习儒家经典，注重文学的教化功能。韩愈的“气盛言宜”在倡导儒家道德修养和辞章的表达方面深受独孤及影响。韩愈在古文方面的成就如此大，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较为完整的文学创作理论，更重要的是他将自己的理论积极地付诸于创作实践，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适应当时的文学新形势，推动了文学的革新。

二、“气盛言宜”理论的具体意涵

韩愈“气盛言宜”的文学创作主张首次提出就是在贞观十年写就的《答李翊书》中。文中提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⁹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韩愈将文章的气势比作水，将语言比作浮在水上的东西。倘若水势大，那么不论物之大小都可以浮在水面上；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关系也是如此，气势大，语言的长短和音节的高下就都会适当。如此看来，韩愈对文章的“气”的重视非同一般，他认为“气”是决定“言”的。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气”与“言”的关系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韩愈认为内容决定形式。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气盛言宜”呢？文章的“气”又是从何而来呢？在《答李翊书》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就是一个人的学养。“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¹⁰韩愈所谓的学养，是以儒家的仁义为根本的。他要求文章的作者要秉持儒家道德，心怀仁爱、恪守正义，时刻铭记修其心、养其性，做到这些，文辞必然和气可亲。

在《答李翊书》中，韩愈根据自己二十多年来学习和创作古文的实践经验，论述了想要到达“气盛言宜”的境界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养其根，俟其实。韩愈指出“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¹¹养气立言不是一蹴而就的，“无望其速成”就需要持之以恒；“无诱于势利”强调的则是不被身外的名利所引诱，保持良好的个人品质。韩愈还把人的修养与立言的关系比作根与果实、灯油与灯光，“气”是一个人修养的集中体现，“气”的养成不仅需要不断地学习，也需要在社会的实践中保持身心不被名利利诱，坚守儒家仁礼，心思纯正，文章自然温和可亲。由此可见，韩愈认为作者的人格品质是文章创作成功的基础，这是达到古人立言境界首先必须做到的关键一点。

其次，韩愈以自己二十余年的亲身实践来告诫李翊想要到达古之立言的境界是十分困难的。总结来说，韩愈修身养气的第二阶段就是读圣人书，存圣人志。韩愈指出：“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¹²从这里可以看出韩愈学习的勤奋程度，也能看出修身养气之艰难。这种勤奋学习的精神在《进学解》中也可以窥见一二，文中他借学生之口说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¹³韩愈常年孜孜不倦，学而不厌。但是韩愈所学也不只是儒家经典，他同时杂取百家。《进学解》借学生之口提到：“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¹⁴韩愈绝不是独独推崇和效法儒家典籍，在《答李翊书》中他指出文章的创作要“惟陈言之务去”，而唯有纵观百家之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能推陈出新，成一家之言。依上所述，韩愈以勤奋之姿汲取诸子百家，融会贯通，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去实践，才在继承圣人之志的同时做到不守旧、不因循，从而成就自身独特的气质和文章风格。

在杂取百家，有了学习心得，能够成一家之言后，就到了第三阶段：我手写我口，文思泉涌的境界了。即便是到了这样的境界，韩愈认为仍然不能停止学习，韩愈说：“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¹⁵到达我手写我口的境界后，还要看文章是否还存在时人的意见和看法，再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学习，真正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文思，之后才能做到真正的文思泉涌。而后，对于自己创作的文章要经常反思，客观地审视，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文章是否存在矛盾之处，修改文辞不醇正、不精深的地方，最终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创作之路。文思精深、文辞醇正、匠心独运、道路正确，文章创作才能拥有源头活水，就像文中说的那样：“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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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上述三个阶段之后，才可以做到“气盛言宜”，即使文章不取于诸人，也能够流传后世、教化后人。

三、“气盛言宜”的在韩文中的体现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较为具体地阐述了“气盛言宜”的文章创作理论，他也始终在践行着自己的理论，他积极推动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有很多古文都是“气盛言宜”的典范。这些文章极具气势，文思精深，行文流畅且富有变化，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惊叹于他文章的雄奇，也被文章中所蕴含的丰富、浩博的内在意蕴所吸引。世人常将韩愈和柳宗元并称“韩柳”，柳宗元的文章文辞犀利、文笔质朴、文风清新峭拔，但是却不像韩愈文章气吞山河、猖狂恣肆，这就是韩愈主张立志养气的结果。例如，《祭十二郎》一文，明明是一篇祭文，但完全打破了以往志墓之文的窠臼，没有对墓主一生做出评价和颂扬，不铺陈、不张扬，全文几乎只是琐屑的往事追述，朴实无华，却起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强烈效果。文章足以见韩愈对自己嫂子和侄子深深的怀念和痛惜，感情充沛，自然流露，催人泪下。正是因为韩愈所写就是心中所想，真实动人，才极有震撼力。再如《师说》，他提出“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虽然认为师道不传已久，但是他主张恢复的师道与前人不同，他敢于打破封建师道的传统，降低老师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相对更加平等、自由。另外，这篇文章结构安排出人意料，逻辑性强，有说服力，韩愈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推崇不拘形式、变化多样的散文，但是他还是注意汲取骈文的优点，《师说》这篇文章就是骈散结合、文辞流畅，语气词的运用，增加文章的生动性和表现性，富有感染力，是一篇“气盛言宜”的好文章。

“气盛言宜”的创作理论是韩愈对古文理论的重要突破，他的创作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强调儒家的道德修养，将“文以明道”作为他的古文创作的基础，但是又不囿于儒家的道统，写出许多“不平则鸣”的文章，融会百家、不树立、不因循，成就别具一格的行文风格。他不遗余力地反对骈文，却能够保持客观、辩证的态度，吸取骈文的长处，骈散结合，自由地运用句式，并且尝试将口语化的语言运用于文章，突破文章僵化的形式，成功地解决了内容与形式，为文与立言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他能够为唐代中晚期的古文创作开辟新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居于“唐宋八大家”之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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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冯杰.试比较孟子的“养气”说和韩愈的“气盛言宜”说[J].沈阳大学学报,2010,第22卷,第2期.

1 作者简介：唐梦璇（1991—），女，德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硕士，教师，助教，语文教育学。

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5.

3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5.

4萧统：《文选》（卷五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马其昶：《韩愈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

6萧统：《文选》（卷五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马其昶：《韩愈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

8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6.

9马其昶：《韩愈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

10马其昶：《韩愈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

11马其昶：《韩愈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

12马其昶：《韩愈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

13马其昶：《韩愈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

14马其昶：《韩愈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

15马其昶：《韩愈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

16马其昶：《韩愈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