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前期现代音乐会的发生逻辑及其“生活美学”面相

论民国前期现代音乐会的发生逻辑及其“生活美学”面相

游凌涛

红河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云南省红河州 661199

摘要：随着国家的发展，当时新音乐教育和新音乐协会的发展，刺激了市场对音乐理论作品需求的觉醒。新的出版机构创新出版策略，开拓出版市场，在竞争中形成繁荣的音乐理论作品出版市场生态。出版商和编辑掌握和深入研究市场趋势，准确把握市场的脉搏，不断促进音乐理论著作的出版势头；此外，有利的经济、商业、交通和文化环境，在中华民国了音乐理论著作的出版的繁荣。

关键词：民国前期；现代音乐会；发生逻辑；“生活美学”面相

引言

音乐会是近代伴随西方文明传入中国的一种音乐文化表现方式，它以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为基础，以西方人喜好的生活方式，影响着都市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清末民初，虽然在一些城市开始出现了电台广播，但是音乐的传播渠道依然非常狭窄，传播方式也比较单一，观赏音乐会几乎是人们现场感受音乐的唯一渠道。

1音乐会在都市娱乐中的意义和功能

音乐会是一种艺术形式，受其艺术属性的影响，它作为一种观赏性娱乐项目，其推广程度会受民众接受能力与生活喜好的影响，也与艺术门类、教育背景、社会阶层有所关联。一般来讲，将音乐会作为娱乐去观赏的社会民众，要有相应的家境与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如曾经接受过音乐教育，或受到过音乐熏陶者;曾经在国外留学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并对于音乐艺术有所喜好者;家庭经济收入较高，有意愿感受或接受新式音乐艺术者。此外，还有社会地位较高，将观赏音乐会作为娱乐休闲生活，或用以社会交际活动的上层人士。知识“精英”、青年学生群体也属于喜好音乐会的群体，他们对于新文化、新事物具有较大的热情，很愿意体验和参与到多彩的城市娱乐生活之中。音乐会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也是民众娱乐形式。当“音乐会”这一概念在都市出现初期，人们曾把许多音乐和艺术元素都融入其中，演唱、演奏、戏曲、歌舞或者综合性文艺演出等，都被人们作为“音乐会”用于娱乐生活，直到一个较长时期之后，才逐渐将其它娱乐形式与以器乐演奏和声乐演唱为表演形式的音乐会分离开来。进入民国之后，音乐会形式在一些都市呈发展速度加快之势，音乐会的门类开始多样化起来，如交响乐演奏、钢琴演奏、提琴演奏、丝竹演奏、弦乐演奏、管乐演奏，或者声乐演唱会、独唱音乐会、合唱音乐会以及综合性音乐演出等。音乐会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涵，加之其引进与发展中的中外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不仅带给都市居民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娱乐生活的享受，也呈现出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

2现代音乐会的“生活美学”面相及其思想史意义

无论是北京音乐会，还是上海音乐会，抑或是南京及武汉等地的音乐会都体现出了很强的普遍性甚至普及性。如果说音乐会在晚清时期还只局限于外侨或中国上层社会的“休闲”文化场域，那么及至民国时代，就已经成为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之一。当时北京音乐会的观众已经包括学生和社会人等，上海音乐会的观众更是涵盖社会各阶层，从消费人数上就可以推断，音乐会已经成为某种社会生活中的时尚或日常，甚至已经成为当时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美育和美学的角度言，具有某种典型的“生活美学”的特征。或者说，所谓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实验美育的想法正在通过音乐会悄无声息地落实了。为什么说民国现代音乐会指向了“生活美学”的内涵和外延呢？一方面，晚清民国时期，在“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救亡与启蒙”之外，中国社会尤其是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当时的新兴“现代化”城市已经开始产生了近现代以来独有的“生活美学”倾向。虽然古代中国也存在很多关于社会底层的民间游艺活动，如民间仪式、节日庆典、民间艺术、集市和庙会等，但是这些活动都说不上是“日常”的，反而是巴赫金所谓“狂欢”的，只有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对市民或底层社会开放，尚未达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以其中的美学并不能用“生活美学”一言以蔽之。“这种增量，对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来说，其影响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数量问题，它们会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悄然地发生质的变化，生活中开始有了现代时尚的召唤，现代交往方式中个人人格品位更加被权重，消费文化与审美行为的交叉互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现实。”另一方面，单就音乐会本身来说，无论是北京音乐会还是上海音乐会，确实存在某种民间性、日常性等大众文化的典范样态。阿格妮丝·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曾指出：“艺术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断言，审美思维方式的前提条件和原初模型，是内在于日常思维的异质复合体之中，它同时断言，审美体验也总是以某种形式出现于这一复合体之中。没有一个社会团体和生活方式不具备音乐、歌曲、舞蹈，其节日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顶点不为某种形式的艺术演出所伴随。”民国音乐会恰恰体现了赫勒所谓的日常生活与艺术关联的样态。在北京，校园音乐会也有一部分票或发售或赠送给社会人士，“人士”中既包括社会上流人士，同时也包括喜欢音乐的“素人”。在上海，多种类型的音乐会已经惠及上海各界人士，而且，音乐会召开的次数也非常频繁。当时的音乐会已经成为至少上海市民游艺消费的内容，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音乐会的“生活美学”特质。从学术史的角度说，民国音乐会所泛溢出来的“生活美学”表征远超过了音乐会本身的音乐史意义和美学意义，在思想史的层面上也存在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和思想价值。以民国现代音乐会为范式的“生活美学”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尤其是美学现代性特征。现代早期美学家将西方经典美学思想传入中国并民族化，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以确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美学相结合的道路以及世纪之交中国美学对西方美学前沿问题的接受与改造。实际上，早在王国维时期，美学就已经开始进行现代转型，除了传统美学史上言说的美学贡献之外，有学者还发现了王国维美学的生活意义，指出王国维承袭了叔本华的悲观美学思想。但事实上经过改造之后的王国维美学具有鲜明的“生活”潜质，“在这个以‘人生’为符号的‘哲学’理论框架中，表层‘人生’在前，深层基础却是‘生活’。有了‘生活’概念的出场，‘人生’才成为这个理论的合理性目的，才取得了合理的定义。”现代美学执牛耳者尚如此，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内中的美学现代性特征：在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向的过程中，美学现代性的产生并不是单线索的，生活美学已经成为这种转向的重要表征。虽然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儒道哲学也重视生活，但古典美学中的生活更强调“道”的层面，而现代音乐会及其他西方事物体现出了更多“技”的美学，音乐会应然所具有的“西方”元素和思想无形中加强了美学现代性的质感。

结语

综上可知，足见民国时期的音乐会举办是极其繁盛的，其种类之多功能之广为大多数后来人闻所未闻的。作为后来人的我们，在看到民国音乐会类型的多样化及举办的频繁化的同时，不应忽视民国时期音乐会在调节社会问题和矛盾时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并能引起相应的思考，这样过往的历史才不会显得毫无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曲雁.“五四”与“新音乐”理论[J].黄石教育学院学报，2020（1）：49.

[2]李方元.权力、话语与音乐的古今问题：近代音乐文化的结构变迁及其相关问题[J].中国音乐，201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