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献礼：珍贵的师生情

教师节献礼：珍贵的师生情

王皓淼

齐鲁书社

再过几天就是9月10号教师节了，可是我计划的《陶继新<论语>心悟》书评还没有最终完成。就在这个节点，我猛然找到了一篇探访高中历史老师的日志，稍加改造后公诸于世，可以一举三得：为教师节献礼，重温陶继新老师2018年的《做幸福的教师》，预热《陶继新<论语>心悟》的书评。

2010年3月3号和10号，我先后两次探访了我的高中历史老师王贵永。由于我们两人特殊的关系，课上我对老师毕恭毕敬，而课下我则称他为“老贵”。毕业后，由于时间因素和自己身份因素，我一直没能进入母校探访恩师。这个假期，各项因素都具备了，我终于得以重返铁一中，得以探访昔日的恩师。

老贵是山师毕业的本科生，1988年开始干教师，资历、经验非常深厚。起初，高一时我的历史老师是胡晋梅老师，负责1到6班的历史教学，而老贵则是12班班主任、负责11到14班历史教学；但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结束后，老贵通过我的语文作业，以及和他一个办公室的李福刚、吕遐的介绍，在一个周三的晚自习单独找我谈了话，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两年半的师友关系。在高二、高三两年，他直接负责我们班的教学，我们之间的交往于是更频繁、更深入了。高中时期，老贵对我的帮助，主要体现在读书和写文章方面，他认为我应当多读史论、史评，并附带尝试着搞一些考证性的东西。高一的第一次谈话后，天真的我猛然间觉得，这个老贵不过是个中学老师，知识面竟比我宽了好多。此后我就暗自嫉妒老贵，把自己和他分别比作小说中的周瑜和诸葛亮，发誓要超过老师。反过来，就像我工作后老贵与我沟通时说的那样——正是因为我的出现，才使得他的读书学习的欲望日益强化。

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2010年3月3号上午九点半。我敲开了老贵办公室的门，他立即起身跟我招呼了一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寒暄之后，我将我的专升本事情告知老贵，并将我在德院发表的论文拿出来给他过目，还拿出了我为了写论文搜集的所有打印稿资料。听着我的讲述，翻着论文和资料，老贵激动不已，还对当时在场的老师说我就是他最得意的那个弟子，并且拿着我的那份《学报》跟老师们炫耀。一个女老师看过《学报》和文章之后，调侃地说：“先不管刊物的级别，最起码是专业期刊，最起码什么书号之类的一应俱全啊！”我不会忘记老贵对我的指点，于是用手指着我的论文题目中“考述”二字，冲他来了一句：“老师啊，记得您在2005年曾建议我尝试着搞点考证的东西，现在我能交差了吧？”老贵一听，“怎么这话都记着啊！”我回了一句：“那是当然的。您看看我在校内对您的描述。”只见我编辑老贵为“特别好友”的描述中写着：“专业方面第一位影响我至少10年的恩师。”

没过一会儿，当初我高二、高三的数学老师刘兴盛下课回来了，一看我在，就冲着老贵说了一句：“嗬！你的得意大弟子来啦！好久没见了！”当刘老师也了解到我专升本和发表论文的事情之后，他感慨说：“这个‘教育产业化’害人不浅啊！唯独有官衔的教师和学校本身得利，赚钱嘛！可是对辛辛苦苦的一线教师和点灯熬油的学生们，这是弊大于利的。有的学生，他就是数理化不行、就是没那细胞，你非让他上什么补习班，也许短期能有点成效，可那对他将来长远发展是个沉重的包袱；他要是对某一学问很感兴趣，像咱王皓淼这就是典型的偏才，是吧，看看，啊，专科就发表论文了。这差距！所以这个兴趣的确很重要。别看我是个在高中教数学的，但我确实很同情现在的学生。”我对刘老师的这番话表示感谢后，又通过老贵的网页界面找到了我2008年搞的《“数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危机”研究日记》一文，刘老师大致阅览一后很惊讶地说：“很不错啊！观点、视角挺独特啊！皓淼竟然选择了数学的选修课！这究竟是什么动机啊？”我回答说：“这些个学科里面，历史是我的魂，这没得说；生物这门课程，我明知其价值，但就是抵制。其它科目，说实话，要不是应试，我都会自己学习的，因为这些科目我都是‘学科内偏科’，而不是完全没有兴趣；而应试考试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我对这些学科的学习积极性。”老贵此时抢过话来：“就看过几天开会能不能真正‘教育公益化’了。而这次所谓‘文理不分科’的说法，确实值得深思。”我和盛哥当即表示赞同。

刘老师三、四节还有课，先走一步。我跟老贵又继续聊属于我们的话题。剩下的话题里面，最主要的当属我最近的读书情况。老贵诉苦说：“哎呀！你们毕业后，这个新课标闹的，我们又得重新适应这些教材，时间本来就紧张；再加上你这一走，真被我当年言中了——读书的兴趣又消退了。”我二话没说，拿了纸笔，写下了4本书的书名和作者给老贵，并着重强调了其中《国家与社会革命》的重要性。老贵看着这些书名，说我的读书面已经扩展了好几倍。之后我们又聊名家、聊同学，旁边那些老师好生羡慕。

不知不觉中，到了差五分十二点了。我认为不便打搅老什么吃饭和午休，就和老贵告别。临走前，老贵又替他的同学、人大教授韩树峰提了个要求，说韩树峰想要全套《老照片》，并约好下周三（10号）我再到学校送货。

10号上午八点半，我拎着11册《老照片》和上次推荐的4本书，再次迈进老贵的办公室。很不巧，老贵去医院探病了。我就在老贵的办公桌前看了一个半小时书，主要是阅读《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又对老贵桌上的东西进行了“研究”，发现他2009.12-2010.01的工资条上明确印着“应发工资：3158.90”，他的教案和批改的作业也大致翻了翻，此外还听到室内其他老师的教学压力。到十点半我准时离开教学楼，经过花园时流连了一小会儿——这里曾经是我当初发泄心中郁闷和午休怡情的场所。结果，还幸亏我流连的这一小会儿：当我走到实验楼时，老贵打电话说他刚回到办公室。我和老贵于是有一次在学校见面。当老贵提出要为我送来的书付钱时，我千般拒绝，最后直截了当：“王老师，您如果坚持付钱，我立马把书拿回家。您和我这种特殊的关系，嗯，就当我用这些书再交一次学费吧——您一直没当我班主任，就拿这些书作学费吧。”好说歹说，我没让老贵付钱。随后，我和老贵边走边聊，涉及进一步深造的方向、现在学习重点、我学历史的天时地利人和等等。

由于中午家里有事，我没敢太多耽误时间，聊了大约40分钟后我与老贵告别了，否则这次很可能和老贵“聊”出一篇专业论文。

如今的我，已经在齐鲁书社工作五年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评论我们新出的图书方面。2018年春末夏初，我为《教与思：“孟伟工作室”历史教学案例与反思》写了书评，发表在《学习导刊》2018.03期，让老贵获益颇多。正是在这篇书评的影响下，2019年五一劳动节过后，昔日的老师正式确定：在他最新成功申报的市级“十三五”课题“逻辑思维视角下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由我担任具有参谋色彩的“校外专家”之一。

从我1994年读史以来，王贵永老师是第一位在历史学方面对我有直接、深远影响的老师，因而，为教师节献礼的文章，在《陶继新<论语>心悟》书评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只有我和王贵永老师的师生情最为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