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的战略与自由主义利维坦——约翰·伊肯伯里的克制思想研究

克制的战略与自由主义利维坦——约翰 ·伊肯伯里的克制思想研究

熊睿卿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 710100

【作者简介】

熊睿卿（2001-），女，汉族，江西萍乡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在读。

【摘要】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构建以规则、制度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表现为一种带有克制特征的宪政秩序。在此秩序中，作为领导国的美国出于延续权力与降低领导成本的目的以制度约束自身，实现自我克制；与此同时，考虑到话语权的增加与美国做出的承诺，次强国对“被抛弃或被主导”的顾虑得到降低，选择接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将自身纳入秩序规则中，这也是其实现战略克制的一种体现。在此基础上，在宪政秩序中实现克制的主要形式在于建立制度性协议，即“开放自己”与“约束自己”。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战略克制；约翰·伊肯伯里；宪政秩序

冷战结束后，世界呈现出单极化趋势。在此期间，美国学界就美国的战略选择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并陷入战争泥潭后，“克制战略”逐渐走进人们视野之中。以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为代表的“新自由国际主义”作为“克制战略”中的战略取向之一，强调通过规则实现对秩序参与国包括美国自身的约束，从而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并对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较于其他自由制度主义学者，伊肯伯里的思想更具体系性，而目前三种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流派都是体系理论，科学的国际政治理论非体系理论莫属，因此通过对伊肯伯里理论的分析能够更加科学地考察当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一、克制的学理概览

各学派对于克制的概念、国际政治意义与其战略实现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在论述约翰·伊肯伯里的克制思想前，需要明确克制的基本学理框架，并结合其“自由主义利维坦”假定对其中的克制效果与战略进行分析与探讨。

1. 克制机理及其战略设计

克制往往与大战略密不可分，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克制即表现为一国的“战略克制”选择。大战略至少主要包含确定目标与寻找威胁两方面内容，国家对于其对外政策目标的确定需要基于对自身实力的合理评估，取得国家承诺与实力的平衡，即讲究目标与手段相匹配。任何一个合理的大战略都需要根据其可行的手段来明确目的，并充分调动可用的手段来为目标服务。

“战略克制”即一国基于对自身权力与利益的考量，合理制定目标，谨慎运用权力资源，借以获得正向回馈的一种战略选择。这种“战略克制”强调通过结合自身实力与国家利益灵活地对对外政策进行收缩与扩张，其具有两大特征。

其一，“战略克制”以实力作为决策基础。“战略克制”是基于对自身实力的衡量所做出的战略决策，因此也是具备一定实力的大国所拥有的战略选择之一。在多数情况下，实力不够强大的国家所做出的“战略克制”通常被视为一种“妥协”甚至“屈服”。

其二，“战略克制”以利益作为界定范围。“战略克制”以本国核心利益为下限，并需兼顾他国核心利益。一国既不能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事务上选择克制, 也应将他国核心利益纳入决策的考察项目中。

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说，国际政治最重要的道德在于谨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强调制度对于国家的约束作用。因此，克制是国家实现长远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品质，其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一方面，不加以克制地使用权力往往会导致国家衰落。罗伯特·吉尔平在其体系变革理论中提到，一国进一步改变体系及继续扩张的成本与收益持平时达到国家扩张的极限。若一扩张强国在此情况下忽略了克制，未及时调整自身目标并减少成本投入，则会导致该国陷入不断衰落的局面。另一方面，克制能够使得一国对他国的威慑更具信服力。若威慑国从未明确地对权力行使进行克制，则无法使得被威慑国相信威慑国对于合作所做出的回报承诺，威慑的可信度下降。因此在威慑过程中，决心的展示与克制的选择都至关重要。

克制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学派中都有所体现，不同之处在于其对战略克制的兑现方式。各学派对于克制的动机与界定看法不一，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中，约翰·米尔斯海默等人倡导“离岸平衡”战略，其认为由于水体的阻隔使得跨洋进攻能力大幅度下降，所以美国应追求区域霸权地位，实行离岸平衡战略。罗伯特·阿特则强调“选择性干预”战略，即倡导美国追求一种在孤立主义与霸权之间的“中间路线”，通过有限的干预与选择性的介入保障美国基本利益。同时，新自由主义则强调制度的约束作用，各国在制度约束下更有可能实现合作，走向进步。

2. “自由主义利维坦”的想象与还原

伊肯伯里指出，二战结束后美国致力于构建一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围绕同盟体系、多边机制、战略伙伴和受保护国建立起来，通过相互克制和承诺的条约将西方国家与美国自身联系在一起。约翰·伊肯伯里所提及的“自由主义利维坦”即是美国通过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使得西欧和东亚的盟国实现权力让渡。

然而，该秩序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伊肯伯里提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困境与张力在近年以新的方式出现，致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逻辑和可行性受到质疑。其面临的挑战主要为以下两点。

一方面，秩序内部存在“权威危机”。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部存在着“一种关于自由主义秩序应当如何被治理的竞争”。随着新兴国家实力的不断增长，美国不再像过去一样得到其他国家对其霸权地位的稳定的认可与接受，其正当权威受到崛起的新兴国家、旧秩序权威关系消解等方面的挑战，体系内权利及权威面临着重新分配的危机。

另一方面，维持秩序与国内民族主义存在矛盾。美国国内对于其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承担的义务表示出担忧，国内经济的不平衡使得美国精英重新思考全球化与开放的经济政策。特朗普在大选期间对美国制造业回流及控制移民等问题的承诺也体现出当时美国部分民众的态度，其上台后的“单边主义”措施正是对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引起美国民众担忧的情况所做出的回应。

（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克制效果与克制战略

可以说，当前的自由主义宪政秩序是国际政治中有限的进步。任剑涛提出，出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世界性霸权的难以实现等条件，国际秩序供给中区域性霸主的竞争性霸权机制即使并非最优选择，也是最不坏的且唯一的选择。同时，如前文所述，约翰·伊肯伯里的理论的体系性特征使得其成为解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合适选择。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看来，制度的作用与价值体现在通过改变国家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进行决策的环境，使得各国政府以更低廉的成本达成合法谈判并拟定协议，政府间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得到缓解，道德风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有效减少。而伊肯伯里也对制度在宪政秩序中的作用也做出了详尽阐述，成为其克制思想的核心内容。

二、约翰·伊肯伯里克制思想透视

约翰·伊肯伯里强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宪政秩序”，其核心在于具有约束性的规则与制度。其中，其克制思想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克制的主体及其动机、克制的实现。

1. 克制的理性选择——宪政秩序

大战结束后的时期往往是重建世界秩序的关键时期。面对战后的秩序重建，领导国有三种不同的秩序类型选择——均势秩序、霸权秩序与宪政秩序。

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同于均势秩序与霸权秩序，其呈现为一种宪政秩序。所谓宪政秩序是围绕分配权利、制约权力行使的法治和政治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在此秩序中，制度与规则使得约束国家权力的措施具有可操作性，由此使得国家间关系具有国内宪政主义色彩。宪政秩序具有三个本质特征：其一，政治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得到了参与国的认同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具有合法性；其二，宪政秩序中的规则与制度对权力行使具有约束性、权威性限制；其三，宪政秩序中的规则与制度不易变更，扎根于广泛的政治体系之中。

2. 克制的默契选择——“自由主义利维坦”中的霸权国与其他者的克制机理

在美国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通过规则与制度对权力进行约束的制度克制往往体现为美国的“自我克制”，而次等国对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接受也体现出其愿意被限制在此秩序的规则、制度框架中，这也体现出次等国基于主动与被动局面共存的主客观条件而做出的战略克制选择。

对于领导国而言，其选择战略克制的动机在于保存实力符合其利益。其动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领导国通过战略克制延续权力。领导国通过建立约束性的制度化安排能够延续其权力，使得其在相对衰落后仍具有优势并继续从秩序中获益。制度化安排是领导国基于长期利益衡量对其未来权力延续的一种投资方式，这种制度所形成的惯性使得即使领导国在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依旧能够维持秩序稳定。

第二，领导国通过战略克制减少威胁从而降低领导成本。在战后国际秩序中，领导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权力悬殊是影响秩序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因为更弱国家无法保证强国会以一种难以被发现的方式使用其权力，其设法限制强国的行动自由。而基于规则和认同的克制能够缓和其他国家的制衡冲动。美国通过权力来强制次强国与弱国进入秩序的成本远大于其通过自我克制使得次等国自愿融入其创立的秩序之中，其以一种可信的形式对自身权力行使进行约束与克制，提升弱国及次强国对参与秩序的兴趣，从而将自身与其他国家捆绑在一起，减少制衡的威胁，其领导成本也相应减少。

对于次强国而言，其选择战略克制、接受秩序的动机主要有两点。

其一，在战后国际秩序中霸权国具有明显的权力优势，而均势理论所预测的对美国霸权的制衡并未出现，一方面在于次强国与强国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条件的成本过大，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的规则与认同。因此一个领导国自愿放弃一定自主权、约束自身权力的秩序既给予了次强国进行讨价还价的主动性资格，又大大减少了其成本，使得秩序对次强国更具吸引力。

其二，在一个领导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进行战略克制的秩序中，领导国的行为通过制度、规则更具有可预测性与透明性，次强国能够由此减少其“被主导或被抛弃”的顾虑，影响其对领导国的认知。

因此，基于上述动机，领导国与次强国的克制是其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默契选择。

3. 克制的策略选择——制度性协议

领导国在宪政秩序中实现战略克制离不开其中的制度，制度是宪政秩序稳定的基础。宪政秩序中的制度性安排为谈判提供规则、原则与范畴，这种安排“不但可以限制权力的绝对优势者对权力的任意使用，也可以确保没有永远的失利方”，将领导国与次强国、弱国锁定在同一特定的制度、规则范畴内，使得领导国在彼此的谈判中既坚持自我优势又做出妥协，并保证次强国和弱国获得了一定话语权，这种制度性安排对于两方都具有吸引力。另外，一个稳定的体系在于其内部具有能够适应体系变化与管理冲突的程序与机制，因此这种克制选择能够使得国家间分歧与冲突得到非暴力、机制化的解决，有助于体系稳定。

“制度性协议”表现为“开放自己”与“约束自己”。“开放自己”使得领导国的政策制定与权力行使更具透明性，从而增加次强国与弱国对领导国的“承诺”的信任。“约束自我”意味着领导国一定程度上减少“自主权”，增加其他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而通过领导国的实力优势与民主国家间制度和价值观等共性，“制度性协议”得以实现。

三、对约翰·伊肯伯里克制思想的反思

约翰·伊肯伯里的克制思想具有系统性、进步性的特点，相较其他学者，伊肯伯里的围绕宪政秩序展开的克制思想对于当前国际秩序更具有解释力。然而，通过对伊肯伯里克制思想的反思，其理论依旧存在部分难以自证之处。

1. 自由主义利维坦面纱下的权力性品味

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体现为其与其他国家的一种“制度交易”，如上所述，这种秩序是国家基于对利益的考量与权衡的结果。由此，这种宪政秩序建立的动机在于各方对成本与利益的考虑与分析，而非基于双方对于合作与进步的信念。同时，此秩序得以维持的关键因素在于国际制度回报增加，从而成为依赖性路径，正是此路径依赖而非其他国家的支持使得该秩序得以延续。不仅如此，伊肯伯里在阐述理论时也首先交代了其理论的现实主义基础，从整体来看，这种带有克制色彩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更是一种自由主义为表，现实主义为里的理论体系。伊肯伯里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领导国与次强国的“克制”视为制度性协议的产物，而秩序中的制度性约束与其带来的“克制”选择正是这种宪政秩序带有进步性的关键之处，但伊肯伯里回避了“克制”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一问题，这无疑削弱了克制思想在解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步性中的地位。

（二）自由主义利维坦的错位性品味

在冷战期间，美国创设制度的目的在于在全球扩展其实力及影响力，是美国制衡苏联的一种工具；而战后美国的伙伴国通过制度性协议使美国实现战略克制、创立宪政秩序的动机来源于当时美苏两极格局所带来的压力，而非使美国权力行使合法化。不仅如此，近年来美国在外交、军事及经济等领域的一系列单边行为频频出现，并未体现出其战略克制的效果，因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所体现出的“自我克制”的美国与现实仍具有一定差距。

因此，约翰·伊肯伯里的克制思想在功能性和普遍性上难以自证，而面对新兴强国崛起所来带的结构性矛盾及美国霸权在秩序中权力优势的相对下降，对于这种带有克制特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的讨论。

四、总结

自冷战结束以来，对于美国大战略的讨论从未停歇，其中作为克制战略的代表之一的约翰·伊肯伯里的“新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对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决策带来深远影响。

克制的关键在于目标与手段的平衡，是一种基于自身实力与利益考量下进行的战略选择，其对于国际政治尤其是自由主义学派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约翰·伊肯伯里提出“自由主义利维坦”的核心在于美国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所体现出的克制思想，克制的战略与“自由主义利维坦”之间存在内部逻辑联系。伊肯伯里的克制思想主要内容在于，美国所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体现为一种以制度性协议为实现形式的“宪政秩序”，秩序内的领导国与次强国基于战后状况与自身利益等多方面考虑，并通过建立制度性安排实现战略克制。

然而，其思想依旧存在部分缺陷。一方面，伊肯伯里的思想实质上是现实主义的变体，其思想中涉及到的权力保存、成本与收益的衡量等方面内容使其更体现为一种以自由主义为表、现实主义为本的思想理论；另一方面，伊肯伯里所提出的美国在秩序中的“自我克制”并未有效实现，与现实不符。

总而言之，即使克制往往体现为权力政治的变体，但在未来国际秩序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克制对于大国依旧关键，只有重视在对外决策过程中的战略克制，才能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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