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主义视角下马修森 ＜雪豹＞中的旅行行为分析

林露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摘要:《雪豹》是美国作家彼得·马修森关于其尼泊尔之旅的非虚构写作。本文借助逃避主义视角，结合逃－寻旅游动机模型，分析了马修森的旅行行为。本文认为，马修森通过对其所在美国社会的批判和向目的地文化的皈依，达成了“逃”与“寻”的愿景。但受制于旅途本身，他的“逃”与“寻”是暂时的。

关键词: 旅行 逃避主义 现代性

一、现代性与逃避主义

20世纪是充满变化与挑战的时期。一方面，人们继续受益于现代文明的蓬勃发展，资本与技术的积累与革新，助力人们探索以往鲜少到达之地，人类活动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机器的自动化与重复性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但也让现代人陷入“无聊和无意义”的日常中（Cohen 1979）。人类依靠“技术”、“想像”与“思维”构造的现代化环境，不一定让人幸福，反而可能导致“更加忙碌”与“沮丧”的状态（段义孚2005:19）。

现代性催生的生存、经济、社会与精神危机（左晓斯 李钰 2009），加剧了人们对逃避主义这一生存策略的依赖。逃向自然，是久居城市者经常选择的方式。人们重返纯朴自然的情感，古老且悠久。但这种“自然”，很有可能只是“乡村、景观、荒野之类蕴意丰富的单词所构建出来的文化世界”，是人类“经验与历史（或文化）的产物”，是一个想像的美好，而不是自然本身（段义孚2005: 21,103）。

二、旅行作为一种逃避的方式

在旅游动机研究中，阿荷拉的逃－寻模型与逃避主义的内涵非常相似。 “逃”是旅行者为缓解焦虑，离开日常环境， “寻”是采取行动满足内心需求（张宏梅，陆林，2005）。下文将借助逃避主义的视角，结合旅游动机模型，对马修森在《雪豹》中的旅行动机与体验等进行解析。

1. 马修森尼泊尔之旅的动机

马修森的雪山之旅，直接原因是野生动物学家夏勒邀请他一同去尼泊尔观察岩羊，邂逅雪豹。依此来看，这是一次寻找雪豹之旅。但他自述在出发前一年遭受丧妻之痛，正处于人生的低潮期，这次出行便颇有寻求解脱之意。旅途中，马修森更注重他的内心体验。例如，在写到夏勒为空耗时间和经费而焦虑时，他话锋突转，描述了红叶浮在宁静湖面上的自然景致。这种一动一静，世俗物质与禅宗自然的对比，在小说中并不鲜见。直到旅途结束，马修森都未看到雪豹，但他反问，这不也是很好么？看似同旅途初衷背道而驰，但这正说明推动马修森出走的深层动机，已不在动物雪豹，而是在“逃”离世俗中，找“寻”雪豹背后的自然力量与东方文化。

相比马修森的逃－寻模式，夏勒的尼泊尔之旅，时间（岩羊发情期前）、地点（舍伊）与目标（观察并收集数据）明确，他会因条件恶劣而暴躁，因物质匮乏而担忧，也为达成目标快乐。夏勒的行为模式，深受世俗、工业化社会的影响。虽然在旅程后期，他也变得放松，认为缺就是满，但总体而言，夏勒的旅程是一次科研之旅，他在地理上的迁徙，并不是出于现实世界的出走。

2. 批判：马修森的“逃”

批判是马修森进行社会与文化出逃的重要方式，马修森高度赞扬诸多东方哲人（如老子和甘地）所提倡的“乡村生活”，而对线性发展的现代化社会无情批判。例如，他对Yamdi河畔的贫穷村庄极尽溢美之词，认为这些东方村落美丽清幽，村民自给自足自得，人类、动物与自然和谐共生。他评论，“这些村民拥有的财产甚至比博卡拉的人还少，但村庄的古老经济模式，使他们免于现代贫困”。在古老与现代，自得与贫穷的对比中，马修森完成了对西方经济社会的间接批判——技术发展与资本积累只让富人更富，无法免穷人于困顿。相反，麦当劳化盛行的资本社会，更让人异化，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疏离，个体陷入极大的不安与焦虑。这种与原先社会文化与信仰的背离（deviation），使马修森在其美国社会的生活反而变成“流放（exile）”（Cohen，1979），而他的尼泊尔之行则是追根溯源的回归之旅。马修森在《雪豹》中也印证了这点，他曾写到，西藏文化是当今人类最后的“避难所”，西藏之行是“真正的心灵朝圣之旅”。

在路上让马修森成为了美国社会与生活的“他者”，对西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但讽刺的是，这种批判本身仍充斥着典型的西方二元对立。在他笔下，出现了不少诸如西方与东方，贫穷与富有，美好与破坏，割裂与和谐的表达，这种对立与冲突，显然与东方文化推崇的多元共存背道而驰。此外，随着与当地交流的深入，马修森越发意识到朴实面庞下的懒散、背信与争利，并感到生气与无奈。这也表明，喜马拉雅山下纯朴美好的田园生活，只是马修森有限体验和文化感知的产物，是一种远距离的美好想像。

3. 文化皈依：马修森的“寻”

不同于科学家夏勒，也不同于一般旅游者，马修森在旅途中，总试图跳出己身固有思想，运用东方宗教或哲学体系来诠释所见所闻，这也赋予他的写作一种独特性。他这样描述过一个老人的葬礼，“博克拉郊区有位老印度教徒撑坐在篓子里，由四名仆人用竹竿抬着，他一定是要去瓦拉纳西——看来像是最后一次到恒河“圣母”那儿，最后一次到火葬场四周的黑暗庙宇，到那些招待所去，等着加入河边白衣尸体的行列，等着被放在柴堆上烧”。在马修森眼里，葬礼变成了老印度教徒的最后旅行，老人穿过城市，朝圣恒河，走过庙宇和房屋，最后加入到生命的篝火派对中。即使是被焚烧，马修森也运用了主动态而不是被动态（“等着加入”，“等着被放”），这种写作方式解构了科学定义的死亡，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赋予老人一种主观意识与能动性。马修森试图告诉读者，老人在用自己的意志走向死亡，身体的衰败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值得一提的是，马修森对死与生哲学问题的触及，并不是以论证方式展开，而是通过故事缓缓道来，颇具东方话语特点。马修森也试图通过这次心灵朝圣认识自我。在一次异常艰险的攀登中，他的思绪突然转向了“面前在阳光下的两只手”，他写到，“［两只手］和我老父亲的手并无不同。此时此刻，我是我自己，曾经是孩子，将来是老人。”在这句话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不再，过去、现在、未来都融于此刻，在时空交错中，马修森顿悟了自我同自我以及同他人的和谐统一。

然而，马修森的皈依是暂时的。他的体验被地理的迁移增强，反过来也被空间变化所限。在他踏上返程，远离喜马拉雅而去时，他愈发感受到曾经困扰他的现实世界的拉扯，并变得焦虑。这种焦虑或许可以通过禅宗的方式缓解，但没法根除，只会促成马修森的再次出走。事实上，马修森也确实在亚洲之行后，深入非洲与南美，并写出了《非洲沉默》与《云雾森林》二书。

四、结论

综上所述，马修森的尼泊尔之旅，名为寻找雪豹之旅，实为逃脱现实束缚，寻求内心平和的体验之旅。在旅途中，马修森通过对其所在现代化社会的批判，完成了“逃”，通过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的靠近和皈依，达成了“寻”。但这种逃－寻模式是暂时的，马修森仍要面对旅途结束，离开目的地之后的失落。

参考文献

［1］Cohen, Eric (1979). Phenomenology of Tourist Experiences[J]. Sociology, 13, 179-201.

［2］Matthiessen, Peter (1987). The Snow Leopard [M]. London: Penguin, 1987.

［3］段义孚（2005）.逃避主义[M]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4］张宏梅，陆林(2005).近10 年国外旅游动机研究综述[J] .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5, 24(02),60-63+69.

［5］左晓斯, 李钰(2009). 现代性、逃避注意与后现代旅游[J] . 思想战线, 2005, 35(05),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