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塑造 民族精神的路径思考

梁海飞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浙江省绍兴市 312369

摘要：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趋势与一股逆全球化的暗流在不断博弈，对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展现和民族精神的培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体育作为一种激励源一定程度上定义了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方式，也能通过其特定活动场所的群体表达凝聚社会，进一步塑造民族精神。面对体育全球化的扩张和体育工具理性的肆虐，新时代中国体育发展一方面要重构体育发展理念，另一方面要完善体育发展环境，才能实现体育塑造民族精神，实现中国梦，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体育 塑造 民族精神 路径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空前巨大，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吹捧，阶段性地出现一种价值真空危机，并进一步影响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也制约了民族精神的塑造和中国梦的实现。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中类宗教文明活动，已演进成为人类的一种具有独立体系的文化形态，它渗进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穿上印有国旗的服装，和参赛者一起共唱国歌，共同体验胜败交融的心路历程，这些在体育活动中比较常见的群体行为会把运动员、观众等个体参与者与国家、民族连接起来，加之承载在这一活动之上的仪式与象征意义，不断催生“同志爱”似的共同体意识，彰显体育在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强大动能。

习近平同志指出，北京冬奥会，必将极大振奋民族精神。2020年9月22日，在全国人民取得抗疫阶段性胜利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体育既承担增强人民抵抗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也通过产业发展承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用十五年的时间完成“文化、教育、人才、体育”等方面的“四大强国”任务和“健康中国”目标，包括体育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为了研究体育如何凝聚中华民族并塑造民族精神，需要对中西方学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民族精神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进行深度思考和整体梳理。

2. 中西学者对民族精神的不同思考

相对于“种族”的生物学特征，民族是一个更多呈现社会学特征的概念，是否是同一个民族不是从肤色、毛发、血型等方面定义，更多要从语言使用、生活区域、饮食习惯、宗教风俗等历史范畴定义。只有长期使用共同语言才能形成可交流的文化共同体，只有长期在共同区域生活才能型塑比较稳定的生活圈，只有长期一起劳动工作才能缔结比较深厚的组织认同感。近代以来，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民族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政治和国家特征，引起各个民族和中西方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民族和民族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1. 西方学者对民族精神的理解

18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为德国从封建走向现代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带来了民族主义的兴起，生于1744年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从所处时代出发，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特殊文化，即该民族特有的“弥尔赛品质”，这一特殊文化体现了该民族的共同精神。因此，赫尔德被誉为“民族主义种子的播撒者”和“民族精神的发明者”。黑格尔从辩证法的角度把“民族精神”或者“世界精神”看成是和人类历史同步发展的动态历史主体，注重从人的自由意识——世界精神的现实具体形成过程中展现民族精神，并且发现了作为“一国文化普遍原则”的民族精神对国家发展具有“特殊鼓舞作用”。¹虽然黑格尔是基于理性主导国家发展的唯心主义观点分析民族精神的，但他对民族精神的动态发展规律和对国家发展影响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探索民族精神与民族生存发展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探索民族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通过一些诸如：语言、艺术、饮食、体育等社会活动的组织开展，达到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

2. 我国学者对民族精神的理解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民族精神不同于民族文化的复杂内涵，更多体现在一个民族优秀、积极、进步的精神面貌。如张岱年认为，民族精神的确立要体现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民族精神要“为多数人信奉”，具有“广泛影响”；另一方面，民族精神能体现民族的张力和活力，有“激励人们前进”的作用，同时还能借助一定社会载体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国家发展。²，另一些学者则从广义理解民族精神，认为民族精神一般包含先进与落后、高雅与低俗、正面与反面、积极与消极等各个方面，并把民族精神和其价值系统结合起来理解特定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民族梦想；把民族精神和其思维方式结合起来理解特定民族的道德观念和思想理念；把民族精神和其社会心理结合起来来理解特定民族的主体倾向和文化心理。

（三）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精神的理解

马克思对民族精神的历史理解继承了黑格尔，又超越其绝对唯心主义的哲学理念。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代，一方面，资本家的资本积累带来了无产阶级的经济上进一步贫困，个体生活工作自由的逐步丧失，生产生活的异化加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也使大多数亚非拉国家沦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压榨、主权侵犯和人权践踏促使被压迫地区民族自觉的意识日趋增强，民族解放的诉求日益高涨。因此，马克思虽然没有对民族精神有直接论述，但他把对民族精神问题的研究融入到社会历史的大变革、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以及民族的解放等重要问题中加以思考，他认为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是同步的，而民族的独立解放应建立在民族精神的独立基础之上，并把一个民族在精神层面的独立和解放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关键一步。这些观点为被压迫民族塑造民族精神，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实践提供了思想武器。

三、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路径思考

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有激励作用的社会设置，它通过促使一个国家或民族形成共同价值和共同精神、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从而塑造民族精神。同时，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会导致体育本身的异化，对人的发展、社会稳定和命运共同体构建都造成负面影响。要实现体育对民族精神塑造的积极影响，实现体育强国目标，一方面要重构体育发展理念，另一方面要完善体育发展环境。

（一）重构体育发展理念

实践中忽视体育在促进人类全面、协调发展方面的功用必然会导致以功利性的诉求代替体育理想。这种凸显工具性的体育发展理念没有从体育的本身出发，没有着眼于人的长远发展，也没有着眼于世界和平的诉求，实际上是一种对体育的短期不可持续性诉求，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些国家的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因此，需要完成对体育发展理念认识上的科学回归。

1.从“种”意识到“类”文明的回归

现代体育运动表面上看起来是超国界的，但是冠军的国家民族身份会通过比赛中奏国歌、升国旗等仪式表现出来，获得世界冠军的体育明星经常被视为民族英雄，体育赛事也成为强化共同民族文化，塑造民族精神的类宗教的一种形式。如果一个体育人代表一个不被民众支持的对象，对他以及和他有关的团队尊重就会缺失，体育的群体性特征决定了体育有助于促进一个社会、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的形成。如1980年代横扫世界排坛的中国女排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自信心，“女排精神”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特征。1986年球王马拉多纳在墨西哥世界杯上帮助阿根廷捧起大力神杯，也让刚刚马岛之战失败的阿根廷的国民重新团结在一起。2020年发生在美职篮的“莫雷事件”，一个体育经理人的不尊重中华民族的言论导致莫雷本人及其所属球队成为支持祖国统一的中国球迷抵制的符号。

但是如果过度强调体育的政治功能，如只强调“为国争光、国家至上”，却不关注运动员个人身心的全面协调发展及公平竞争，便会使体育陷入“种”意识的泥潭。为了获得和维持出色的成绩，赢得体育英雄的地位，有些管理者、训练者、运动员会铤而走险，采取贿赂、作弊以及服用各类兴奋剂等违反体育道德的方式获得体育领域的短期利益。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的冠军长期来说会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国家形象的维护带来巨大的风险。一些青少年因为年龄原因，在和平年代往往会把体育明星视为“英雄”式的青春偶像，而个别体育明星的失德行为和负面价值呈现有可能对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青少年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要剔除体育民族主义中的“种”意识，树立以“公平竞赛、教育青年、促进和平”为核心的公共体育精神从而强化“类”文明。

2.从生物工具观到人文价值观的回归

生物工具观绑架下的运动员及其团队会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铤而走险，背离“竞争、公正、友谊”的公共体育精神，赛场上的假摔、假球、兴奋剂，赛场外的腐败、赌博等问题都是强调体育的工具功能的恶果。具有先天性缺陷的体育生物工具观成为了赛场假恶丑的理念原罪，在理论上为体育乱象摇旗呐喊，给丑陋无比的一些行为戴上所谓“为国争光”的光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劳动异化时认为，劳动者对象化的结果便是主体地位的丧失，运动员已经不能把体育看作是主体的自我探索、自我表达的方式，而只是为了资本市场获利而刻意塑造的一个客体角色，生物工具观下的体育限制了运动员潜能的自由发挥，同时赋予资本市场对运动员更大的影响并进一步背离体育本质。体育作为人类为理想目标而设计的一种社会建构，在资本经济的运作下逐渐在发展中异化，这对体育参与者的身心全面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造成了负面影响。

我们应该把生物工具观和人文价值观统一于体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从生物工具观到人文价值观的回归。体育运动在追求超越自我的同时，大力张扬人类文明发展所需的一种“人文价值关怀”。体育人文价值观的确立，可以进一步提高竞技体育领域的纯洁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货币化体育发展中的困境要求我们必须从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无论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还是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通过体育凝聚人心，也才能使体育的人文精神得到正确贯彻，推动体育适度塑造民族精神。

（二）完善体育发展环境

体育的发展环境是否健全也影响着体育的发展状况，要适度发挥体育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作用，推动体育在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方面的作用，必须完善体育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

1.培育健康体育文化环境

体育振奋民族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开方性地参与世界竞争的功能。当民族传统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出现民族体育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冲突的时候，需要不同体育文化秉持“求同存异，相互包容，携手并进”的健康体育发展观，体育才能适度发挥其塑造民族精神的功用。同时，健康的体育文化倡导在严格的规则实施下的真实性、公平性竞争，这种文化不仅可以让从事体育运动的人跨越种族倡导种族平等，跨越性别推动女性权利维护，跨越宗教宣传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阶层致力共同富裕，通过体育活动的参与进行技术和精神的交流，以赛会友、增进共识，为他们提供集体参与和认同的机会。

为了培育健康体育文化，我们要充分挖掘体育中的文化内涵，在青少年体育活动中注重培育“增强体质、健全人格、享受乐趣、锻炼意志”的健康体育文化；在竞技体育中要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强化拿道德金牌、风格金牌、干净金牌。在体育全球化的背景下，确保体育塑造的是具有包容性而不具有排它性的民族精神才可以说体育是适度地塑造了民族精神。

2.优化体育制度环境

体育作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暂时搁置，根植于广阔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在体坛与政坛日益同构的今天，体育必然具有塑造民族精神的政治属性，这就要求体育要承担增强政治归属感的职责，所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环境对其体育发展以及体育塑造民族精神的影响很大。

首先，发挥我国体育管理制度优越性。我国的体育发展目标是以人为本，在制度上保障每个公民自由平等的享有参与各类体育运动，同时政府高度重视，协调国家、社会、学校各层次体育资源，统筹协调发展我国体育事业。要创新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制和国家队管理体制，重点是积极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实施十四五规划中的体育强国战略。充分发挥体育增强基层凝聚力从而进一步塑造民族精神的动力。打破体教分离的陈旧体育发展方式，拆除伫立在学校、社会、家庭之间的体育教育之“墙”，建设政府与社会、学校与家庭协同体育育人机制。强化科学管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洋为中用，发挥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势，进一步推进我国体育治理体系与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其次，加强体育法律制度建设。虽然体育有充当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当体育没有在一个健康的体育发展理念指引下，并且在塑造民族精神中的工具价值被夸大时，体育便有可能对个体健康特别是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这时候体育的法律制度建设尤为重要。我国为加强体育的顶层立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保障体育的公平竞争，制定了《反兴奋剂条例》；为推动体育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为使群众体育落地生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及时颁布。多部和体育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颁布一定程度上为推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有序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但相对于国家法制建设和法制改革的进程以及新时代国家体育发展的现状，我国体育立法仍然比较滞后。针对日益严重的体育异化现象和体育市场的无序，为了提升体育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功能，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需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体育法治体系，才能为执法、守法以及体育法制监督提供明晰的途径。

作者简介：梁海飞，男，（1976.12-）河南商丘人，法学硕士，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1 [德]黑格尔，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2页。

2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