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大学 朝汉文学院 吉林 延吉 133000 ）
摘要“道”在现代汉语中是个较常用的量词，前人学者对“道”的产生及其历时演变都有过一定的研究，但是数量不多，研究范围也不算广，因此对量词“道”的发展和语义演变的深入研究，对于现代汉语量词的研究及学习具有一定的意义。首先，本文主要讨论了量词“道”的产生及发展。在三国以前的文献中，“道”基本用以名词功能，而在三国以后，其量词用法逐渐显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应用；到了唐朝更加成熟；但自清代以后量词“道”的发展因各种因素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其次，讨论了量词“道”所限定的名词的类型及量词“道”的语义特征。
关键词：量词、“道”、历时演变、语义特征
量词“道”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在生活中使用量词“道”的频率很高，是人们在交流时不可或缺的量词，量词“道”虽然在人们的生活中频繁的出现。所以量词“道”的演变过程值得我们去研究，它经历了由产生道发展再到广泛最后缩小至现在的几种用法：1、用于长条形的东西。2、用于门、关口等阻碍的事物。3、用来称量一些分次、分向或分程序的东西。4、用于某些分程序的动作。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说，“道”指“道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虚化为量词，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广泛发展。王力《汉语史稿》中说，量词是由名词演变而来的，量词“道”也是如此，他们的语法意义都是从他的本义演变而来。孙琪认为量词“道”的起源应该追溯到三国时期；孟繁杰（2015）《量词“道”的历时演变考察》中说，量词“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在唐朝时期得到最大的发展，又在清代锐减。本文通过综合前人的研究来论证量词“道”的最终发展历程。
量词“道”是从“道”的名词演变而来的,“道”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就是“道路”的含义，在汉朝末期零星出现了量词的用法，在魏晋南北朝被广泛使用，直至清代衰退。
在先秦时期，“道”字主要是使用它的本义“道路”，例如：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经.小雅.大东》）
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国语.卷二》）
还有除了“道”的本义被广泛使用，“道理、道义、规律”这个意思也同样使用广泛，例如：
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吕氏春秋》
从这些例句我们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道”的意思主要是“道路、道义、规律”这些意思，例如（3）中的“道”字是指“道路”，它们还未虚化为一个量词使用。
在秦汉时期“道”还是作为一个名词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道”的用法明显增多了。在东西两汉时期，“道”字的用法基本上都是名词性用法了，但是种类很多，例如：
会天大雨，道不通。（《陈涉世家》）
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之士也。（《过秦论》）
例中的“道”是“道路”和“说”的意思。但是因为“道路”是长条的形状，我们在翻译是会加上量词，我们可以推断量词“道”的虚化是在这里有了萌芽。
在汉朝末期，时局动乱，许多佛教的经书传入中国本土，对于他们的翻译又衍生出很多新的语法。《太平经》里有这样的几段含有量词“道”的语段：
象天者，三道通文，天有三文，……故当三道行书，……二道行书。象人者，一道行书，尚见苟留。（《太平经》卷五十三）
刘祖国在《太平经词汇研究》中这样解释“行书”：“上天所赐开启民智、安邦定国的神书，共三道。”这里的“三道行书”就应该是量词的用法。这里的“道”是作为量词来修饰“文书”的，这应该是“道”作为量词修饰文书类的最早的记录了。由此，我们就可以推论“道”作为量词最早出现在了汉朝中后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它被广泛发展。刘世儒先生说：“‘道’指‘道路’作为量词自当陪伴‘道路’开始，也有用于‘门’或‘桥’的，这就逐渐转虚,但同道路义仍不无关系，因为‘道’量‘门’量‘桥’仍取其有道路可通行‘道路’是绵长的，由此引申，就可以用于‘长道形’之物又因为道路可以通行，由此又可以引申来称量文书，因为文书也是有‘交通’、‘传达’义可说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道”开始被大量使用，例如：
但三道通行八方之书，民吏白衣之言，勿苟留。 （《太平经》）
为佛造作三道宝阶。（《撰集百缘经》十卷）
这里“三道宝梯”和“三道宝阶”是同一个意思，是指在佛门种大地通往天界的途径，关于“三道宝阶”佛教是这样释义的：当佛陀转世成为神仙的时候，需要迈过三个阶梯。这里就是说天地之间有一个通道相互贯通着。“宝阶”它并不是真实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是人们主观认识中的形象，而“道路”这个意义在现实之中是可以找到客观实物的，并且大部分都是纵向的延伸，“通道”这个意义会更加贴合这个意义。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还被用作称量“门”，例如：
七里桥东一里，郭门开三道，时人号为三门。 （《洛阳伽蓝记·卷二》）
三道门塞诸章灭矣。（《法苑琳林》）
量词“道”用于称量“门”首先，我们可以看做“门”将门后和门前的地域连接起来，形成一条类似于长条形状的通道，所以用“道”来称量“门”。如例（9）“郭”是指“城郭”，就是古代的城墙，为了方便人们进出城内外需要在城墙上开上数个城门，城门将城内和城外连接起来，形成了抽象意义上的通道，这样“门”也可以变相看做是一种通道，所以用“道”来称量它。其次，我们发现在“道”称量“门”时，门不会是一个，而是出现了数道门，这样就在空间中就会有序的纵向排列，给人一种长条形状的主观印象，所以用“道”来称量“门”。如例（10），这样我们很容易就联系实际就将这些门按序排列下去形成一个长条状的通道，所以用“道”去称量。
在魏晋南北朝，量词“道”称量最多的还是长条状的东西，例如：
十四日夜有光三道。从堂而出。(王邵《舍利感应记》）
故受五道苦乐等身，此是别业所感。（《禅源诠序》）
数道朝臣衔命去，几番□表谢恩回；（《敦煌变文》）
以上的例子中都是量词“道”称量“长条状”的事物，这些长条状的事物又不仅仅是静态的，他们大部分都是由一点向其他方向进行延伸形成一个条状物的动态过程，这是“道”称量长条事物的独特特征，这是因为“道”有道路的义项，“道路、通道”本身就具有延伸性，所以“道”在称量长条状事物得时候，这个长条状事物必须也需要具备延伸性、动态性。认知语言学的典型化效应理论指出，物体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特性，名词范畴原型，决定了该类物体被称量时所使用的量词。在认知不平衡性的作用下，视觉上凸显的特征更易成为该事物区别于一般事物的首要特征，促成一种“形状一联想一事物本身”的转换机制。在观察“道”与这些事物搭配使用时，我们可以得出“道”中的“交通、通道”这个义项逐渐向“细长条”这个义项转变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还会称量“桥”，例如：
渠上有通仙桥五道，世人谓之五桥。 （《大业杂记》）
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徐凝《七夕》）
相同或相似语义场的词往往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语义特征，道路与桥梁根据通行功能被归纳于同一语义场。在类化作用下，桥梁也可以用“道”称量。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道”称量“桥”最早是出现在隋唐时期。
量词“道”还用来称量“文书”，例如：
或有写书人者，可写一道与吾也。 （王羲之《杂贴》）
著蜡罢，以药傅骨上，取生布割两头，各作三道急裹之。 （《齐民要术卷第六》）
在古代，文书主要是用于两国的交通交流，是需要传递的，在传递过程中就会有两个端点，其中一个端点是文书的发出过，终点是文书的接收国，在这个意义上，就会在主观印象上形成一个通道，所以用量词“道”来称量“文书”类的信件。
总的来说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在这些用法中，用来称量“长条状”事物的用法是最普遍的。这其中也隐藏着两个发展线索，一是由交通通道的语义特征发展而来的，用来称量门、桥、文牍等具有交通性质的对象；二是由长条状的语义性状成长而来的，用来称量细长形状的事物。
唐代，是经济政治文化空前繁盛的朝代，在唐代，量词“道”的用法也被极大的丰富了，不再仅仅只是称量“门、桥、文书”等事物，例如：
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 （徐凝《七夕》
神咒三道。 （唐《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
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 （《封氏闻见记》三）
除了这些用法，还会称量许多其他相关的事物的的。但是 ，在这一阶段 ，“道”称量的 “文书类 ”事物 ，都是由 “文牍 ”这一领域属性类化而来，与最开始的“通道、道路”这一意义已将相去甚远了，这就证明着“道”的实际意义已经在逐渐的消失，“道”的意义在逐渐的虚化。
在唐代，“道”字最经常被用来称量长条状的事，有“光、气、烟、虹、风”等。 例如：
有白气两道，出于北斗东南，属地。 （《陈书·本纪第三》）
三道烽烟过碛来，受降城上探旗开。 （薛逢《狼烟》）
“道 ”的另一种较为常见的称量是“水”，例如：
层冰塞断隋朝水，一道银河贯千里。 （李涉《濉阳行》）
日炙旱云裂，迸为千道血。 （司空图《华下》）
“水”的流动过程是呈“长条形”的，而且“水”是液体，它是流动着的，所以它本身就具有“延展性”和“动态性”，这些条件就使得“水”可以用“道”来称量它。
在唐代，可以说“道”字的各个方面的用法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可以直接称量“文牍”，例如“文件”、“诗文”、“符咒”等； 称量“长条状动态事物”的用法也开始泛化，不管是实际上还是主观上类似“长条状的事物”就可以同意用“道”来称量。
宋元时期，量词“道”产生了更多量词的用法，并且还带有强烈的口语色彩，例如：
下颏上勒一道深痕。 （关汉卿《救风尘·第三折》）
作为量词，“道”在元杂剧中的主要意思是：几遍、几次的意思。认知语言学以为动词或名词发展为动量词主要依靠转喻机制，一般是处于一个认知域内，用一个显著的特征来替换整个认知域。“道”的主要功能是穿过、越过、行走，“走”是完成这个动作的具体行为表现，通过转喻机制，“道”就具有了能称量活动的失误了。
Heine 等指出：“由源概念进入语法概念的过程可用一个基本范畴描述，这些范畴依照各自隐喻的抽象程度，呈下列单向性链条排列：人 > 物 > 动作 > 空间 > 时间 > 质”。通过不同等级（由具体到抽象）认知域的转换，量词的虚化程度逐渐加深。
到了清朝，量词“道”的使用范围急剧缩减，归其原因一是被一部分专用量词所取代，二是量词的规范化所致。
1.3.1清代的量词“道”
清朝量词“道”的搭配范围缩小了许多，例如：
自是之后，德君详察思天教天文，为得下吏民三道所共集上书文，到八月拘校之，分处为三部。
一道风霜行处肃，动摇山岳鬼神惊。（《东汉秘史》）
在清代，量词“道”能搭配的名词数量已经呈缩小的趋势了，在明代可以用
“道”称量的事物在清代却不可以甚至被替换，如，量词“条”顶替“道”与服装、木材、蛇、魂魄等形成固定搭配。在明代由于搭配的泛化，增加人们的语言负担和词汇搭配的负担。基于这个原因，到了清代，为了规范名次与量词的使用，就筛选掉哪些不规范重复的搭配，使其形成更加固定稳固的搭配关系，这样“道”的适用范围就大大的被缩减的许多，能够跟它搭配的名词也是大大的锐减。
量词“道”的所限定的名词可能是的“长条状”事物或者是一个平面的事物，这个长条状的事物可能会呈现一个线性的平面；可能会形成一个呈阻碍作用的障碍；可能会形成一个通道等等。
量词“道”的基本语义特征是具有依附性的而且必须是长条形的，这不仅可以解释所有“道”的用法，而且可以和其他长条状量词形成区别性对立。
量词“道”所搭配的名词必须都是长条状的，例如
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走向店里去躲了。（《水浒传》）
已经被打出了一道 一指宽的豁口。（《檀香刑》）
我看见她的背上全是竹席垫出的一道 一道人字纹。（《高兴》）
例1到例3中的“烟”“清光”“豁口”“字纹”都是长条的形状，无论是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的实际物体，他们都是一个长条状的形象，如“烟”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还形成一个长长的通道，所以用“道”来称量它。
根据量词“道”所搭配名词我们可以将量词“道”划分为以下的四类：
原型成员
量词“道”的原型成员应该具有名词“道”的本义“道路”的义项，即必须依附于地面，例如：沟、河、路、街、墙等等，作为原型成员不仅必须具有脱离母胎名词的语义特征，还应该具有延伸出来的义项。例如：
可是找前寻后，一道沟都跑遍了，并不见张有义的影子。（《吕梁英雄传》）
我们站在庙门前石栏杆边，看这个肩背已佝偻的老妇人，一道 一道田坎走去。（《巧秀和冬生》）
时不时地伸出前爪在冰墙上抓一把，抓出一道 一道的深沟来。（《藏獒》）
翻过一道 不太高的坡梁，可以看见公社所在的小镇了。（《绿地》）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沟”“田埂”“坡”都是依附在地面上的，离开了地面他们的语义就不会成立，“道”在称量这些名词时可以凸显出这些名词对于地面的依附性。
特定依附道广泛依附
量词“道”的原型成员是必须依附于地面的，这个就是特定的依附；随着“道”的使用不断的扩大，原型成员的范畴就会向外扩张，就会延伸到依附于其他事物的名词性成分。如：皱纹、条纹、褶皱、棱等等。例如：
他胳膊上和腿上也布满了伤疤，脸颊上还有一道 严重的疤痕。（《生命如歌》）
他在心里盘算着一道 代数题，正数与负数相乘之积，永远是个负数。（《冬天里的春天》）
他温暖、关切的声音仿佛在我心中撕开了一道 伤口，我几乎昏厥过去。（《情感的迷惘》）
例1之中的“疤痕”它是依附在人们的皮肤之上的，例 中的“代数题”是依附在纸张或者其他媒介上的，例 中的“伤口”也是依附在人的皮肤上的，由此我们说“道”的范畴向外扩大，形成了广泛依附。
互相依附和主体依附
互相依附是说A依附于B，同样B也依附于A，互相依附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空间依附，一种是时间依附。空间依附如：这里有20道关卡、20道门等等，每一个“关卡”或者“门”都是呈序列的方式排列的。时间依附如：茶的烹煮顺序、菜肴的烹调次序、公文手续等等，他们是在时间上呈现了一个时间线。 主体依附是说有一些名词是可以通过口头或者书面形式表达的。
本文主要是对量词“道”的历时演变及语义特征的研究。首先我们分析了“道”在远古时期就被当做“道路”来讲，“道”在虚化为量词后，很快被人们所接受了。三国时期，“道”内当做量词使用的例子出现了，用于称量“起通道作用的事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道”已经可以应用在许多文献之中了，量词“道”产生了许多新鲜的用法；唐代，量词“道”的用法进一步扩大，可以称量“文书类”的事物；宋元时期进一步扩大了用法，可以称量更多的名词；明清时期，“道”只是在前代的根本上上称量对象的不断发展和泛化，在用法上没有新的变变革； 在现代汉语中，是对明清时期间的规模泛化进行了拆散和校对，因而在称量对象上有所缩小，但用法基本是沿用了保持了唐代的格局。语义特征方面，对于可以进行搭配的NP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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