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跨国婚姻中的文化差异研究——以龚琳娜《自由女人》为例

王淳钰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北京 100000

摘要：本文基于Hofstede文化价值维度理论和Hall高低语境理论，以龚琳娜个人随笔集《自由女人》为例，分析中德跨国婚姻中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从跨文化视角解读龚琳娜与老锣的成功跨国婚姻的影响因素，并对跨国婚姻中可能出现的跨文化交际问题给予建议和指导。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化价值维度；跨文化交际；跨国婚姻

一、引言

龚琳娜是中国女歌唱家，老锣是德国男音乐人、作曲家。二人相识于北京，相恋于德国，在德国乡村居住五年，育有二子。在龚琳娜的首部随笔集《自由女人》中，讲述了她与老锣相遇后冲破束缚、发现自己、寻获自由的故事。

本文将以Hofstede文化价值维度理论和Hall高低语境理论为框架，以《自由女人》为例，详细分析龚琳娜与老锣的成功跨国婚姻案例中所体现的跨文化现象，并对跨国婚姻中可能出现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给予建议和指导。

二、Hofstede文化价值维度

20世纪七八十年代，Hofstede建立了关于国家文化差异的四个价值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和阳刚气质/阴柔气质。后来在加籍香港学者彭迈克研究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第五个维度：长期/短期导向，使得这一理论更趋完善。下面文章将基于Hofstede文化价值维度理论，对中德跨国婚姻中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进行分析。

2.1 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

人与人之间联系松散的社会称为个体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且对所在群体绝对忠诚的社会称为集体主义社会（Hofstede. G. & Hofstede. G.J.，2010）。从Hofstede的“个体主义指数表”^①中可以得出：中国大陆是较为典型的集体主义国家，德国是较为典型的个体主义国家。

龚琳娜“从小就怕说错话，每说一句话都要在心里想十遍”^②；“从小就把别人的评价看得太重，把结果看得太重，不敢做决定，患得患失，怕不能成功。”这显著体现了集体主义文化中重集体荣誉、重面子的群体取向和他人取向。而德国丈夫老锣常常不留情面、直言不讳地表示拒绝和否定，这常常让龚琳娜感到很没有面子，甚至自责和羞耻。经历了最初的委屈和不解，龚琳娜慢慢体会到“对于建立真正深刻和长久的亲密关系，保持个体的界限和独立是非常重要的”。

2.2 不确定性规避

不确定性规避指某种文化中的成员在面对不确定的或未知的情况时感到威胁的程度（Hofstede. G. & Hofstede. G.J.，2010）。从Hofstede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表”中可以得出：中国大陆是低度不确定性规避国家，德国是高度不确定性规避国家。

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在家庭中主要体现在“边界”意识上。在与“物”接触的边界层面，中德均体现出高度不确定性规避；在与“人”相处的边界层面，中德具有显著性差异。

龚琳娜和老锣在教大儿子“鱼塘危险”的时候均表现出极高的不确定性规避，但二者的方式不同：龚琳娜会不断地指着鱼塘告诉他“危险”；老锣则站在他身后看着他，让他自己找到边界，如果他掉下水就马上跳到水里救他。

老锣认为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要教给他与“物”接触的边界，即安全和危险；孩子长大了再教给他与“人”相处的边界，包括父母和子女之间。龚琳娜很依赖自己的母亲，甚至曾说要带着母亲一起嫁人。后来在老锣的影响下，她懂得了既要尊重别人的空间，也要维护自己的空间，于是在生活中尝试与母亲划定边界，并将这一概念教给自己的孩子。

2.3 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弱势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Hofstede. G. & Hofstede. G.J.，2010）。从Hofstede的“权力距离指数表”中可以得出：中国大陆是高权力距离国家，德国是低权力距离国家。

在没有遇到老锣前，龚琳娜是妈妈最听话的乖女儿。当她的行为与母亲的想法不一致时，母亲常常用生病的方式让她妥协、让步，她也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老锣让龚琳娜找回了自信和自由，龚琳娜第一次直言反驳母亲，不再迎合母亲的审美，与老锣步入不被父母看好的婚姻。两人的婚礼在中国老家举办也没让父母插手，全部由自己设计，我行我素。

此外龚琳娜从高权力距离向低权力距离的过渡还体现在称呼语上，老锣的妈妈与龚琳娜关系十分亲密，“没有中国式父母的审视和询问，只有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热情”，龚琳娜一般会按照西方的习惯，直接称呼她的名字，也一点儿都不觉得别扭。

2.4 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

阳性社会的社会性别角色区分明显，社会主导价值观以男性的阳刚气质为导向；阴性社会的社会性别角色互相重叠，社会主导价值观以女性的阴柔气质为导向。从Hofstede的“阳刚气质指数表”中可以得出：中国大陆和德国均为高度阳性国家。

老锣的性格较为强势，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说一不二。工作中的老锣不讲情面，当龚琳娜对他写的旋律不知所措时，老锣常常面无表情地让她自己想办法解决。在德国居住时，老锣一般会处理客观事务，如医疗保险、长期签证、经济收入、租房缴税等；龚琳娜则在家当家庭主妇，照顾家人和孩子，与小镇的街坊邻居联络感情、结交朋友。这体现了中德社会高度的阳刚气质导向。

2.5 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

长期导向意味着培育和鼓励以追求未来回报为导向的品德，尤其是坚韧和节俭；短期导向意味着培育和鼓励关于过去和当前的品德，尤其是尊重传统、维护面子，以及履行社会义务（Hofstede. G. & Hofstede. G.J.，2010）。在长期导向程度低的文化中，孩子既经历尊重过去的价值规范，又经历即刻满足和消费的价值规范，二者之间存在潜在的矛盾，这导致了个体行为的千变万化。

从Hofstede的“长期导向指数表”中可以得出：中国大陆是典型的长期导向国家，德国是短期导向国家。作为典型长期导向国家的中国同样尊重传统，龚琳娜和老锣在潜心研究总结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并吸收借鉴西方音乐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并建立了一种植根中国的全新艺术化音乐概念与形式——中国新艺术音乐，对中国音乐国际化有重要促进作用。当他们的乐队联系到演出，但有些成员不能参加时，老锣会再重新组建一支乐队。这充分体现了德国人及时止损、关注现在的短期导向。

在育儿观上也能够体现这一维度。德国的幼儿园和家长在庆祝圣诞节时会注重孩子当下所获得的喜悦感和幸福感；而中国的家长会将礼物作为对孩子的奖励，更多地关注礼物的教育价值以及对孩子未来发展的影响（林琳，2018）。

三、结语

通过本文对《自由女人》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龚琳娜和老锣夫妻双方均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尊重彼此的语言和文化，又注重在婚姻中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书中的第一人称龚琳娜不仅对自己的文化有清晰地认识，还能够主动接纳其他文化，并以积极的心态理解文化差异，从而反省自身，化解文化冲突。求同存异，相互尊重，让双方都有机会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才是最好的婚姻关系（杨澜，2016），同时也能实现最理想的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宫　佳（2007）跨国婚姻的背后，《绿色中国》第10期。

[2]龚琳娜（2014）《自由女人》，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3]Hofstede. G.，Hofstede. G.J.（2010）《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姜　丹（2014）从跨文化视角解读中德文化差异——以《德国媳妇中国家》为例，《学理论》第33期。

[5]李文娟（2009）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与跨文化研究，《社会科学》第12期。

[6]林　琳（2018）基于霍夫斯坦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对比中德家庭教育差异，《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第1期。

[7]刘晨晨（2017）谈跨文化交际中的高低语境理论，《课程教育研究》第48期。

[8]刘佳慧（2019）跨国婚姻中的冲突及其调适--以义乌跨国夫妻为例，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9]杨　澜（2016）《世界很大，幸好有你》，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10]Young Yun Kim（2012）Globalization and Intercultural Personhood / Larry A.Samovar，Richard E.Porter，Edwin R.McDaniel.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Reader.Boston：Wadsworth，Cengage Learning.

作者简介：王淳钰，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

① 文中提到的5种文化价值维度指数表，均源自Hofstede父子所著的《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② 龚琳娜的相关引文均源自龚琳娜所著的《自由女人》（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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