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阴影下外媒对中国抗疫形象的话语建构研究------以《华尔街日报》为例

疫情阴影下外媒对中国抗疫形象的话语建构研究 ------以《华尔街日报》为例

傅琳杰 陈嘉颖 王茹慧 龚若晨 邬紫怡

杭州师范大学

摘要: 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外国媒体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是中国学界的研究热点。仅2020年上半年就有数篇论文对此作了分析。但目前尚无研究深入探讨拥有强大国际话语权的美国媒体对此事的看法与态度。基于此，本文以《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框架分析法，分析自2020年1月20日至3月31日关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报道中折射出的美国主流媒体构建中国抗疫形象时复杂多元的话语特点，进而反思我国在此次对外报道本国疫情中的宣传不足。

关键词: 《华尔街日报》； 新冠疫情； 抗疫形象；话语建构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突发事件。在受疫情影响的超150个国家和地区中，美国首当其冲，累计确诊人数超2889万。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之一。自疫情初期，该媒体就持续关注中国疫情及相关领域的发展态势，其中部分有关中国抗疫的负面报道不仅给中国抗疫带来了巨大压力，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作为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其所刊登的部分文章一定程度上可代表美国媒体对中国疫情与抗疫措施的思想倾向与评价。本研究收集了《华尔街日报》自2020年1月20日至3月31日关于中国新冠疫情的相关报道，利用框架分析法，分析该媒体在中国国内疫情爆发至美国疫情爆发、中国疫情发展状况逐渐向好的时间段内构建中国抗疫形象的话语特点。

1. 研究设计

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是一种折射和建构的媒介，任何关于这个世界的言说或文字都是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1]基于此，用语言撰写而成的新闻则是一种对社会真实的建构。媒体依据预定目的，有选择性地传达客观现实，影响受众认识客观现实的过程，甚至控制舆论。因此，各国媒体发布的与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并非仅仅反映各国人民对新冠肺炎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们发挥着建构作用，引导着读者对疫情的理解与态度以及对华态度的变化。

为相对全面地探究《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的态势，笔者以关键词“China Covid-19”、“Coronavirus”、“Covid-19”等在《华尔街日报》官网进行搜索。除关键词外，样本日期的选择也十分重要。本研究样本日期限定为2020年1月20日至3月31日。本研究将1月20日作为此次样本收集的起始时间点的原因在于，在“人传人”的传播方式得到官方肯定的2天之后，也就是1月22日，美国华盛顿州发现美国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此新闻登上了当日《华尔街日报》的封面头条。自此，相关舆情热度在美国国内迅速增长。将终止时间点设定在3月31日的原因在于，随着美国国内疫情的爆发，以及中国疫情发展状况逐渐向好，2020年3月起美国总统预选逐渐白热化，《华尔街日报》很大一部分新闻资源都转向美国国内。经手动排除重复项与干扰项后，样本集中收录有效文本63篇，并将其作为本研究的语料。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为框架分析法（Frame Analysis）。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框架分析是一种有效综合研判新闻报道的研究方法。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恩特曼、托德·吉特林等认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框架能够使新闻从业者迅速对信息进行处理并向受众传播，而受众对于某个话题的认知也往往受到新闻框架的影响。^[2]框架分析通常从新闻生产、内容研究、效果研究三方面入手，而本研究主要以内容研究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报道主题、消息来源、报道手法和报道态度四个维度的框架特点。

2. 研究发现

1. 报道主题：多元视角下的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纵观《华尔街日报》自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3月31日对于疫情的报道，不难发现，在对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疫情本身的报道之外，涉华疫情的报道还涵盖经济、政治、卫生科普、文化等相关领域的具体延伸，以强调疫情对于大众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其中，以经济类与政治类报道占比最高，分别为45%和34%（基数不包含对于疫情本身的报道数量），卫生类、社会类、文化类占比较少。

作为一份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首先聚焦于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解读内容涵盖疫情对中美双方以及国际带来的诸多影响。疫情初期，《华尔街日报》主要关注中国经济受到的打击。如1月22日《旅客取消旅游计划》一文对春节期间中国原本发达的消费和旅游业进行了报道，又以《经济复苏或许需要时间》一文对中国经济复苏作出了预测。此外，还有一些报道反映美国国内与国际经济环境的萧条，如3月7-8日的报道《病毒带来暗淡的经济前景》解读了因疫情导致的工作岗位削减和人力资源市场衰退等情况。

政治类报道的解读视角紧密贴合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关切。如1月28日的报道《中国领导人派出二把手》深度分析了我国现有体制下由李克强总理领导中央抗疫小组决定的含义。此外，疫情期间中美关系也是《华尔街日报》重点报道的角度，如2月5日刊《在中国的批评声中，美国人准备逃离》指出，疫情之下中美关系因互相指责而不容乐观。

卫生类和社会类报道关注点较为集中。卫生类报道主要是疫情本身的科普，与有关中国抗疫情况的报道，如分析戴口罩的防疫效果和介绍中国在两周内建成两所隔离医院的方法。而社会类报道多聚焦于疫情影响下普通民众的生活，如各国在华民众或纷纷回国或在武汉隔离等民生民情报道。整体而言，这两类主题总体占比不大，因而对人们的价值评判影响也较小。

值得注意的是，在占比最高的经济类与政治类报道中有不少报道是“徒有虚名”。报道者假借“经济前景分析或政治分析”的幌子，指责中国的抗疫表现，并借此抨击中国，意将此次大流行病的源头归结于中国。如引起广泛争议的《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一文，看似是美国学者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关心”，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影响下美国学者对我国的隐性偏见。

2. 消息来源：客观陈述与主观评价并存

新闻客观性（journalistic objectivity）是指新闻与其所反映的客观现实必须完全相符，这也是新闻学永恒的命题之一。而盖伊·塔奇曼曾提出，新闻是一种建构的社会真实，并非镜子式的客观反映。作为新闻的建构者，报道者总会在叙述新闻事件时不自觉地掺杂自己的隐形评价。而消息来源则成为了报道者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

通常来说，报道者交代引语来源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和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分析发现，《华尔街日报》在报道涉华疫情时，消息来源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1）消息来源多样化

研究发现，以上三大类、六小类消息来源均得以在《华尔街日报》版面上出现。但是，各类消息源的出现比例有不小差异。《华尔街日报》的主要消息来源是具体确切的政府官方消息，包括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government）、下属疾控中心（CDC）、下属新闻媒体（news agency）等，共占比68%。而来源于普通民众和模糊消息源的相对较少，为11%。可以看出作为一家全球影响力媒体，在报道全球重大突发事件时《华尔街日报》的首要职责是站在美国国家角度看问题，通过转述大量官方信息使读者了解到可信度更高的信息，对疫情的进展有全方位的了解。相较于过多发布官方信息而缺少应有解读的人民日报疫情报道^[3],华尔街日报在新闻（World News）与评论板块（Opinion）都为中国疫情提供了不少的报道篇幅，既保证了科学权威的官方信息源，又涵盖了专家学者对疫情的剖析，较好地平衡了官方信息与深度解读的占比。但同时，一定的主观解读，尤其是在评论板块，如《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一文，为本就对我国带有隐性偏见的作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挥余地。他们通过使用含蓄不露和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使读者缺乏对引语来源的了解而失去了对其可信度的判断，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作者的价值定位。

而普通民众消息源主要出现在对中国人民生活的描述类新闻中，以疫情初期武汉封城之际尤甚。1月24日《华尔街日报》刊登的《恐慌，如释重负地逃离武汉》一文就大量运用了含蓄不露和似真非真的普通民众消息源。在描写武汉封城之际百姓逃离的场景时，报道者多用“One woman cried/another screamed/said one woman”等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刻画武汉百姓在封城令面前手足无措的景象，便于报道者指责中国的抗疫措施。此处，报道者全文皆使用普通民众消息源，易于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塑造公众的认同感。而这种不确定的普通民众消息源，使报道具有较强的共情意味，试图通过将中国人民刻画成此次疫情下中国政府失误决策的受害者来进一步引导读者相信中国政府该为此次疫情及世界人民的生活衰退负责的错误观点。

2. 消息来源的混合使用

新闻报道充分利用政府、专家、民众等全面信源，益于显示报道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使读者确信报道者并未掺杂个人观点，但如果一个人要为某件事提供不偏不倚的报道, 他就必须对事件没有先入之见。^[4]于是，报道者往往采取“狗哨”策略，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以隐藏其先入之见，让读者不明就里，不自觉地受其蛊惑。在消息来源层面，报道者往往在同一篇报道中将三类消息来源混合使用，以同时达到陈述事实与隐性评价的目的。

研究发现，该特征在《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的延伸报道中尤为突出，如政治类报道。《华尔街日报》1月25-26日刊登的《新冠病毒考验中国的决心》一文就是很好的例证。

“Global public health experts and local citizens said China has been slow to publicly disclose some basic clues about the virus.”

“We don’t know how infectious it is, how severe it is, and how it’s spreading,” said to, Frieden, former director of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ho is now president and CEO of Resolve to Save Lives, a nonprofit initiative focused on epidemics and heart disease.

此处作者交叉使用了含蓄不露的和具体确切的这两种消息来源。首先转述全球公共卫生专家和普通民众这两类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的话语，从专家学者和平民两种角度出发指责中国反应速度过慢。全球公共卫生专家们和当地民众们这类复数不定指短语，很容易给人一种人数众多的印象，使读者处于从众心理觉得这类现象属实且普遍。同时，大众媒体在报道这类官方人士或专家学者的思想观点时经常对其来源含糊其辞，原因有很多，但Bell（1991:208）提出的一种解释指出：“不说明出处可能暗示新闻发布者的赞成。”此处报道者通过引用模糊消息源，隐藏本人对中国防疫状况的指责。紧接着，报道者详细介绍了引语发语者的身份，具体点名了发语者的工作都与流行病学有关，用具名程度高的明确消息源印证上文的指责，以显示该报道的客观性。

报道的最后，作者使用了“reports said”这类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陈述中国医疗卫生系统的进步。此处，报道者对这一消息来源并不清楚，或觉得不重要，或因其为与作者隐性观点不一致而故意隐瞒，却又故作姿态，使用模棱两可的惯用短语以显示其报道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新闻报道通过交替使用这三种消息来源，使读者不明就里，自然而然地接受报道者的价值定位。

3. 报道手法：严肃风格与文学手法的碰撞

文学手法在新闻报道中具有重要价值。人们在浏览新闻报道时，不仅会重视新闻事件本身的价值，还会领略到新闻报道的文学价值。^[5]适当的文学手法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新闻的可读性，还可以强化新闻报道的感染力。

然而，对于新闻报道手法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于其在文字层面的特点和作用，应看到新闻报道者采用这一文学手法的用意。研究发现，自疫情爆发以来，该报刊在中国疫情的相关报道中，高频采用了语言的留白和对比等报道手法。

（1）留白

留白是在阐述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不将事件的细节和盘托出，而是保留一些细节，给受众留一些独立思考的空间。这样的语言应用能够让受众切实参与到新闻事件的思考当中，使受众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新闻报道当中，切实提升新闻传播的效率。^[6]

在《华尔街日报》2020年2月份的一篇相关报道中将这一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

“The number of the new cases in China has declined faster than it would naturally in an outbreak of this type of disease, reflecting the aggressive measur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ok to stop its spread, said Bruce Aylward, head of an international team of scientists l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Geneva, pointing to a chart that he said showed an unusual epidemic curve.

The nine new infection cases outside of Hubei reflect the lowest daily number since the five reported Jan.20, the day President Xi made his first public statement about the outbreak.”

在这几段文字中，新闻报道者借用权威人士Bruce Aylward的相关言论对中国感染人数大幅减少的现象发出质疑，最后指明此次下降发生在领导人第一次声明发表之后，而对于这两者的联系又没有后续分析，留下悬念。这一做法在给予读者思考空间的同时，更多地将作者对此事的保留和质疑态度呈现在读者眼前，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将其对于中国的偏见传递给读者，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利于读者对于新闻事件的准确判断。

（2）对比

对比就是把事物、现象和过程中矛盾的双方，安置在一定条件下，使之集中在一个完整的艺术统一体中，形成相辅相成的比照和呼应关系。它对于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华尔街日报》2020年1月30日题为《社会主义冠状病毒》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对比的例子：

“Many international health experts have credited Chinese officials with responding

more quickly, and with greater transparency, than they did during SARS,17 years ago.”

But people close to the Wuhan government, including advisers and business executives with which it consults, said officials remained overly optimistic that the outbreak would be contained while they focused on other priorities.

在这段话中，针对中国的抗疫速度，报道者将国际社会与武汉当地人员截然不同的回复呈现在读者面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成功地将报道者对于中国政府抗疫举措的质疑呈现在读者面前。与此同时，新闻主体之间矛盾的呈现和报道者态度的表露，使得整篇新闻报道极具戏剧性和深刻性，引发读者思考，耐人寻味。

4. 报道态度：固有偏见下的消极解读

Martin.J.R与White.P.R.P在“评价理论”中提出用“态度系统”对新闻文本进行评价研究。^[8] 态度系统分为判断（Judgement）、情感（Affect）和鉴赏（Appreciation）三个维度，积极与消极两类。

研究发现，《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共计63篇，其中有9篇持积极态度，占14.29%；35篇持消极态度，占55.56%；19篇持中立态度，占30.16%。

积极报道的内容多为中国在抗疫中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与所获成就，如大数据技术和基建。或者是将中美的疫情管控效果进行对比，典型代表报道为3月7-8日《中国之谜与新冠疫情的经济困境》一文；中性报道多为新冠疫情新情况，多为无情感色彩的客观描述；消极报道多为政治污名化，最常见的手段诟病中国的抗疫措施与现有体制。

对叙述性报道的处理中，本文主要通过采集情绪化词汇的方式分析该媒体的报道态度。《华尔街日报》倾向于以民众视角讲述极个别人的特定经历来形成对中国抗疫形象的话语偏见。该媒体通过使用“焦虑”（anxiety）、“绝望”（desperate）、“沮丧”（frustration）等表达情感与情绪的词语，极力渲染出普通民众在疫情阴影下恐慌无助而绝望的状态。而同时使用 “统治”（rule）、“掌控”（control）、“隐瞒”（conceal）等动词来伪造一个试图用阴谋论欺骗民众的政府形象。此外，该媒体引用民众的话语时，经常使用代词“they” 来指代机构或政府，例如“They said we didn’t qualify.”，试图营造出民众与政府对立的局面。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华尔街日报》的涉华疫情报道总体呈现出消极的情感与态度。

3. 研究启示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华尔街日报》涉华疫情报道的报道主题、报道态度、报道手法及消息来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消极色彩，呈现出一定的话语偏见。其中的部分报道一定程度上可代表美国媒体对中国疫情与抗疫措施，甚至是中国本身的思想倾向与态度。

一直以来，西方媒体掌握着世界舆论场的话语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西方主张的“中国赔偿论”“中国病毒起源论”等政治化议题在世界舆论场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受到了一些国家的支持，而中国的澄清与反驳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9]。面对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外媒对中国新闻报道的偏见性与失真性，中国需要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加以应对，需要重视国内外群众话语以达到与目标受众建立情感共鸣的效果，需要主动宣传中国优势并及时纠正外媒报道中的偏颇之处，以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

参考文献

[1]李婵，“他国”的苦难----《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媒体呈现研究[J]，对外传播.2020,(05)

[2]毛伟，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话语建构与框架分析[J]，对外传播.2020,(06)

[3] 闫红莹,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冠疫情报道框架实证研究[J], 新闻前哨, 2021,(01)

[4]辛斌，新闻语篇转述引语的批评性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8(02)

[5][6]周正，《个性化语言在新闻传媒中的作用——浅析新闻报道中的文学手法和评论手法》，中国报业.2020,(14）

[7] 仲兰,《“个性化”语言在新闻传媒中的应用——浅析新闻报道中的文学手法和评论手法》，新闻战线. 2017,(10)

[8] J. Martin and Peter R.R. White,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Schools & Disciplines, Vol.23, No.2,2005, pp.371-381.

[9] 张文富,《“抗疫”期间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斗争》，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20,4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