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商会的抗日救国运动

浅析“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商会的抗日救国运动

陈兵

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第一中学

摘 要：近代的特殊国情使“长期被贬为四民之末的而受到压抑摧残的商人一跃成为时代的骄子和社会的中间力量。作为商人代表的商会处于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商会肩负着发展实业与救亡图存的双重历史使命，同时历史也为商会其提供了展示其能力与影响的大舞台”。本文拟从民国时期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的上海商会进行论述，看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商会在对待抗日问题上主张如何？采取了哪些行动？对全国的抗日运动有何重大影响？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上海商会 抗日救国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商会的抗日主张

（一）痛斥日本的侵略、宣传抗日主张

1931“九•一八事变”事变爆发的次日,商会便通电全国，深刻揭露了日军的残暴及东北所处的危机现状。“日军强占辽吉要地，残杀居民名命，此种惨痛，刻骨铭心" 。“东北所处形势，已在万分严重之中，民众处于危亡在即之局”。面对日军的蓄意挑衅商会在积极宣传自己的抗日主张、号召民众抗日的同时也指出了民众抗日的必要性。“如不力筹自救，则棟折衰崩之惨祸,詎能幸免"。日军的此种暴行使商会异常愤慨。于是商会迅速召集会议，号召全市各商业团体、市民及商号于23日下半旗并停止宴会娱乐一天，以示哀悼。

（二）批击政府的政策、传达抗日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于日军的侵略行为，对外推行不抵抗政策，对内则以“攘外必先安内”来迷惑国民。上海商会对于政府的此种政策异常愤慨,奋起批判。上海商会认为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政府的职责在于救国救民。此时政府一方面应该积极做好自卫准备，另一方面则应认真行使作为国联会员国的权利，这才是对付日本侵略行径的有效途径。“然两月以来，政府举措，所以欠于国民者，实未与两大原则相符，言自卫则委曲求全，隐忍退让，迄未表现其却有保境宁民之实力。言外交则国联愈软化，而我国态度亦迁就” 。

（三）批判国联的懦弱、坚定抗日信念

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上海商会对国联的认识也开始发生转变。起初上海商会对于国联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能通过国联的协调能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但后来商会发现国联始终难于自救，面对国联的虚伪商会奋起给与严厉的批判。“国联处理日本强占东三省事件，非但不能尽其因有之责。甚至限期撤兵之愿意亦因日本反对而自动放弃”、“此次为一顽强之会员所软化，何以应付将来种种未来之事变”商会寄希望国联能够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的职责，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主持正义，责令日本在其监护下撤回占领的军队，并制止日本的一切不良举动。上海商会对与国联的批判更加坚定了其抗日救国的主张。

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商会的抗日举措

（一）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并组织抗日团体

上海商会不仅向国人展示日军的暴行，而且还向世界各国商会传达抗日思想。市商会在招待各国商会代表时明确表示“日军暴行不啻攫取世界市场，为友邦公敌亦为世界之公敌”日本对东北市场的破坏，将使各国在华的利益受到损失。要求各国密切注意远东的严重事变,以便进行切实有效的援助。上海商会通过在有影响力的报纸《申报》、《民国日报》上“刊登文章”、“邀请名人讲座”、“张贴反日标语”等多种形式揭露日军残的暴行，积极向民众宣传自己的抗日主张，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为了适应抗日运动发展的需要，上海商会将原来的“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改组为“商界抗日救国会”，以便协调领导工商业各界的抗日运动。并号召各商界抗日必须抱有牺牲精神，才能达到洗耻雪辱的目的。

(二)督促政府出兵抗日

在民族大义面前，上海商会并不是单单在口头上批击政府的懦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尽其所能,督促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救民于水火。事变次日，商会通电政府要求国内应改变互相争斗的局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商会对于政府所施加的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政府改变其对内对外政策，为团结政府及全国民众共同抗日奠定了基础。

(三)组织商人童子军

商会对于政府和国联的失望,使其认识到了，单纯的依靠政治和外交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武装起来以作为革命的后备力量,为国民自救作准备。各地义勇军的纷纷建立使商会更加坚定了组织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有鉴于此,商会便发起组织了商人童子军团。“以其有纪律,有团体之训练,养成健全道德,体格智能及富有国家使命性之青年,挽救民众。童子军的建立显示了上海商会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决心。

（四）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首先,召集国货厂商,努力推销国货。其次,督促同业公会成立日货检查组。再次,以广告形式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上海商会是上海工商业者的代言人,抵制日货的行为一方面对抵制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上损害了上海商人的利益。在国家危亡时刻,商人为了民族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尽管商会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商人自身的利益,但对商会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应给予高度的肯定。

三、上海商会抗日救国运动的评价

在民族危机面前，上海商会一方面发挥着其“通官商之邮”的作用，努力督促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同日本进行激烈抗争，并不断联合各工商业团体、学界壮大抗日力量。其一系列的举措为反日运动高潮的到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上海商会的活动方式已远远超出了“在商言商”。 起到了“登高一呼，众山皆应势”的作用，成为众望所归的一面旗帜。显示了商会不同反响的能力。这次活动的规模、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商会领导的任何一次反帝爱国运动。表明了商人已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在国家的各项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上海商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国资本，本国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千丝万屡的联系。没能够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不可能援助中国革命的本质”，一味地幻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以便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牵制。其自身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无疑削弱了其在本次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但商会为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所采取的行动,无疑唤醒了民众的抗日意识和民族自觉性，使中国人民空前团结。为将来的全民族抗战,作了思想上的动员。因此商会领导的救亡运动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积极进取、奋勇拼搏！

参考文献：

1.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6月。

2.徐鼎新、钱小明 .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7月。

3.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书店 .1984年。

4.郑成林.“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兼论商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9年第4期。

5.张华.1931年—1933年的抵货运动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2年第6期。

6.申报（1931年9月—1932年9月）。

7.民国日报（1931年10月—193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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