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阳国志》看巴蜀、南中两地大姓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从《华阳国志》看巴蜀、南中两地大姓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陈彦波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00

摘要：《华阳国志》不仅记载着各州历史、郡县沿革、治城所在、山川道路、物产风俗、民族地理乃至名宦政绩，同时，对巴蜀、南中两地的大姓也有翔实的记录，包括大姓的形象、来源、结构、实力、分布区域及特点等。巴蜀和南中两地大姓在来源、活动特点和所反映的民族关系有明显的的不同，依据《华阳国志》，我们发现两地大姓的发展演变，受历史传统、时代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

关键词：《华阳国志》；巴蜀；南中；大姓；特点

汉晋时期，巴蜀和南中地区^①均出现了大姓^②这一阶层。大姓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西南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外来移民与土著民族的发展融合。另一方面，巴蜀与南中两地的大姓在来源、实力、结构、类型等方面与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演变具有一定的差异。两地大姓的异同与王朝国家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土著民族的构成以及秦汉、蜀、晋、南北朝封建政权对当地的统治和影响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华阳国志》^③为基础探讨这一问题，“对研究东汉魏晋的士族门阀制度和九品中正制度也不无裨益。”^④同时，对了解西南地区汉族的形成过程以及王朝国家在西南地区不同的经营、管理方式和产生的影响都有积极的意义。

一、巴蜀大姓的形成及特点

《华阳国志》对巴蜀地区的大姓有生动的描述：

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趟阄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涤邙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亦八百人；而郄公从禽，巷无行人。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⑤

根据上述这段材料，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巴蜀地区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秦惠王、秦始皇克定六国，统一巴、蜀，后将内地贵族豪富、罪犯和一般人迁往巴蜀，一则充实边郡，一则削弱反抗力量；第二，大姓的经济基础来源于矿冶、商贸和经营农副产业；第三，大姓社会地位比较高，起居、交往排场奢华；第四，大姓崇尚内地上流社会习俗。由此可见，由于秦汉的经营，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据《汉书·食货志四下》记载，汉武帝时期，巴蜀地区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粮产区，而制盐、矿冶等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此外，由于秦汉在巴蜀地区设置郡县，内地封建文化在巴蜀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巴蜀大姓的形成与发展与秦汉统治者对巴蜀地区的努力经营有密切的联系。

关于巴蜀大姓的来源，据《华阳国志》记载，一是由迁人发展而来；二是由驻将、官吏演变而来；三是来自蜀、巴、賨、獽、蜑等本地民族。

由迁人发展而来的大姓。临江县，“又严、甘、文、杨、杜为大姓。”^⑥垫江县，“黎、夏、杜皆大姓也。”^⑦阆中县，“大姓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严也。”^⑧狐即令狐的省称。蜀汉时有巴西令狐衷为南广太守。南充县，“大姓侯、谯氏。”^⑨安汉县，“大姓陈、范、阎、赵。”^⑩南郑县，“大姓李、赵、程氏。”^⑪涪县，“大姓杨、杜、李，人士多见《耆旧传》也。”^⑫成都县，“大姓有柳、杜、张、赵、郭、杨氏。”^⑬郫县，“冠冕大姓：何、罗、郭氏。”^⑭冠冕即冠首，首领之意。繁县，“三张为甲族。”^⑮江源县，“东方常氏为大姓。”^⑯临邛县，“陈氏、刘氏为大姓冠盖也。”^⑰广都县，“今朱氏为首族也。”^⑱广汉县，“蜀时彭羕有㑺才，晋世段容号令德，故二姓为甲族也。”^⑲据顾校改：彭羕，蜀汉江阳太守，段容，西晋建宁太守。德阳县，“康、古、袁氏为四姓，大族之甲者也。”^⑳“康、古、袁”下顾校云：“当有脱。”意谓“四姓”脱一姓。按常璩于梓潼、新都、南安、资中、江阳、汉安等县下亦有“四姓”之说，并各举出四个大姓。此处确当脱去一姓。然东汉魏晋南北朝常称大姓为“四姓”，以后渐成大姓之统称，非必皆有四姓。南安县，“有四姓：能、宣、谢、审；五大族：杨费。”²¹“五大族杨费”是说杨、费二姓有五大族。僰道县，“大姓吴、隗，又有楚、石、薛、相者。”²²牛鞞县，“程、韩氏为冠盖之族。”²³江阳县，“四姓：王、孙、程、郑；八族：又有赵、魏、先、周也。”²⁴八族乃王孙程郑加上赵魏先周。汉安县，“四姓：程、姚、郭、石；八族：张、季、李、赵辈。而程、石杰立，郡常秉议论选之。”²⁵程、石两家最有势力，郡府常根据当地舆论选二家为官吏。新乐县，“大姓魏、吕氏。”²⁶

驻将、官吏演变为大姓。东汉末年，“大姓徐巨反，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后，“乃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为猎射官。分羸弱配督将韩、蒋，名为助郡军，遂世掌部曲，为大姓。”²⁷督将乃带兵戍守要地的军官。助郡军是在郡常备军之外征本地人或豪强大姓之部曲以协助守卫本土。部曲为军队编制名称，后渐演变为豪强地主私人武装之称，这里也是指私人武装。郪县，“大姓王、李氏。又有高、马家，世掌部曲，蜀时高胜、马秦皆叛，伏诛。”

²⁸以上两条可以证实巴蜀大姓一部分来源于边郡驻将和官吏。

来自本地民族的大姓。巴蜀地区“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²⁹经考证后，巴蜀大姓来自本地民族的确有不少。将州县，“其冠族有波、鈆、毋、谢、然、壒、杨、白、上官、程、常，世有大官也。”³⁰据研究，上述十一姓中有一些是中原所无之稀姓，其中颇多为巴蜀地区的当地民族。东汉以后，世族地主当权，上层社会特重“门第”，故常璩于很多县下都注明当地大姓。朐忍县，“大姓扶、先、徐氏”³¹，“扶”为当地賨人的一姓³²。此外，宕渠县有车骑将军冯琨，宕渠故城因冯琨增修，是为车骑城。据史料记载，宕渠故城在今流江县东北，即今渠县土溪公社南岸之城坝，而冯琨之父冯焕之神道碑就在此地。按宕渠故城及古賨国城，可以推断冯琨乃宕渠賨人之后³³。汉昌县有“大姓勾氏”，勾亦写作句。蜀汉有句扶，汉昌人，仕至左将军。十六国刘曜时关中有巴族首领句徐、句渠知。汉昌乃賨人地区，句氏盖賨人氏族之一，后有迁入关中者³⁴。

以上所列大姓分布的郡县，绝大部分位于四川盆地，在盆地东部的主要有江州、枳、朐忍、涪陵、阆中和宕渠等县，盆地西部的主要有成都、郫、繁、郪、武阳、南安、汉安等县。而这些地区基本都属于秦汉郡县的治地以及原蜀、巴国和秦国统治下的重镇，其地大部分都是先秦以来的富庶之地。所以常璩认为巴蜀大姓主要有迁入的六国豪侠演变而来。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巴蜀大姓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巴蜀大姓是封建经济在巴蜀地区迅速发展的产物，代表着封建地主制的生产关系。秦统一巴蜀以后，巴蜀地区开始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秦汉统治时期，巴蜀的封建制度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³⁵。二是基本上形成了以文化为主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潮流。汉晋时期，巴蜀本地民族学习汉文化积极性很高，促使了该地文化面貌发生了改变，大体上以汉文化为基本倾向。

二、南中大姓的形成和其反映的民族关系

汉晋时期，南中地区也出现了大姓阶层。据《南中志》有关大姓的记载分析，南中大姓主要来源于汉族移民。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称夷、汉部曲。”³⁶诸葛亮为稳定南中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壮大了部曲规模，还促使部曲合法化，这是部曲正式成为私人武装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后，牂牁郡，有“大姓龙、傅、尹、董氏与功曹谢暹保郡，闻汉世祖在河北，乃远使使由爆禺江出，奉贡汉朝。”³⁷鄨县，有“大姓王氏。”³⁸建宁郡，有“五部都尉、四姓及霍家部曲。”³⁹同乐县，有“大姓爨氏。”⁴⁰朱提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⁴¹永昌郡，有“大姓陈、赵、谢、杨氏。”⁴²咸熙元年，“时南中监军霍弋表遣建宁爨谷为交趾太守，率牙门将军建宁董元、毛炅、孟干、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领部曲以讨之。谷未至，兴已为功曹李统所杀。”⁴³由此可见，南中大姓的崛起多凭借以夷汉部曲为基础的家族势力而形成的一种地方势力。

此外，益州郡大姓雍闿先人是刘邦手下的大将，汉定天下后受封为汁防侯，元鼎五年（前112年），雍氏爵位被剥夺，迁往南中地区。至东汉时，雍闿已成为南中一大族，“恩信著于南土”。永昌郡大姓吕凯，乃从蜀地迁至不韦县吕不韦宗族后裔。雍闿和吕凯都是来自于移民中的豪强。

而以霍弋为代表的霍氏则是从镇守边郡的军将和官吏中演变而来。霍弋先后任永昌郡和建宁郡太守，降魏后继领其职，并被封为南中都督。霍弋子孙家于南中，成为当地豪族，拥有家兵，即“霍家部曲”。1963年昭通县城东后海子中寨发现东晋霍承嗣之墓，据壁上墓志，其人为南郡枝江人，据考证后，为霍弋之后无疑。而墓中西壁下画有夷汉部曲图，正是“霍家部曲”的写照⁴⁴。另外还有建宁郡俞元人李恢，朱提大姓孟琰，建宁大姓孟获等。

由于南中地区相比较巴蜀地区而言，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均与内地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王朝国家向南中地区移民主要是出于巩固和充实边郡的目的。统治者以当地蛮夷为争取和防范对象，实行“以故俗治”的策略，即承认少数民族首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达到郡县与土长相结合的目的。因此，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建宁、晋宁、朱提、牂牁、永昌郡的治所及部分县治所在地，这也说明了南中大姓主要来自于外来移民。这一点从考古材料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在今滇东、滇中、滇西及黔西等地的坝子，分布着不少古代墓葬。这些墓葬均具有高大的封土堆，因此被称为“梁堆”。据考证后，这些被称为“梁堆”的古墓正是东汉以来南中大姓的墓葬。其出土的各类铜制生活用具，形制与纹饰均与内地同类器物相同，且墓葬所反映的丧葬习俗与内地的也大体相同

⁴⁵，这都表明了墓葬的主人是来自外来移民。

从《华阳国志》的记载可以看出，与巴蜀大姓相比，南中大姓在来源和活动特点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南中大姓凭借夷汉部曲不断发展壮大而成为一支势力强大的地方政治力量；二是这些人具有家奴和农奴的双重身份，平时守家护院，同时也参加一些生产活动。可以说南中大姓反映的是封建领主制的生产关系。

在日益渐深的交往互动中，南中大姓还与土著夷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华阳国志》载：

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⁴⁶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明确指出南中大姓与夷人通过建立“遑耶”关系进行联合。“耶”似谓族姓，外来人加入其氏族或结成同盟，即“与夷为姓”，是为“遑耶”。而为维持与夷人的联盟，大姓还“论议好譬喻物”和“假鬼教”，以树立在夷人中的权威。这其实是具有“夷化”倾向的一种联盟，也是汉族移民开始“夷化”的前奏。

三、东晋以后巴蜀、南中两地大姓的发展演变

东晋南北朝时政局动荡、社会动乱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巴蜀和南中两地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姓的发展也有所变化，但由于历史传统和时代环境的不同，两地大姓的演变过程和结果也有差异。

东晋南北朝时期，四川西北部被仇池、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政权控制，东部巴蜀地区则是东晋南朝和北方诸政权竭力争夺的地方，因此，这里战争频发，人口流动频繁⁴⁷。晋太安二年（303年），李特占据成都，后以成都为中心建立成汉政权。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桓温伐蜀，成汉灭亡。成汉政权统治期间，流民中的汉族大姓和少数民族首领取代巴蜀地区的大姓居于支配地位，之后，东晋恢复了对巴蜀地区的统治，又视巴蜀大姓为庶族加以排斥。南朝时期，宋齐梁陈和北魏、西魏、北周对梁、益二州进行争夺，战乱不停。总体而言，东汉时巴蜀大姓最为繁盛时期，东汉以后四川盆地因战乱遭到破坏，然与内地的联系未曾断绝，以世族为代表的四川汉族群体仍在缓慢而不断的发展⁴⁸。隋唐帝国建立以后，巴蜀重新归于王朝国家的统治，巴蜀大姓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东晋南朝时期，南中地区同样混战不堪。《华阳国志》对南中形势有明确的记载：

部永昌从事江阳孙辨上南中形势：“七郡斗绝，晋弱夷强。加其土人屈塞，应复宁州，以相镇慰。”冬十一月丙戌，诏书复置宁州，增统牂柯、益州、朱提，合七郡；以毅为刺史，加龙骧将军，叫掴成都县侯。⁴⁹

西晋建立以后，统治者沿袭了蜀汉任用大姓为郡守县令的做法，不仅收效甚微，反而促使南中诸民反抗，一时南中混乱，后实行强硬的镇压政策。

二年，于陵承诣毅，请恕叡罪。毅许之。叡至，群下以为诜、叡破乱州土，必杀之。毅不得已，许诺。及叡死，于陵承及诜、猛遑耶怒，扇动谋反，奉建宁太守巴西马恢为刺史，烧郡伪发。毅方疾作，力出军。初以救恢，及闻其情，乃杀恢。夷愈强盛，破坏郡县，没吏民。

后犍为太守朱提大姓雷炤、建宁太守大姓爨量等联合反叛，王逊进行了严厉镇压。

平夷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阴贡、平乐太守董霸破牂柯、平夷、南广，北降李雄。建宁爨量与益州太守李逷、梁水太守董慬保兴古盘南以叛。雄遣叔父骧破越巂，伐宁州。逊使督护云南姚岳距骧于堂螂县，违逊指授，虽大破之，骧不获。

由于东晋和南朝无法控制南中混乱，大姓也展开了争夺和兼并，至咸康五年（339年）前后，南中大姓仅剩以爨琛、孟彦、霍彪为代表的爨、孟、霍3家⁵⁰。最终孟、霍两家在大姓的争夺和兼并战中两败俱伤，南中正式进入爨氏统治时期，牢牢掌握着南中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南北朝后半期，迁入南中的汉族移民与僰族融合发展形成白蛮，白蛮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大姓和其他汉族已经消失，而是通过新的形式在宁州地区社会的发展中继续发挥着骨干与核心的作用⁵¹。

巴蜀、南中两地大姓是王朝国家在经营、管理西南地区后，由于受汉文化影响，西南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逐渐融合发展这一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虽然巴蜀和南中两地均出现了大姓，二者也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在其内涵和发展演变发面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参考文献

[1]汪宁生.云南考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2]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C]//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1.

[3]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4]蒙默.四川古代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5]李敬洵.四川通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6]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7]尹建东.汉唐间南中地域社会政治格局与权力结构的嬗变——以“夷帅”“长吏”“大姓”为中心的考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51-60.

[8]张勇.常璩《华阳国志》研究概述[J].中国地方志,2016（4）:29-33.

作者介绍：陈彦波，男，云南曲靖，1992年9月，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研究生，主要研究西南民族关系发展。

① “南中”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尹建东认为其“地域范围大致为今四川西南部、贵州西部、北部，以及云南的大部分地区。由于该地域处于云贵高原腹地，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极为复杂，其中最明显的特征，一是地质地貌类型的多样性，有高原、山地、平坝、丘陵等，并且以山地面积为最大；二是地貌上的垂直差异导致气候类型与生物资源的多样性，这使得分布在不同地带的居民，很早就形成了适合自身生存 发展的经济文化类型与社会组织结构。”

② “‘大姓’，最初是从汉族移民上层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方性社会群体。东汉以来，随着王朝统

治力量在南中地区的不断延伸和汉文化的持续传播，造就了一批具有一定儒学文化知识的移民上层人

物，他们通过辟召之途入仕当地郡县，又以宗法血缘关系相号召，纠合地方，不断扩大其经济和政治影响

力，到东汉中后期，便逐渐形成了史书中所说的‘南中大姓’。之后，部分久居南中的汉官、军将也随着自

身宗族力量的发展而步入大姓的行列。”以上两条均参见尹建东《汉唐间南中地域社会政治格局与权力结构的嬗变——以“夷帅”“长吏”“大姓”为中心的考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8卷第4期。

③ 关于《华阳国志》的研究，张勇从版本源流，校注、译注，语言、文学，历史资料，常璩及其思想等五个方面做过详细的概述。参见张勇《常璩<华阳国志>研究概述》，《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4期。

④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前言》，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8页。以下所引《华阳国志》中有关大姓的材料均来自该版本。

⑤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25页。

⑥ 《华阳国志校注·巴志》，第67页。

⑦ 《华阳国志校注·巴志》，第69页。

⑧ 《华阳国志校注·巴志》，第93页。

⑨ 《华阳国志校注·巴志》，第94页。

⑩ 《华阳国志校注·巴志》，第95页。

⑪ 《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第123页。

⑫ 《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第147页。

⑬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38页。

⑭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40页。

⑮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41页。

⑯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42页。

⑰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45页。

⑱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49页。

⑲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65页。

⑳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66页。

21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82页。

22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86页。

23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88页。

24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90-291页。

25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92页。

26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95页。

27 《华阳国志校注·巴志》，第83-84页。

28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63页。

29 《华阳国志校注·巴志》，第28页。濮是中国古代南方民族之一，秦汉以后，广泛分布于西南各省，在四川的濮人多散居在盆地东部。賨又称“板楯蛮”，属巴人的一支。秦汉时期，賨人主要居住于今四川嘉陵江、渠江及川东长江流域。汉末以后，有迁徙至关中、甘肃、陕南乃至江汉流域者。苴，属巴人的一支，自巴郡北至今广元一带皆有。解放后发掘的广元宝轮院船棺葬或即苴人墓葬。共、奴、獽、蜑不详。

30 《华阳国志校注·巴志》，第65页。

31 《华阳国志校注·巴志》，第78页。

32 《周书·扶猛传》所载可证川东扶姓为賨人中一姓。

33 《华阳国志校注·巴志》，第99页。

34 《华阳国志校注·巴志》，第100页。

35 蒙默：《四川古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36 《华阳国志·南中志》，第357页。

37 《华阳国志·南中志》，第379页。

38 《华阳国志·南中志》，第388页。

39 《华阳国志·南中志》，第402页。

40 《华阳国志·南中志》，第405页。

41 《华阳国志·南中志》，第414页。

42 《华阳国志·南中志》，第435页。

43 《华阳国志·南中志》，第462页。

44 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97页。

45 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1年版。

46 《华阳国志·南中志》，第364页。

47 李敬洵：《四川通史》（第三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13页。

48 方铁：《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49 《华阳国志·南中志》，第369页。

50 尤中：《云南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51 方铁：《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