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葹》中的焦虑书写

陈叶

青岛大学文学院

摘要：《卷葹》中的女主人公们反抗和解构男权的动力来自于她们对自身主体意识的焦虑，纗华们走出家门，但焦虑并未消失，却因空间转移更加深刻。这一焦虑背后，潜藏着五四时代的“弑父精神给女性造成的心理—时代症结”，并陷入了表达的焦虑之中。

关键词：《卷葹》；女性主体意识；焦虑；性话语

“弑父”书写是五四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叛逆的新青年们将父权威仪推下神坛，以男性家长为标志的父权统治者形象连同他们代表并象征着的封建政体和封建伦理制度被否定、被颠覆。冯沅君《卷葹》中的六篇小说，女主人公的大家庭都没有父亲的形象，父亲形象的消失是作家和女主人公反叛男权社会的话语机制，暗示了女性主体意识建立的可能性。然而，通向自由的路不会因为父权统治者形象/封建制度的消失变成坦途，封建社会的遗留物仍以巨大的强力阻碍着女性对主体自由的追求，慈母承担起严父教养女儿的责任，成为反对儿女自由恋爱的对立者。冯沅君的小说专注的正是这种男女爱情与慈母之爱冲突的表述，在这一表述之下，摆在女性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像纗华（《隔绝》）一样，绝不向“良心上所不信任的势力乞怜”，决然的走上“为要求恋爱自由而死的血路”；二是在女性主体意识的驱使下，像《慈母》中的“我”一样“为了两性的爱”告别家庭。

走上为男女之爱献出生命的死路是焦虑下的无奈之果。弗洛伊德认为，对力比多的压抑是产生焦虑的根本条件，“当女性发现自身是压抑的对象，女性本身便成为主体，一种认识意义上的主体。” 纗华与士轸的自由恋爱为大家庭不容，纗华的母亲将她幽禁，企图用一个封闭的空间压抑纗华对士轸的情感，并使纗华走进自己为她缔造的婚姻殿堂，而纗华却在压抑中呐喊出“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的宣言。可见，对女性身体、情爱的压抑以及因压抑而产生的焦虑会成为反抗和解构男权社会的潜在动力。然而，在冯沅君的小说中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男性主人公被塑造成模糊的、孱弱的形象，他们较弱的个性并不能成为反叛社会的女性主人公们精神上的支柱，甚至在反叛精神上也不足以与女性抗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在场的缺席者”。所以，纗华的焦虑是孤立无援的，对内她无法让母亲理解她，对外她不能依靠一个“在场的缺席者”，她的反抗在被“隔绝之后”只能是无奈的走向死亡。

纗华在喊出赴死的宣言之后，仍旧有着主体性匮乏的焦虑，她担忧身死之后身体的躯壳仍由母亲送葬在刘家的坟内，这是作者借纗华之口，表达女性渴望摆脱“他者”的控制，以确认自己的合法性存在的诉求。家庭内的反抗是虚妄的，“纗华”推开家门成为《慈母》中的“我”，《误点》中的继之。然而女性摆脱了横亘在头顶上的“父权”乌云的笼罩，却仍旧走不出焦虑的羁绊。值得注意的是，冯沅君笔下走出家门的女主人公们不再面临经济上的焦虑，她们“能穿朴素的衣服，能吃粗粝的饭，自食其力也不是什么难事”，取而代之的是远离慈母怀抱而产生的情感焦虑，这一焦虑因为空间的转移更加深刻，《隔绝》《慈母》《误点》三篇小说中体现的尤为显著。女主人公都因“情人的爱”和“慈母的爱”之间的冲突远走他乡，又因远离母亲怀疑、自责，呈现出回眸过去的姿态。这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未免有些软弱，不够坚定，但正是冯沅君敢于直面女性/女儿与母亲之间的“情感密码”，方窥见了女性主体的精神焦虑。

这一焦虑背后，潜藏着五四时代的“弑父精神给女性造成的心理—时代症结”。“‘弑父’的直接内涵是男性两代之间的抗衡”，妇女解放作为一种反叛之声，汇入并消融于子一辈反对父一辈的斗争之中。在这一斗争里，女性因为没有可以参照的异性对象而无法从“与母体不分或意向专注于母体的阶段进入某种确立某种性别自我的过程或主体完成过程”=。正如冯沅君笔下的女儿们，她们的“弑父”因为父亲的缺席变成一种对“无物之阵”的反抗，“只能要么忘记性别去扮演男性的子辈，要么固着于前俄狄浦斯的愿望对象——母亲”。从这个层面来看，在坍塌的父权庙宇中逃出来的女性并没有找到一个契机完成“从前俄狄浦斯向性别自我的转换”，更遑论女性主体的成功建构。冯沅君的小说对“情人之爱”与“慈母之爱”冲突的表述是五四时代女性处境的真实写照，它在让我们看到女性反传统时彰显出的巨大勇气之外，还让我们看到女性反传统的艰难。

冯沅君在通过男女情爱中女性身体的欲望展现进行女性主体的建构时，又因此陷入表达的焦虑。女性的性爱意识问题最能反映一个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它以男女平等为前提，以性爱意识的觉醒为基础，包含对爱情中灵魂与肉体关系的思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逐层深入地将现代性爱意识上的“性爱”进行了完整的描述，如果说在冰心、绿漪的笔下，性爱意识尚未觉醒，即尚未进入恩格斯所描述的性爱概念的第一层次的话，那么在稍晚一些登上文坛的凌叔华的创作中，性爱意识已经初露端倪。《酒后》一文中，采苕提出要吻一个异性，便是现代性爱的初显。性爱意识真正意义上的萌发是在冯沅君的笔下，她无所顾忌地去展现爱情的深刻与热烈，以大胆的描写将情人之间隐秘的情爱体验诉诸于纸上，在性爱观念上接近了恩格斯论述中第二层次，但也仅仅是接近而已。

冯沅君的性爱书写止步于两性结合之前情爱的强烈与吸引，表现为一种在肉体方面“只是限于相偎依时的微笑，喁喁的细语，甜蜜热烈的接吻”的“纯洁的爱情”。这是冯沅君于性爱书写上的一大特点，在大胆的笔触之下又竭力维护着爱情旗帜的纯洁性与崇高性。

《隔绝》《旅行》两篇文章，从反传统伦理道德的层面来看，冯沅君反叛的“坚决”、“大胆”是有限的，正如孟悦、戴锦华所言：“沅君小说并未真正‘写’性爱”。《隔绝》《旅行》两篇包含了一个共同的情节：自由恋爱的两个人一同外出旅行，同行同止，同起同宿，同衾而卧。与此同时，作者在这两篇文章中反复强调了两个词：纯洁，神圣。这种对纯洁爱情的强调，它的另一面实则是对肉体欲望的回避与恐惧，“是对某种潜在威胁的闪避”。五四反封建反传统的观念并没有“提供清楚界定性爱与爱情这两个字眼的关系的方式，特别是没有提供区别自由恋爱与淫荡堕落的确切解释”，而封建意识形态的规定却根深蒂固，即“礼教允许之外的一切两性关系统称为‘乱’，‘淫’与此同义”。因此，冯沅君在小说中如此重申爱情是“神圣的，纯洁的，高尚的”，如此乞援于爱的精神价值而回避肉体的欲望，其实是要证明爱情是纯洁的，而非淫荡的。

五四风潮之下，冯沅君在新意识的指导下书写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又以封建意识规定的淫乱概念作为评定“爱情”含义的参照系，这种无意识的选择造成一种表达的困窘/焦虑，在本文中呈现为“失语”/“性话语缺失”的现象，面对性爱书写，冯沅君的表达焦虑流露出她对旧意识所规定的“淫乱”概念的一种小心翼翼的回避态度，也潜在指向了五四第一代女作家的表达困境。

在新文化语汇库里，除了浪漫、理智与情感、爱情、忠贞、自然等一般化的‘人性’概念谱系之外，并没有任何现成的女性传统、女性视点或注目于女性立场的文学范式”，在受困于传统性爱道德观念的冯沅君那里，更没有表现女性独有感受、经验与思索的一套语言。于是，表达的焦虑/困境“塑造”冯沅君小说中的性爱书写：一种灵与肉分离的纯洁的精神之爱。

参考文献

[1]冯沅君.冯沅君小说·春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