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抗争」为基调的中国文化核心精神

以「抗争」为基调的中国文化核心精神

张子迪

（香港城市大学研究生院 56536380）

​中国文化核心精神，是一种抽象于中国从古到今丰富的历史文化、观念习俗等精神或物质存在，而独立凝缩、定义成具有高度民族精神与文化概括性和代表性的符号。中华文明有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它倚靠着最原始的农耕文明而生息繁荣，是一种经历了数千年来未有明显更替和断层的延续性文化，在有着惊人的纵向延展度的同时，也维系着内容上的广度和程度上的深度。

​中国文化包罗万象，从凭依山河湖海、青山黄土孕育出来的风水地理、天文历法自然文化，到诞生于时局的诗歌词赋、音乐篇章的文学文化；从上古人神共存的神话传说，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皇室贵族的礼乐宗教到现今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文化的缩影始终贯穿着中华文明的每时每处，从非物质的方面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什么是中国文化核心精神？我认为文化核心精神是对中国文化中体现出来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态度。中国文化精神十分丰富，如儒释道的人伦宇宙观，农耕文明所倡议的勤劳进取精神，追求天人合一之境的和谐精神等等。提炼出文化核心精神是构建现代价值观的重要一环，于塑造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促进社会的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代表中华民族抗争意志的精神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文化核心精神，并在当下和平与剧变共存的年代里仍然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抗争精神」是一种面对逆境时，讲求的是一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不妥协」的态度，是不屈从现状的精神。许多人认为对于依傍陆地和农耕文明而诞生的中华民族文化而言，坚韧、忍耐和应变是主流的核心精神，这固然是事实；而打破这一特质的抗争精神往往出现在变量和动荡之中，出现在环境、历史和文化出现「质变」的时间点里。如果说恭谦隐忍是小农意识影响下中华文化的整体基调，那么「抗争」这一不妥协的音调就是民族遇到危难时高亢的变调，它对时局产生了意识层面上的冲击，然后持续性地对人民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直到渡过难关进入新的平稳期，这种因变而生的民族情感形成了一种群体性的认知，被熔铸成新的民族性特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抗争精神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分聚与兴衰史，它体现在中华文化的各处细节之中，从神话传说到诗词著作，体现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神话传说诞生于民间各种想象故事，是一种淳朴而原始的信仰与训诫的文化象征。正如黄石先生认为，神话是想象的产物，是智力尚未发达的原人，对于森罗万象，如日月的进行，星辰的出没，山川河海，风云雷雨，以及生活的科技，人群的礼制，乃至于日常生活中看似神奇事物的解释。这些远古的幻想故事诞生于客观的真实存在，经过社会意识和统治阶级的需要层层加工与传颂，最终成为流传千年的神话故事。上古神话传说的核心之一便是「抗争」，其中讲述的大量故事都与怪力乱神、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关，而之中又有大部分都是以天灾祸患为背景，讲述了神明和人类是如何应对这些天堑难关的。

以耳熟能详的「女娲补天」为例，这则神话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描述天地灾变民不聊生的情形，「四极废，九州岛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第二部分则讲述了女神女娲为了拯救万民而奔走救世的故事，「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可以看出，人们创造出来的女娲这一神话形象是主动的、抗争的，女娲的形象指代了古时候劳动者面对天灾人祸的态度，体现出一种不避世、不沉默，而是积极应对苦难和绝境的气魄与胸怀，深刻地体现出了「抗争」这一自觉性的民族秉性。这种民族特性同样体现在其他神话中，如大禹治水、神农尝百草、燧人氏钻木取火，这些关于对抗灾害、征服自然的神话表达出先民们努力生存、锐意开拓的气魄，承载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寓意，刻入了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了支撑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核心精神。

除了神话传说，文学作品中的虚构形象同样也以大量笔墨着重点名抗争精神之必要。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锄奸惩恶、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之形象；有奋抗天命、怒斥父权神权的哪咤之形象；有杨戬劈山救母之形象。这些代表不顺应天命的虚拟形象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占据着分量，甚至可以与传统的中国君臣伦理观念相抗，反应了底层人民不甘屈服惟愿一搏的抗争精神。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线性发展的，体现在历史中的抗争精神同样多如繁星。中华文明植根于小农经济和封建君主制度，思想上有着保守和隐忍的通常特质，人民自古崇尚和生富贵，讲究百忍为先。而每当社会出现大变局、大乱象，民不聊生水深火热之时，「争」这一精神就如雨后春笋般从人民群众和氏族世家中突显出来。在脱离了原始社会的生存之窘境后，世人围绕「争」之一字而展开的抗争不仅是争输赢，还有争一个气节、争一个对错，以抗争留下思想与精神的火种，其精神之意义已经超脱了人类对物质生存的需求，是一种更高层面上的追求。

古有伯夷、叔齐不愿食周禄而在首阳山上采薇而食，有香草美人屈原以身殉楚自刎于江边，有十万军民追随南宋少帝跳海殉国，他们之「争」是注定一输、注定一死的争，是对侵略者的不屈服与以死明志，争的是一种人格与志向的成全。在清末到近代，反侵略反殖民是几代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历史记忆与民族使命，其中的抗争精神更是深刻地体现在这段历史的方方面面。在那些黑暗而耻辱的岁月里，涌现出一大批为了民族兴亡而奔走呼号、壮烈捐躯的爱国人士和救国义士，中国人选择了走西学东渐、革新自我的道路，通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开启民智，以阔斧开山和壮士断腕般的气度另辟新天，通过肉躯与刀剑枪弹抗击强敌。正如「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并非夸张加工后的歌词，而是川军年轻战士为了对抗日军坦克，用身躯顶着子弹掩护身后同伴进入投弹距离的真实历史，是万千抗日英烈的微缩镜头。充满血性的抗争精神是中华文化核心的一部分，支持着这个民族历劫重生。

由此可见，在身处存亡危机时，比起屈服与沉默，中华民族的秉性特征更多地让它选择了烈性的、群众性的对抗态度，这种不惜代价地为种族之将来存留生机、开拓未来的抗争精神，以童谣、寓言甚至为载体，将不服命理、不甘消亡这一特质传播到了每个中国人民心中，将「抗争」这一精神演绎到了极致。中华文明绵延千年，本土历史却未曾伴随改朝换代出现断层，正是因为永远有不愿屈服的人们在对抗着覆灭的结局，自此抗争精神便融入民族血脉之中，与无数美好的质量共同构筑成伟大的中华文化精神。

经历过千年岁月与朝代更替，抗争精神在和平年代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重要的现代价值。当今世界时局瞬息万变，高速发展的中国面临着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周边崛起邻国包围压制的挑战，更需要我们深刻掌握作为文化内核之一的抗争精神，从本领和心态上都做好应对高压、应对困难的准备。

不论长远的威胁，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抗争精神便体现得淋漓尽致。得益于高效的社会运行制度，我国政府在解决公共危机事件中发挥了强大的组织号召作用，与其他国家所采用的群体免疫等 「抗疫手段」不同，中国在经历了短暂而惨烈的反应期后，迅速制定了封城、隔离、加大检测量、调动全国物资与医护人员定点支持、建立方舱医院应收尽收等合理高效的抗疫方案，以一个人都不落下的姿态力挽狂澜，将疫情带来的损失控制到了最小，展现了不把病毒消灭不罢休的斗争决心。而比雷厉风行的政府更为打动人心的是个人在疫情中的表现，彼时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争先恐后签下生死状，奔赴医疗系统几乎被击穿的武汉。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全国人民的心都被疫区牵动，万众一心凝聚起来的抗争精神化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百里路云和月」的豪情壮志，化为「长江水不可断绝，卫我同胞万万千」的必胜决心，带领中华民族坚强地渡过难关。

抗争精神在和平年代有何用处？我们通过中国交出的抗击新冠答卷便能窥见一二。与受到信奉人命由天的宗教信仰与社会制度掣肘，而选择消极抗疫、放任自流的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秉承着积极抗疫的态度，并最终通过每个人都配合、参与抗疫的手段，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支持中国打赢这一仗的不仅是科学与政策，更是烙印在中华民族灵魂里抗争、进取的核心精神。因此抗争精神在新时代中仍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与丰富的文化意蕴，指引着华夏民族一次次迈过困境，走向平和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黄石：《神话研究》，开明书店发行所，1927年11月版

徐亚军：《神话传说的文化隐喻意义》，载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