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朱德在南昌起义中“地位不重要”的原因

试析朱德在南昌起义中“地位不重要”的原因

余洋

朱德故居管理局 四川省南充市 637631

摘要：北伐时期，朱德先后在川军杨森部、驻赣滇军中主要从事政治工作，少有军事方面的实际表现；在南昌起义中没有自己亲手带出的部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没有合适的机会发挥，不为广大将士所体认，故而在南昌起义及南下初期被视为地位不重要的老同志。

关键词：朱德 北伐时期 南昌起义 政治工作 老同志

陈毅元帅后来回忆，“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①这个回忆所呈现的朱德，与人们通常了解到的三军总司令可谓相去甚远。当时与后来形象的巨大反差，表明其中确有值得人们继续思考和挖掘的信息。早在护国战争时期，朱德就已经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而成为滇军名将，然而在陈毅等人中的印象却是“地位不重要”、“没有人听他的话”和“老同志罢了”。为何具有丰富军事履历和经验的朱德，在南昌起义中地位并不重要，只是个老同志？这与他在南昌起义前后所从事的工作有无关联？本文的主旨即要对以上问题作一简要的探缘分析。

朱德名将的殊荣是从护国战争开始获得的，而其地位不重要的印象出现在南昌起义及部队南下初期。因而当把探索视角聚焦于南昌起义及初期和稍前的北伐时期，则可清楚看到，朱德主要从事政治工作，鲜有发挥军事才能的空间，且无自己带出的部队等因素，是造成他地位不重要印象的主要原因。

一、朱德在万县时的政治工作

1926年夏，朱德留学归来，北伐战争正如火如荼。他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委派，前往四川万县“到杨森的部队中做宣传鼓动工作”，^②以政治工作争取杨森倒向国民革命政府，支持配合北伐。从1926年8月至1927年1月，朱德在杨森部从事政治工作近五个月，主要包括：

首先，动员杨森易帜投向国民革命军。彼时，杨森对这场针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处于观望状态。朱德到来后积极做杨森的思想工作。他“向杨森讲述革命形势，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规劝他参加国民党”。^③万县惨案后，朱德广泛发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通过群众力量逐渐向杨森施压，迫使杨森在北伐势如破竹的形势下，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称号并通电易帜。

其次，组织群众大会或运动，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云阳事件发生后，朱德与陈毅在万县图书馆主持召开有工、农、商、学、兵、妇各界代表五十余人参加的反帝群众大会预备会议，并以会议主席身份在会上讲话；9月4日，他又在万县西校场组织各界数万群众参加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暴行大会，发动群众进行抗英示威游行。万县惨案后，他又派人组织成立“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做好死难同胞的善后工作。

再次，推动第二十军的政治工作，扩大国民革命的影响。

在万县，朱德的精力集中在政治工作方面。杨森表示接受国民革民军的称号后，朱德要求并告诫随行的政治工作人员谨慎行事，还派文强、藤代顺等到杨森办的讲武堂担任区队长。作为第二十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德促成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的建立和开学，并派一批共产党员到该校任教育长、大队长和教员，甚至亲自给该校学员上革命课。在朱德的指导下，该校先后发展了共产党员十余人，还建立了党支部。

以上是朱德在万县开展的系列政治工作，也是其主要工作。虽然，朱德当时并不限于“做杨森的工作”，甚至还“要了解整个四川的情况”，^④但是并无直接参与军事指挥，再次获得勋名的机缘。

二、朱德在南昌时的政治工作

1927年1月，朱德因与驻江西的滇军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奉中共中央之命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由此开始长达近半年的政治工作。

朱德到南昌后被任命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期间，他首先着手筹办实际上受中共中央军委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对学员除进行严格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外，还重视对其进行政治教育，并用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教育学员领悟革命道理。为促进学员的革命思想素养，朱德常邀请共产党员方志敏等给学员上课，甚至多次派学员到地方县市，到群众中去开展宣传、组织工作。经过朱德的努力，到学期结束时，军官教育团每连的中共党员已由最初的一至四五人，发展到十多人，甚至有的达到了学员的三分之一。^⑤朱德的政治工作成效显著，保证了军官教育团坚持革命的正确导向。

其次，朱德对反革命行为或活动进行抵制。比如他于1927年3月18日，率领军官教育团参加南昌群众追悼革命志士的示威游行，让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的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收缴蒋介石派驻南昌的宪兵团的枪支。当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朱德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革命，反对反革命，加强对官兵和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他甚至在南昌军官教育团举行声讨蒋介石的大会，组建临时宣传队，于节假日分头向群众进行宣传。不可否认，朱德曾于当年5月在赣东一带剿匪，但这种活动在南昌时期极少，影响自然有限。

再次，朱德对南昌起义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准备工作，^⑥并率领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参加了起义。但是，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并不为起义军广大将士所知。

以上梳理了朱德在北伐时期的主要工作，这些工作多集中在政治，很少涉及军事。前后联系，可窥见朱德在南昌起义中“地位不重要”大致有以下原因：

首先，朱德在杨森部和驻赣滇军主要从事政治工作，少有军事上的表现。且政工人员在当时常被鄙为“五皮主义”，军中威信不及军事指挥人员，许多人对政治工作人员还持保留态度。^⑦故以政工见重的朱德确实容易被视作“地位不重要”。

其次，朱德几乎没有自己带出的部队。就南昌起义而言，他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只有一部分参加了起义，相较于整个起义大军，比重和影响甚小。南下途中，他在壬田、会昌两战中指挥的部队，还是贺龙二十军的第三师。朱德与当时声威显赫的叶挺部几无过从，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没有得到发挥，不易被广大将士认知。

再次，朱德既不是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也不是起义的主要指挥官，更无军职。起义后，他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军长，但能随时调动的也只是原军官教育团。

朱德以政治工作见重不但体现在北伐时期，而且还延续到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初期。南下途中，他始终“走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寻找粮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⑧直到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遭遇失败，面临核心领导缺失的生死关头，他的政工能力，尤其是卓越的军事才能才为起义军余部所体认，并起着越来越重要乃至无可替代的作用。他因此才逐渐成为南昌余部的核心领导。

①刘树发、王小平编：《陈毅口述自传》，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②朱德曾说，“党派我去指导四川的军事运动”，但其具体工作侧重于政治工作层面，军事并不占主要。详见[美]威尔斯著，陶宜、徐复译：《续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版，第108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

④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究部编：《话说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⑥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究部编：《话说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⑦《陈毅传》编写组著：《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朱德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