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叙述者的选择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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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叙述者的选择

郑莹莹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 · 广州 510006

摘要:《孔乙己》是鲁迅所著的短篇小说,塑造了封建腐朽社会下孔乙己这位读书人形象,历年来都入选初中语文教材。本文试从叙事学的原理出发,剖析作者《孔乙己》这篇小说的叙述者选择,以期立足文本,获得深入理解,也为《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教学提供新的切入点。

关键词:孔乙己;叙事学;文本解读;叙述者

小说对叙述者的选择是一个十分关键又复杂的叙事学问题,《孔乙己》无疑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学者们围绕“究竟是谁在叙述?”这一问题展开了诸多研究。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要把握小说中的“我”到底是谁,对此,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例如,钱理群先生主张,作者有意地选用“小伙计”作为叙述者,原因有二,一是小伙计是酒店中人,可以将孔乙己、掌柜、酒客等人的一言一行尽收眼底,二是小伙计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有一定距离,在叙述上能比较冷静、客观[1]。这其实也体现了作者是如何巧妙地使用第一人称叙事,又不使叙述带上主观感情色彩。也有研究者发现,小说中实际上是有两个“我”,一个是“二十多年前”的“我”,一个是“二十多年后”的“我”。

那么,究竟哪一个“我”才是小说的真正叙述人?李铁秀提出了与钱理群先生不同的见解,他不支持钱理群先生的说法,也不赞同“叙事者悄悄移位论”,即小说的叙述是由二十多年前的“我”和二十多年后的“我”前后或自由交替转换完成的。李铁秀认为,从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小说的叙事话语来看,《孔乙己》的叙述者都应该是二十多年后的“我”[2]。首先,从小说的叙事话语来看,小说的开头就已出现了明显的提示,“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中间写道“所以至今还记得”,结尾又说“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由这些话语,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的“我”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年人来叙述自己二十多年前所观察到的孔乙己的故事,成年后的“我”才是小说的真正叙述者。而小说中那个十多岁的小伙计是叙述者的叙述对象之一,属于回忆中二十多年前的故事层面中的一个人物,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是有所区别的。譬如,文中关于孔乙己要教二十多年前的“我”写“回”字的四种写法这一情节的叙述,也可以看出二十多年前的“我”也同孔乙己等人物一样,是叙事对象之一。当时,孔乙己要教早已不耐烦的“我”写“回”字的四种写法,“我”的表现是“愈不耐烦,努着嘴走远”。随后,又写道“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理解这一个细节需要进一步思考:“我”既然已经走远,又怎能看到孔乙己这些举动和神情呢?显然,这是二十多年后的“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后所作的部分联想,在使故事更完整的同时,也暗含了二十多年后的“我”在回忆故事时的自我反省。由此看来,将叙述者理解为二十多年后的“我”,确实是有一定文本依据的。

除了从文本中找到“叙述人是二十多年后的‘我’”的证据外,还要深入挖掘作者的写作谋略:“为什么作者要选择这个人作为叙述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在探究作者的叙述策略和创作意图。二十多年后的“我”作为叙述人,回头看多年前的“我”和孔乙己时,是带有自我反省的意味的。小说《孔乙己》的写作时间是1919年,而其所叙述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二十多年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间隔,“我”由少年成长为成年人,期间经历了科举的废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我”已经不再是二十多年前的“我”。“我”在这段时间内已经具备了反省自我的能力,因而才会在二十多年后重新回忆起这段故事[2]。由此可见,二十多年后的“我”不仅将孔乙己、掌柜、酒客作为叙述对象,还以二十多年前的“我”作为叙述对象之一,观察当时的“我”是如何由冷漠的看客转变成孔乙己悲剧的参与者的。实际上,这也渗透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即成年人成长后的自我反省,表露出对孔乙己的同情。虽然当时还是作为小伙计的“我”跟旁人一样看不起孔乙己,但二十多年后的“我”在回忆时,却能用“恳切”“惋惜”“幸而”“可惜”这样的词来形容当时的孔乙己。这说明,多年以后,离开鲁镇,经历了种种事情之后,“我”回想起当年的事,除了批判当时社会“吃人”的封建科举制度、揭露看客的冷漠,还体现了叙述者对孔乙己命运的悲悯与关怀。

仔细研读文本,文中已有细节提示了些许微妙的变化。十二三岁时的“我”对孔乙己的鄙视和嘲笑在对“孔乙己要教‘我’‘回’字四种写法”的叙述中达到最高点,之后开始出现转折。在“‘回’字四种写法”事件前,叙述众人的孔乙己的嘲笑时总有“我”的参与,例如,“引起众人都哄笑起来”“我可以附和着笑”。但此次事件后,就再没有“我”嘲笑孔乙己的叙述出现,而是以冷峻的口吻讲述“别人”的笑,譬如,“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可见,在叙述者的叙述中,嘲笑孔乙己的不再是“我们”,叙述中已带有同情,而不全是批判之意。并且在孔乙己最后一次来到酒店时,类似“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手走来的”这样的叙述在当时冷峻的社会环境和孔乙己悲凉的一生中,显得格外温情。以上种种文本提示,同样也是作者选择二十多年后的“我”作为叙述者的文本证据,隐含了叙述者对孔乙己的同情和难得的温情,以及渗透于叙述中的自省。

叙述视角和叙述者的选择会进一步影响到叙述者的可视范围和叙述内容。《孔乙己》的叙述视角是一种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第一人称视角的“我”是以今日之“我”回思二十多年前孔乙己的遭遇,回忆中的二十多前的“我”以咸亨酒店的柜台处为观察的出发点,这就使得观察视角受到了限制。“我”作为观察者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观察并叙述所看到的一切,例如,“我”在柜台看到“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而无法看到孔乙己在酒店外的遭遇。因此,二十多年前的孔乙己及其故事不是由“我”一个人的叙述完成的,还有不同的隐含视角在推动叙述的进程。例如,小说中的关于孔乙己以前读过书、帮人抄书、偷书被打折腿等事情,都是从他人的议论中得知的。结尾处“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一表述,实际上也是限知视角的体现。小伙计是从别处得悉孔乙己死去的消息,但由于自己整天待在酒店里,无法亲眼所见坐实这则消息,因此,加了个“大约”作限制。由此可见,作者写作时的用词都是极其讲究和严谨的。

综上可知,小说的叙述者是二十多年后的“我”,二十多年前的“我”只不过是真正的叙述者在叙述回忆时选取的一个有限观察视角,这既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也体现了作者的叙事谋略。当然,我们在理解文本叙述者的叙述及其叙事情感的时候,不能把作品第一人称背后的叙述者等同于作者感情的直接流露[3]。因此,那些将文本的叙述者“我”当作作者本人,或将作者当作小说中的人物等说法都是有误的,混淆了“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三者的概念。作者本人只作为创作者与文本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更不是小说的叙述者。在小说教学过程中,做好此类问题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孔乙己》“叙述者”的选择[J].语文学习,1994(02):15-18.

2[]李铁秀.《孔乙己》:是谁在如何叙述?[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06):101-104.

3[] 李生滨.《孔乙己》的叙述人称、叙事结构和内在情感[J].鲁迅研究月刊,2018(06):18-24.


作者简介:郑莹莹(1997.11-);女;汉族;广东汕头人;硕士研究生;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