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与土地关系变化的调查研究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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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土地关系变化的调查研究

俞越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京 100000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古老而又常新。正确认识和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既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农村改革做出了新的部署,以赋予农民更多权利和利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为主线,明确的分析了农民的财产权利以及土地流转的可能性,这些问题都是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便利了土地的流转和市场的竞争,在不同方面影响着传统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了解其中的变化、产生的影响以及提出我们自己的解决办法,因此这一选题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国内对于农民和土地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不难看出,这些研究视角都是自上而下地俯视问题,多从“国家”、“政府”和“政策”的立场出发,而较少的从农民自身行为和情感变化来看待农民的行为。农民作为农村建设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自己对土地的看法是值得关注的,因此从他们的视角关注问题应该得到重视。


农民行为中存在有限理性

农民思想中的有限理性。斯科特认为:“农民家庭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要生产足够的大米以养家糊口。”在严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面对严峻生存压力的农民,除了生存无暇顾及发展或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耕种者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过冒险获得大成功、发大财。”1农民中大部分的需求是满足基本的温饱,他们趋于传统保守。虽然他们的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来熏陶的孝悌之义,与人为善,乐善好施,集体观念强。但是,他们的缺少创新意识、一味守旧、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独立自主意识较差,重义轻利,“等靠要”依赖思想比较严重,而且有着深厚的迷信思想。2农民依旧秉承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理念。这是农民世代流传的生活习惯,但是这种理性是有局限性的,农民只是依靠大自然但是没有更好的利用大自然。

农作物的选择中的有限理性。一般来说,任何人的任何一项抉择,都是基于现有的环境下,现有信息下通过自己的认知下做出的,我们发现其中信息因素对农民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认为没有调整的农作物和对市场的价格不了解,一定程度上由于没有完善的信息系统,没有一个良好的信息途径,导致了农民对于市场的了解十分被动。农民由于没有完善的信息系统,没有一个良好的信息途径,对于市场的了解十分被动。所以种植的作物大体一成不变。这就是农民的即时有限理性。(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于行为经济人难以对影响抉择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作出合理的预测、判断、加工和处理,认知偏差显著,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通常较低。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为即时有限理性3。)

农民中的生活理性还体现在农业社会,农民的算计是缺乏交换的算计,是如何对仅有的“存量财富”进行精打细算的算计,主要是基于生存,遵循“安全第一”,是一种“过日子经济”。这种理性在传统农业社会只能平安度日,难以致富。


农民行为中的经济理性

当然传统的农业中的农民种植中也有理性行为,虽然大部分的农民还是粗放耕作技术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会产生较为严重的生态后果。但是这也证明了环境经济学所说的,行为人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外部不经济的后果。但是对于目前的农民耕作的条件来说,粗放耕作是最适合他们耕作的经济性的选择。一个决策者在面临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会选择一个能令其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理性。4这是一种经济理性而非环境理性。

在此我们发现:收入极低农户,不愿意放弃土地愿意继续耕种并不是他们没有“大脑”,反而是他们合理的,甚至是迫于无奈的选择。当我们询问农户为什么亏损的情况下还愿意继续耕种时,这些农户似乎觉得这个问题不算是问题,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不种田种什么?但是关键的原因不在于此,如果这些农民不耕地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将支付额外的金钱来购买粮食,这样的弃耕意味着更多的成本,对于这部分人而言,没有可供选择的机会。正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所指出:土地有用之不尽的性质,虽然有坏的年景,但是丰收的希望仍然是存在的。5


(三)农民行为中的社会理性

农民的传统的勤劳、节俭、互惠也同样是一种理性行为。

勤劳是指辛勤地劳动,将劳动视为生活的源泉,它是农民理性的最基本要素。这是由农业生产特点和方式决定的: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于自然,受大自然支配,是自然环境的依附者。传统农业主要依靠两大生产要素,一是土地,一是劳动。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有所劳才有所得,多一分劳动多一分收获。劳动不仅是生存的目的,而且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人的一项“天职”。特别是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强劲的体力多于良田”,更需要通过不断的劳动投入才能得以生存或者积累财富。而中国的农民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与农奴不同,能够将劳动与收入联系起来,有劳动积极性。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勤劳的群体,没有劳动时间限制和劳动条件要求。

生产和消费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农民理性在生产方面表现为勤劳的话,那么,在消费方面则表现为勤俭,即努力节约,将消费支出降到最低限度。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收益有限,没有更多的财富可以消费。而农民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体的,节支就意味着增收。同时,农业生产受自然天气影响很大,有丰年也有歉年,而外界不能提供相应的生活保障,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的积累进行自我保障,由此形成农民日常生活的节俭理性。

农民互助合作由来已久。因为一家一户无法完成生产和生活全过程,特别是在农忙时期,农民都会以换工等形式互帮互助,实现的是互相均衡收益,即互惠。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行为更多,如“患难相恤,守望相助”,婚丧嫁娶等生活大事的邻里之间互相帮忙,资金互惠的“抬会”等。“帮帮忙”成为传统中国人的口头语,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斯科特通过观察,认为:“互惠这条道德原则渗透于农民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可以发现,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会觉得农民的思维和合理,很有理性。


总结

在探索农民的行为是否理性、处于何种理性时,将农民是感性和理性这两个方面剥离开来的讨论是不必要的。我们发现农民的行为逻辑是可理解的,他们在土地问题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理性观点;相反可以看出外界环境对农民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外界的信息对他们思考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不能认为农民对土地的价值判断不合乎常理就判断他们不理性。

归根到底,造成这样差异的原因,是农民自身生存的环境所决定的,这种环境下生存理性仍旧是基础,大部分农民处于这个层面上思考问题,对于他们而言首要也是必要的一点是满足现有的生存,同时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也期望追求经济上的有所发展和收益,甚至我们也可以发现一部分“高瞻远瞩”的农民也在为土地的增值做思考。

现阶段农民所接触的事物是有限的,想要让农民与土地有所发展,需要更多的为他们社会支持。这些支持必然包含着相应的政策、规定等措施,将这些信息有效的传递给农民是必可少的。


1 赵峰、余艳琴:《农民理性:传统、市场与国家》,《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课题》,贺先平,2006年第9期,广西社会科学

3 《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何大安,2004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

4 《传统农民与环境理性—以黄土高原地区传统农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例》,萧正洪,2000年12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5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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