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业余体育竞赛体系构建研究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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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业余体育竞赛体系构建研究

白洪煜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沈阳市 110000

摘要

全面建设“体育强国”、实现体育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之一,竞技体育建设是体育强国和体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在全面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和体育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继续坚持和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背景下,竞技体育政策在竞技体育诸项行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对竞技体育政策的研究就成为重中之重。竞技体育的发展,必须要加强政策引导,让竞技体育能够在正确合理的政策环境下顺利运行。我国的竞技体育政策从建国至今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策体系,正是这一体系才确保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研究我国竞技体育政策的变迁,不仅能够对我国竞技体育政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利于建设和完善我国竞技体育政策体系。


关键词:业余体育;体育竞技;体育强国


1引言

1.1选题依据

研究大学竞技体育,是对我国近来23届美国洛衫矶奥运会上,我国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获金牌15、银牌8,铜牌9枚共32枚奖牌的优异成绩,金牌总数列第四位,仅次于美国、罗马尼亚和前联邦德国。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人扬眉吐气,一跃登上金牌榜第四,全世界体育强国为之感到震惊。同时在国内也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体育热”,这种热潮也涌入了学校校园,对学校体育提出了挑战,学校体育该如何发展竞技体育呢?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12月27日至1986年1月1日,原国家教委和国家体委在山东掖县召开了全国学校学生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座谈会,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精神,总结交流了学校开展业余体育训练的经验,讨论和确定了《关于开展学校业余体育训练,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1986--2000年的框架(以下简称规划)。1986年11月11日,原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印发了这项规划,其中确定了课余体育训练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目标,以及10项政策和措施。1987年4月,国家教委又发布了《关于普通高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并首次确立了全国引所招收高水平学生运动员的试点院校,并对招生对象、招生方法、教学管理等做了初步规定。从此,我国拉开了高校培养高水平体育运动员的帷幕。目前,我国约有60多所部属、近100所省属培养高水平学生运动员的试点高校,为我国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培养优秀的学生运动员取得了不少的成功经验,但同时这些高校在办高水平运动队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也发现了不少问题。那么如何总结成功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对我国高校近17年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情况做一系统性的研究。特别是在《关于开展学校业余体育训练,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1986-2000年)这个指导我国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纲领性文件完成历史使命之时,以及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之际,对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如何发展进行研究就更显得非常迫切和急需。

1.2研究背景

首先,竞技体育政策在当前我国建设和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我国竞技体育领域所采取的所有行为都是政策导向的结果,因此研究竞技体育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对于体育政策变迁的研究,在国家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指南中己连续几年作为重要课题,而竞技体育政策也是体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研究其变迁具有重要研究意义。最后,从政策学和体育学的角度出发,我国竞技体育政策研究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的研究,目前还未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体系,对竞技体育政策所展开的研究可以丰富和完善政策学和体育学的学科建设。毛泽东曾指出: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足见政策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性。竞技体育事业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优先的地位,是体育事业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局长会议上,苟仲文提出“推动政策创新,既是施政方针也是保证未来我国各项体育工作可持续发展所推进的方向”。在2015-2017年国家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指南中,对“我国体育政策及变迁”的研究己连续几年被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近几年来国家较为重视的研究课题,可见关于我国体育政策变迁的研究,在国家层面己经引起高度重视,而我国的竞技体育政策作为体育政策的子政策,对于其变迁的研究自然也被摆在较为突出重要的位置。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竞技体育的发展几乎走在我国各项体育发展的前列,曾一度占据主流地位。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多个“五年规划”及各相关政策文件里可以看出,竞技体育政策内容的篇幅占有较大的比重。中国发展近70年的历程之中,我国的竞技体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空前的规模与成就,可以说,我国竞技体育的繁荣史也是中国的繁荣史。我国竞技体育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最根本是得益于我党正确的方针、政策,从建国到现在,体育政策虽几经变化,但主要还是围绕竞技体育这一主轴所展开,可以说竞技体育就是我国体育对外交流的主要窗口,是中国由弱变强的主要见证者,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得也有失。因此,研究近70年来,我国竞技体育政策及其变迁,在当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政策学是二战后首先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我国在80年代初引入政策学,直到90年代政策学的研究和教学才逐步体制化,直至目前还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对政策科学的分支领域(体育政策)展开研究,对于完善我国政策科学研究体系,促进学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体育政策研究起步较晚,并没有真正建立发展起来,还处于探索阶段。从本文所收集的文献可以看到,目前关于体育政策基本理论研究的专著极为稀少,关于体育政策相关理论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政策学和体育学等交叉学科的基础之上,属于新兴学科的研究,而属于政策学分支的竞技体育政策的研究,表现为数量较少、系统性不强、理论基础较为薄弱等特点。基于以上,本文尝试对竞技体育政策及其变迁进行研究,既是理清竞技体育政策变迁的发展脉络,也是为预测竞技体育政策变迁的发展趋势,更是为建设和完善我国政策学及体育学领域的学科建设尽绵薄之力。

1.3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目前,关于竞技体育政策的研究在我国体育领域的研究中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对建国至今的竞技体育政策及竞技体育大事记进行搜集整理,结合竞技体育政策制定的背景来确定政策变迁的阶段划分依据,通过构建的竞技体育政策内容分析框架,运用政策变迁理论对竞技体育政策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划分政策变迁的时期及对各时期政策特点进行分析,以便总结我国竞技体育政策变迁的整体脉络和发展的趋势,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竞技体育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对竞技体育政策及其变迁的研究,可以丰富和完善我国体育政策学的研究领域,使体育政策的研究进一步系统、规范。使竞技体育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从理论上充实我国的体育政策学科体系。本研究依据竞技体育政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构建的竞技体育政策内容分析框架,可以依据其搜集相关政策,分析政策内容,以弥补对竞技体育政策研究的不足。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体育的发展亦要跟其做出适应性调整,以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的竞技体育发展己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尤其是在08年奥运会以后,竞技体育己然步入强国行列,在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其政策的功劳是关键因素。对建国以来我国竞技体育政策及其变迁进行研究,可以看到竞技体育政策发生、发展、变化的轨迹及诸多特点,在此基础上该研究有利于为以后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更为清晰的认识,更好的为下一步的发展和建设服务。

1.4概念界定

“竞技体育政策”概念界定 第一,有关研究者对“政策”进行过定义,比较有代表的有:哈罗德·拉斯韦尔仁认为,政策是“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加拿大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认为,“政策是要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的分配”。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认为,政策是由政治家及拥有立法权的人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去执行的法律及其法规。陈振明认为,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是一系列的法令、条例、谋略、办法、措施、方法等的总称。《现代汉语词典》把“政策”定义为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上述各种定义表明“政策”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①政策含有一定的目标、价值判断;②政策是由政府专门机构制定;③政策是规定的政治行为或行为准则;④政策具体包含了计划、法令、条例、办法、措施等诸多内容。第二,研究者对“体育政策”的定义是:钱景认为,体育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体育路线和目标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它是揭示体育发展内在规律和外部影响、指导体育发展、把握体育发展方向和进程的宏观的指导的科学。

马宣建认为,体育政策是党和国家在体育方面的策略、措施和办法,决定在体育领域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是解决问题、发展体育的对策,党和国家的体育政策是公共政策。蔡治东,虞荣娟,汤际澜认为,体育政策是党和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为保证体育事业按一定路线发展而制定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与指导着体育发展的方向。上述“体育政策”定义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①体育政策服务于一定时期的体育事业;②包含了一定的策略、措施、办法和行为准则。第三,有关竞技体育政策概念的界定有:张翠芳,李恩荆认为,竞技体育政策是指党和政府及其他组织为了使竞技体育更好地发展,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而制定的指导方针、发展计划和行动方案。上述“竞技体育政策”定义有三个方面的特征:①政策是由党和政府及其他组织制定的;②政策制定的目的是更好地发展竞技体育;目标是为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③政策是指导方针、发展计划和行动方案。综合上述有关“政策”、“体育政策”和“竞技体育政策”的特征,根据研究目的,我们把“竞技体育政策”做如下定义: 竞技体育政策是由政府专门机构制定的,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竞技体育、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为目标的政治行为或行为准则。

该概念的含义有: 1)政府专门机构:在我国,政府专门机构是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职能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由于我国竞技体育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因此竞技体育属于“政府管理型体制”。政府管理型体制的特点是:政府掌握竞技体育管理的领导权,国家竞技体育发展的方针路线政策均由政府专门机构决定与制定,并监督实施。2)服务于竞技体育:竞技体育有其本质属性和外延:“竞技体育是以体育竞赛为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的体育活动”。竞技体育是由运动员选材、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和竞技体育管理等四个方面组成。(田麦久,2012 )。“竞技体育”的概念阐述了竞技体育内在的目标和组成部分,包括:①以体育竞赛为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目标的行为准则;②是由运动员选材、运动训练、运动竞赛,以及其中的竞技体育管理四方面组成。3)政治行为或行为准则:相关的法令、意见、方案、规划、条例、通知、办法等的总称。

2我国业余体育竞赛体系现状

2.1我国参加近几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成绩状况

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目标,需要深入研究我国当前大学竟技体育的发展,我国高校在试办高水平运动队后,1995年国家教委又提出了要逐步实现由国家教委独立组队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目标。1997年8月,第I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举行。中国派出116名运动员参加了除游泳和水球之外的8个项目的比赛(篮球、排球由国家教委组队),获得了10枚金牌、9枚银牌和7枚铜牌,名列第50 1999年7月,第20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西班牙的帕尔马举行。中国派出i74名运动员参加了除帆船、足球和水球以外的9个项目的比赛,共获得了9枚金牌、6枚银牌和10枚铜牌,名列第21届大学生运动会在中国的北京举行。中国派出了2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2个项目的比赛,最终获得了54枚金牌、25枚银牌和24枚铜牌,名列第1。纵观我国参加近几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成绩状况而言,总成绩处于国际前列的水平,但是从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真实身分来说,真正属于高校培养的学生运动员没有几个,基本上是国家队、各省队的专业运动员。特别是在北京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我国取得了绝对的好成绩,但是在参加本次大学生运动会的中国军团中,运动员分别来自国家队、国家青年队和高等院校,既有在读的职业运动员,也有只取得学籍还没有入校读书的现役运动员和在校的大学生运动员组成,但高校自己培养的运动员并不是主力。中国代表团中有52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其中9名是奥运金牌选手,他们才是真正的主力。

通过近年来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组队、成绩状况来透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试办情况,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这种反思则首先要求对我国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过程进行深刻研究。我国北京成功的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一机遇将会极大的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在成功主办2008年奥运会、当好东道主的同时,也是展示我国竟技体育实力的时候。申办成功后,我国面临的大事之一就是要抓紧运动员的培养和训练,在2008年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应取得优异的成绩。这一任务要求我国的竞技体育要重视多渠道发展,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这就对教育系统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对高等院校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提出了期盼。这种期盼需要对大学如何能培养出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进行研究。

2.2国际大学竞技体育的成功经验

建国以来我国的体育体制,是50年代初借鉴苏联的体育模式、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而形成的高度集中、行政管理主导型的体育领导体制,简称为“举国体制”。伴随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我国运动训练体制也形成了运动员的三级培养体系,即从小就对那些有体育特长的儿童挑选出来,送入体育运动学校集中进行体育训练,然后层层选拔直致国家队最后退役,这种训练体制最大的不足就是运动员从小脱离文化知识的教育。这种举全国之力参与国际体育竞争的体制,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它存有的各种问题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体育发展的需要、越来越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1)体育后备人才的匾乏,而影响体育后备人才的主要因素又是现在独生之女增多,大多数父母不愿自己的孩子从小离开学校教育而去从事纯竞技的体育训练。(2)运动员退役安置困难,因为过去对运动员的培养模式是,如发现优秀的“苗子”,年龄很小就将他们选拔出来进行训练,很早就中止了学业,等到运动生涯结束后,又面临人生的第二次选择。而这时运动员除了拥有一定的运动技能外,在其它方面,尤其是知识文化方面的素质较低,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新的生存竞争。尽管有些运动员也通过直接上大学、函授等方式来解决教育问题,但效果并不明显,依然就业困难。(3)运动员技术水平到一定程度停滞不前,目前竞技体育竞争非常激烈,对运动员的知识、技能、心理要求相当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运动员的智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缺乏受文化教育的运动员到一定时候,其运动技能的提高和发挥就受其智力因素的影响而停滞不前,并影响其运动寿命而不得不提前退役。

人们在认识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不足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多渠道发展我国竞技体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利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良好机遇,积极探索大学培养优秀运动员的途径和方法。在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竞技体育主要是通过大学来培养的,如美国就是利用大学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一个典范。在美国把竞技体育纳入教育系统,通过学校体育来培养高水平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是美国竟技体育实力的主体。如美国大学培养了不少NBA中高水平的职业运动员;加州大学从,共有274人参加了18届奥运会(包括一届冬奥会),共得金牌69枚、银牌39枚、铜牌33枚;在1996年奥运会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获得了16枚金牌,UC伯克利大学有50名学生运动员参加了该届奥运会,并夺得了仅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学校就有34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并且获得1O枚奖牌(4金、3银、3铜)。通过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例证,充分说明大学发展竞技体育是一条有效、可行的途径,它可以解决许多我国在“举国体制”下的不足。大学培养的学生运动员不仅运动技术水平高,竞技能力强,而且当这些大学生运动员毕业后又都能找到自己理想的职业。因此,从我国现实的情况和国际大学竞技体育的成功经验两个方面来看,非常需要发展中国的大学竞技体育,更非常需要对中国大学竞技体育如何发展进行研究。

2.3我国体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启动与发展

1992年9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运行由原来的通过计划为主的方式转变为通过市场为主的方式来实现,按市场规律办事。在整个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的体育事业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体育逐渐走向了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我国体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新的体育领域,特别是在体育市场的开发和挖掘方面。如我国目前己逐渐形成了以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彩票业、体育培训业、体育场馆服务业、体育信息服务业、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用品销售业等为主的体育产业市场。这些新兴的体育领域均以体育为依托,以市场为轴心,逐步把我国的体育推向了市场化的道路,并初见成效。如截止1999年底,北京市体育产业年总产值己达70.2亿元,其中,有5亿元来自体育用品制造和销售业,剩余部分来自体育服务业。预计到2010年,北京市体育产业年总产值将达到13$亿元,将成为首都经济中的重点产业之一。体育市场的潜力使人们认识到体育产业是我国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也非常重视,出台政策、规范市场、引导发展。那么体育在走“面向市场、走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的发展道路时,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能否也走市场化的道路,能否与体育市场化相融合呢?能否与市场找到一个结合点呢?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方向做细致的研究,要以新的理念来思考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

2.4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

改革开放?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就。改革的内容主要有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改革、高等教育规模与结构的改革等等。其中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又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难点和重点,主要包括举办体制的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办学与管理体制改革、招生、收费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等,。总体来讲,高等教育的改革要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在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过程中,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这一趋势为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提供了发展契机。因此需要在了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础上,研究高校如何才能把高水平运动队纳入教育体系,使其健康、快速的发展,并能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

3文献综述

3.1大学竞技体育(college athletics)的概念及与商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关系

我国自从1986年以来,把在普通高等院校培养高水平体育运动员这一现象称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如果直译为“大学体育”,在我国容易与普通意义上的“大学体育课”和“大学体育教学”相混淆。为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大学体育”,我们把“college athletics”或“college sport”译为“大学竞技体育”以突出它的竞技性。在我国虽然没有把“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称为“大学竞技体育”,但这两个实体是基本上相同的,为了跟国际上的称谓一致,本课题把“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这一现象更名为“大学竞技体育”。更名的益处有1)把“高水平运动队”个体名词提升到“竞技体育”这个集体名词,引起更多的人关注;2)更名为“大学竞技体育”后,令大学竞技体育注重了整体发展的趋势,避免了过去只注重个别“运动队突破”的做法;3)更名大学竞技体育,可使大学更注重竞技体育与教育的结合。因此,本课题以“中国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研究”为课题名称,但以习惯了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为研究对象。

3.2发展(development)的棍念

何谓发展呢?发展是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既有量变又有质变的动态演进过程。①在生物学中,发展是指生物个体从小到大,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发展是一个有多层意义的术语。“发展”既指发展活动,又意味着结果的状态。孔德认为,进步就是发展;黑格尔认为“发展”有两种含义,第一是潜能,能力是潜在,第二是自为自在,亦即真在或实在,潜能变为自为自在的过程便是发展。②关于发展的概念,人们赋予发展许多涵义。在科学发展史上,发展一词主要有三种涵义:第一,哲学家认为发展是关于纯粹思维规定的辩证的演进,即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与一系列逻辑概念的辩证进展相一致的这种涵义上的发展,这就有了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之说。第二,社会学家认为发展的涵义就是社会进步。第三,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发展是研究、探讨、总结和寻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在通往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它包括发展的目标、发展的模式、发展的途径、发展的方法、发展的优先领域,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等等。⑧而新型发展观代表人弗朗索瓦佩鲁的观点认为,新型可取的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这种新型的发展观应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不存在关于发展的终极、标准定义,发展的概念也是发展变化的,具有时代性和部门性。发展的概念也应该是开放的。第二,发展所应包含的指标是可以确定和选择的。第三、发展的范围、目标是多种多样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是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的。第四、人的因素日益占主导地位,强调一切人和最大化的全面发展。第五、强调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局部与整体、现实与未来的均衡协调发展。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使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使发展的内涵不断拓展。总结目前人们的探讨,发展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经济发展。发展首先指的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其它诸多方面发展的基础。二战结束以后,广大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国内的贫困状况,首先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致力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在联合国主持的两个“发展十年”计划的经济援助下,多数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后人们又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引入其中,从而使经济增长转变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尽管不是发展的全部目标和终极目的,但确实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基本手段;作为发展的基础,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经济发展首先取得优势的。社会发展是由经济发展引起并同时发生的各社会变革,特别是社会结构的重组和变革。社会发展的内涵丰富,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突出表现在以下儿点: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就业结构的转变;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社会发展还包括:大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寿命的延长、生活质量的提高、卫生保健的普及、社会保障的普遍化等等。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结果。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核心和最终目的。人是社会生产力各要素中最积极的、最具有革命性的要素;物质的发展无论到什么程度最终都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人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的发展既包括人自身的发展,也包括为人的发展而提供各种条件。人自身的发展是指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提高人的素质,发挥人的潜力和能力。为人的发展提供各种条件,意味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提供各种有利条件,使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自身有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以发挥各自的潜力和能力.人的发展首先是身心全面的发展,而身心全面的发展又离不开人体育方面的发展,因此,人的发展还包括人体育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性、无穷进展本是发展的应有之义。但目前它是人们在人类继续生存和发展受到巨大威胁的情况下特别提出来的。人口的过快增长、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等,给人类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而“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生产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做法还在继续。在这种严峻的现实背景下,可持续发展被提出来了。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可持续发展要求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统一,关注社会的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既是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构成了当代发展的基本内容。卫同时也为研究体育发展提供了理论背景和支持。

3.3发展研究

由于发展不仅仅指经济发展,还涉及到社会的其它方面,涉及到作为发展主体的人类自身,对发展的研究也就必须从多个视角、多外方面着手进行。事实上,发展问题是一个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问题。从发展研究的背景和起源可以鲜明地看出这一点。 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研究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其最早的起因是政治与经济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仍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受到战争创伤的所有国家的复兴和战后新独立国家、地区的发展问题。经过毁灭性战争破坏的西欧缺乏重建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发展。同时,在国际上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垒的大格局,怎样发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成为国际社会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首先是一些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进行种种探讨,从自身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观点。不久,一些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也开始探讨本国、本地区不发达的问题。这样,发展研究逐渐为一门跨学科的世界性“显学”。

①发展研究一经出现,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科学界的极大关注,支持和鼓励,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和仁人智士探讨那些与人类命运牧关的全球性与地区性发展问题:去说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去探索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民肿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参与发展研究的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未来学家、政府官员等。①从发展研究或发展理论的产生之时看,发展研究实质上是指全球性问题及其解决措施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②发展研究自古有之,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发展研究自产生以来就涉猎广泛,形态各异,跨越多学科和部门。发展研究最早产生于经济学,专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后扩展到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研究的问题也不断增多。③发展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发展研究是探索整个宇宙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从整体、全球角度上阐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现状和未来。狭义的发展研究,是以相对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关于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模式、战略方针乃至具体政策。④发展研究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突出之处在于它面向未来,服务于未来。它的功能之一便是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正视发展的现实,预测发展的未来。发展研究产生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又在发展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色彩十分强烈。发展研究的特点之一,是它从一开始就冲破了“纯学术、纯理论”的樊篱,融理论研究、战略研究、对策研究为一体,既有浓烈的理论气息,又具有鲜明的实践色彩。因此,发展研究不仅为理论界所瞩目,也为政治界、经济界和社会学界的决策机构和人物所重视。对发展研究兴趣的增长,首先在于它能回答和满足人类进步的迫切要求,发现解决发展中的发展问题,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目前发展问题不仅愈来愈成为从理论上如何再现发展问题,而且愈来愈成为如何在实际上促成发展,如何在实践上实现新的生活形式的发展问题。如何实现发展,怎样达到发展的最大化、最优化和整体化,成了目前发展研究的主要课题。⑤相对发展研究的兴起,在体育界运用发展理论,进行发展研究却比较晚。近年来由于国家、政府注重了软科学的研究,才使在体育界的研究方向从偏重自然研究转向比较注重社会研究,有关体育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发展模式、发展影响因素等方面的课题多了起来。

3.4大学竞技体育历史回顾

因为近代最早的大学首先是在西方一些国家出现的,所以大学竟技体育的历史也追溯到西方国家。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中,美国是最具代表又发展较成熟的国家之一。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经过百年的发展现在规模较大、体制完善、竞赛广泛,成为美国教育和民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美国学生生活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美国大学竞技体育历史回顾,1852年8月3日,在新罕布什尔)}I的温尼拍索基(Winnepesaukee)湖上,由哈佛和耶鲁大学举行的划艇比赛,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学校际间比赛。这次比赛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哈佛大学是在麻萨诸塞州的剑桥,耶鲁大学是在康涅狄格的新哈芬,而这次比赛却是在这两个城市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湖上举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一次的校际比赛是被波斯顿的一家铁路公司(Concord &Montreal)赞助,该公司把比赛地点选择在新罕布什尔州,而两所学校的支持者和其他观众就不得不乘火车去比赛地.这样,第一次的校际间比赛就涉及到公司赞助,并且该公司通过竞赛可增加他们公司的营业。最初的大学竞技体育比赛是学生自发组织的,学生自己组织、并且与对方学校协调来安排比赛,根本没有教练员和管理人员参与这些比赛的组织。在这些比赛中,常春藤联合会变成了最有实力的学校,并且橄榄球也成为首要的运动项目.暴力的竞争吸引了大多数学生观众,这样,原本是学生们娱乐的游戏演变成了夸耀个体的暴力性比赛。此时大学也开始认识到校际间的体育比赛己经在广泛的增长而且能带来公众、学生和往届毕业生的捐赠。

随着在比赛中获取胜利的这种压力增大,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们也开始认识到他们需要外部的帮助。这样,在1864年,第一个教练员被耶鲁大学雇用为的是他们能在比赛中打败强敌哈佛大学。这个教练员的名字叫威廉姆斯,伍德是一位临床医生,他介绍了一个严格的训练计划和训练表格。大学的管理者们也开始关注校际间的体育竞赛,但是这种当时盛行的体育活动还没有被接纳为教育的范畴。随着无组织、无合理规则的这种体育比赛的发展,伤害事故经常发生,由学生们发起的校际间橄榄球协会成立了。这个协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的大学生,他们致力于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竞赛规则。然而,橄榄球比赛仍然那么的危险,在一些比赛中学生运动员经常受伤,有时还出现伤亡事故。在1905年由联合大学和纽约大学参加的一场橄榄球比赛中,联合大学的一名中卫,哈罗德摩尔在冲撞中不幸死亡。摩尔正好是当年第I8位在橄榄球运动中死亡的学生,另外还有149位严重受伤的学生运动员。当纽约大学的校长亨利米切尔·马克克拉肯目睹这一切的之后,他想他该为这项运动做些什么的时候到了,随后他向其它院校的校长们发出了邀请信来参加一个关于改革和废除橄榄球运动的会议。在1905年10月,来自不同学校的13名校长举行了会议并宣布他们改革这项运动的意图。当这次会议的3个星后期,62所学校派了了代表成立了美国校际间体育运动协会(IAAUS ),该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使橄榄球运动更安全和更吸引人的规则。7年后,这个协会更名为美国大生体育运动协会(NCAA )。最后,在1920年,大学管理者们开始认识到校际间的体育运动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并把它设置为体育部下的一个分支机构。教练员在体育部也给予一定的学术任务,同时学校也为体育运动提供资金保证。

在此后的60多年,美国大学竞技体育活动历经了不少曲折,并且在一定时期出现了经费预算紧缩的现象,如在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在大学竞技体育方面的消费就被限制。在回顾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的历史中,近年来主要的发展趋势是增加观众的吸引力、商业化、媒体的报道、已毕业生的涉及和资金的募集。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大学竞技体育管理部门由大学体育部的一个下属单位逐渐转变为一个大学校园内资金可观的募捐部。在大学竞技体育商业化、谋取赢利的同时,给教练员带来无限的压力。结果出现了违反规则、对学生运动员滥用学分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公众也认识到大学竞技体育与高等教育的整合正受到威胁。在1989年,民意测验专家刘易斯,哈里斯(Louisharris)发现78%的美国人认为大学竞技体育失去了控制。同样的一份调查指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和洲政府应对大学竞技体育应加以法律控制。因此,1989年,骑士基金(knight foundation 3的理事们建立了一个骑士代表机构,此机构可代理他们来指导大学竞技体育进行合理化的改革。这个机构的代表主要由各大学校长、公司总裁或主席、会议代表组成。被骑士机构建议的改革方案在支持立法、强化学校和各级协会控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目的为的是加强竞技体育与大学的整合。这个机构的工作和建议促使NCAA通过了许多关于招生、学分标准、财政参与等方面的准则和法规。尔后,美国大学竞技体育又经过几次改组,实施了一些新的管理政策,逐渐发展成为在世界上有影响力、在国内有生命力的一种教育形式。

3.5对国外相关竞技体育政策及其变迁的研究

国外在对竞技体育政策的构成要素研究中,大多是从国家“法令”的角度出发,包括对相关法律文件研究。法律作为指导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竞技体育相关“法令”自然成为其政策组成的关键要素。美国人从竞技体育政策“法令”的角度对美国职业体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明确了“法令”在确保了职业体育健康有序发展。张冰仁(2004)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从竞技体育政策的运动员选材、训练、竞赛等相关政策规划,研究了俄罗斯从90年代至今的体育发展,指出了俄罗斯体育变迁的发展特点。周西宽从发达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战略的入手,阐述了俄、法、德、美、英等竞技体育强国的体育发展战略,由此可见战略也是竞技体育政策的的表现形式。英国人Daniel Bloyce,Andy Smith (2009)运用文献资料法,从英国的《奥运战略计划》(Game Plan:A Strategy for Del ivering Government’s Sport and Physical Activity Objectives)和《未来全民的体育》CA sporting Future for All)两份文件中的“规划”和“方案”入手对21世纪英国竞技体育政策进行研究,其相关的“规划”和“方案”也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曼,赵鲁南( 2014 ):以运动成绩为切入点,从竞技体育相关的“法令”、“规划”、“方案”、“办法”、“意见”等相关政策要素入手,通过政策评估分析了中、日、韩体育政策的演变。

在竞技体育政策变迁的背景及影响因素研究中,龚正伟( 2014 )基于美国文化大背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着重从竞技体育“法令”的角度对美国体育政策演进做了相关研究。闰华( 2009 )运用文献资料法、分析对比法,对我国1995年以后的政策进行分析,以《体育法》和《奥运争光计划》为主要政策对象,着重从“规划”、“法令”、“措施”三要素对竞技体育政策进行阐述。杨晶伟( 2015 )在对近代英国竞技体育政策的变迁研究中,指出了竞技体育政策的变迁受体育文化价值观、经济变化、舆论倾向、政党更替的影响。综上所述,研究竞技体育政策的变迁要立足于政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与本国文化特点相结合进行研究。由上可知,竞技体育政策的概念范畴相对较广,各竞技体育强国的政策构成要素以“规划”、“法令”、“方案”“战略”居多,其研究方法多采用历史分析法和文献资料法。张明(1991)运用历史研究法,从政策制定所要达到的政治化诉求来对我国建国后至1990年的竞技体育政策发展和特点进行分析。林少峰 (2004)从《奥运争光计划纲要》、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等中观与宏观体育政策中的“规划”和“意见”入手,对建国以来中国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政策的演进和特点进行了分析。马宣建(2004)主要以“2001-2010奥运争光计划”及相关的“规划”和“法令”为依据,中国体育政策进行分析,但只看到了政策积极的方面,政策的消极影响并未提及。

唐炎仁(2007)对1995和2001年两期“奥运争光计划”在历史变迁中的目标变化,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两份争光计划是竞技体育政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提出政策所带来的“金牌主义”阻碍了竞技体育本体所拥有的“造血”机制。金世斌(2013)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育政策划分为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备战北京奥运、推进体育全面发展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划分,为本研究在对竞技体育政策内容分析的侧重点选取上提供了帮助。李帕儒,张晓义(2015)分阶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竞技体育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演进进行分析,认为竞技体育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竞技体育超前发展)进一步促进了项目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张翠芳,李恩荆(2016)从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角度来阐述竞技体育的概念,其概念涵盖的政策范围相对来讲属于“狭义”的概念,可以将其理解为“狭义”的竞技体育政策。以上国内对竞技体育政策及其变迁的研究,多采用文献资料、历史研究、内容分析等方法展开的研究。在时间段的选取中多为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策,内容上多为运动训练、运动竞赛、竞技体育管理相关的政策,且涉及运动选材的政策较少,其中还存有竞技体育政策和体育政策概念模糊现象,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竞技体育政策研究,上述文献也为我们提供了宏观的政策分析视角。

3.6政策概念及相关分析理论的研究

陈振明(2004)认为政策的过程包括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终结四个基本过程。李启迪(2005 )对体育政策学的构想进行了研究,建构了体育政策学研究方法体系和几种常的具体研究方法(比较法、系统法、分析综合法、逻辑法)和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定量与定性结合、静态和动态研究结合、宏观和微观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为本研究提供了方法支持。李伟(2011)认为竞技体育宏观调控政策和法律是中央政府以间接调控为主的一种系统性调控,主要包括与计划、财政、金融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为本研究提供了宏观分析的视角。周生旺、张翠梅(2017)从政策评估的视角对我国体育政策评估理论体系构建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让我们认识到,对竞技体育政策及其变迁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政策评估,属于政策评估环节的内容。

以上研究,对体育政策概念的界定、政策系统要素组成、方法论原则、政策过程的分析进行了阐述,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及现实基础。

4国内外对政策变迁概念的界定研究

詹姆斯安德森(1990)认为:政策变迁是以一个或多个政策取代现有的政策。陈潭(2006 )认为是从旧政策向新政策转变的过程也是从坏政策向好政策转变的过程。曹丁,张莹2010认为政策变迁是指对现行政策所从事的变革活动。干咏认为,政策变迁是一个来自于较为被动的政府对社会力量或社会冲突所进行的应和反应。陈睁,李丹认为,政策变迁是具有激进性的对早期政策渐进式的调整。秦欢认为,政策变迁是一项或多项当前的政策被其他政策所替代的现象意味着旧政策的修改与新政策的采纳,一般政策变迁采用四种形式:政策创新、政策更续、政策维持和政策终结。

综上所述,以上研究较多是对公共体育政策变迁的相关研究,而对竞技体育政策变迁的研究成果较少,现己有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主要是采用文献资料、历史分析、内容分析、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在政策类型和内容上看,多为宏观政策分析,在对竞技体育政策内容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以运动训练、竞赛、管理层面的“规划”、“法令”、“措施”居多,涉及运动选材的政策内容较少;在竞技体育政策变迁时间的选取上,多为改革开放以后的时间段;在对概念的分析中,存有“竞技体育政策”和“体育政策”概念相模糊的现象,还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竞技体育政策概念。故,本研究会在己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社会学中的结构一功能视角作为理论视角,以社会变迁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对我国竞技体育政策的变迁进行系统的研究。

4.1理论视角

结构一功能视角圈: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的各部分一起运作以促进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它由相关联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都在为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转而发挥作用。政府专门机构作为社会系统中的组织设置,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政策是由政府专门机构制定的,政府自身要实现团结与稳定就必须依靠相应的政策来作为保证。在我国竞技体育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主要采用“举国体制”的发展模式,是政府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的,是社会的一个系统;竞技体育体育活动要正常的开展,政府的职能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政策在其中起到了导向性、规范性、命令等的的作用,政府职能是制定、执行、评估、监督政策的过程,政府专门机构的在竞技体育领域中的政治行为或行为准则是竞技体育发展和政策良性运行的保证。

4.2分析框架

政策变迁理论:政策变迁是一项或多项当前的政策被其他政策所替代的现象意味着旧政策的修改与新政策的采纳,一般政策变迁采用四种形式:政策创新、政策更续、政策维持和政策终结。结合政策变迁理论,联系到竞技体育政策,形成四个维度七个方面的变建国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很多方面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老大哥”苏联学习,体育领域也不例外。1950年,我国派出的体育考察团(12人)赴苏联考察学习体育制度,考察后写成了《赴苏体育访问团对于今后开展体育工作计划的意见》。仁到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建立较为完善的竞技体育竞赛制度,此时国内的体育比赛活动以各项目的单项比赛为主,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单项比赛主要有篮球、排球、足球、游泳等项目。为了促进各单项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为发现和培养一批有实力的国家级体育选手,在1951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颁布了《国家体育选手条例》,《条例》包含了要成为国家选手所要满足的条件,并最先在篮、排、足、乒乓球项目中推行。该《条例》被认为是我国“等级运动员制度”的最初原形,《条例》在建国初期为我国选拔了一批较为著名的运动员(姜永宁、王传耀、邱钟惠等),其中篮、排球选手58名,足球选手30名,乒乓球选手19名。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世界竞技体育开始逐渐发展普及开来,但此时东西方冷战状态也逐渐形成,前苏联正式加入国际奥委会并参加比赛,而我国竞技体育的对外交流仅限于有限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上竞技体育成果几乎为零。以50年代的北京市为例,在1956年以前,北京市在参加全国或更大区域范围的比赛时,要先在全市各行业中选拔,仅经过短训后,就去参加比赛,赛后队伍就解散,造成了训练不系统,成绩不理想。在上述情况下,我国体育行政部门意识到当前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与我国国家地位极不相称,为改变此情况,1952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初步提出了必须使普及与在适当范围内提高运动水平相结合,以此发展竞技体育,该政策也为1959年“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竞技体育是建国初期建设新体育的重要内容,该时期我国各省市基本没有专门的体育机构和组织,这就为竞技体育工作的开展带来诸多困难,不利于建设我国的“新体育”。1952年6月20-24日,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因该章程以竞技体育的训练与管理政策为主,在任务中提出“制定全国体育运动计划,领导督促,制定制度及规则,举办全国性运动竞赛,选拔并训练各项运动的国家选手”,该《章程》在本阶段主要起到指导竞技体育发展的作用,所以在本阶段将其划为竞技体育的管理类政策。正是得益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中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初步建立的组织机构,我国的竞技体育才能在该阶段顺利有序的开展。

1956年随着我国“三大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的完成,竞技体育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我国首次参加了在赫尔辛基召开的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国内外赛事增多、运动员外出训练、学习机会增加(主要以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为主)、破世界记录人次增多、诸多项目等级标准相继确立等。为适应参加奥运会等国际体育活动的需要,致力于各项目的发展,以便能够更好的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竞技体育体制,在后备人才建设方面,以建国初的上海为例,1949年上海仅有2所体育学校;到1955年上海市才开始创办业余少年体校,至1956年上海市建立10所业余体校,学生1300多人;[43]虽然与1949年相比有了明显的改观,但依旧满足不了新形势下体育发展的需求。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之一,上海尚且如此,可想当时全国竞技体育体制与运行机制建设的落后程度还是相当严重的。为此,在1956年国家体委公布了《青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和《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开始为我国竞技体育培养后备人才,我国优秀运动员人才培养和储备基地的建立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为后期三级训练网的建立和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项《章程》的颁布也成为我国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体制的起点和标志。

体制是指管理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事务的规范体系,是建立在一定制度规定性之上的架构。随着我国比赛竞技赛事的增多、比赛级别的逐步提高,对竞赛制度严格与规范的要求日益提上日程,我国竞技体育的比赛活动真正是以比赛制度的形式稳定下来是从1956年开始的,在1956年,国家体委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包括田径、球类、体操等43个运动项目实行竞赛制度,其中规定了包括田径、体操等在内的22个项目实行每年每项举行一次锦标赛,足、排、篮球实行“全国甲、乙级队联赛”制度。为了实现从运动人才培养到运动竞赛制度的建立,1956年4月28日国家体委公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裁判员等级制度条例》,将运动员的等级分为运动健将、一级、二级和三级运动员;裁判员的等级分为国家级、一级、二级和三级,这进一步细化了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的指导下,我国竞技体育比赛的各项体制开始建立,该《规定》也被认为是为我国竞赛体制的原形。

4.3竞技体育政策的特点

该时期,结合竞技体育发展的客观实情对上述竞技体育政策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肯定了政策的积极性和有效性,通过分析,本研究认为过渡改造时期的竞技体育政策与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和社会背景和是分不开的,其政策具有如下特点:(1)用运动竞赛来启动竞技体育的开展,通过建章立制,解决现实所需。建国之初,诸项事业建设百废待兴,竞技体育建设缺乏经验,只有通过运动竞赛这一根本实践,才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才能“建章立制”。因此,没有比赛就没有竞技体育,正是该时期积极开展的不同级别和地域的全国性竞赛及对外体育交流活动,才催生了相关竞技体育政策的制定,本阶段的政策多具有初创性,多为我国竞技体育政策发展的雏形。(2)用各种激励政策来推动竞技体育的发展。通过建立运动员等级制度、奖励办法,在发展中注重政策标准的确立;如等级标准、成绩标准、奖励标准,激发了广大运动员、教练员投身于竞技体育工作的积极性。3)通过运用后备人才培养政策来提高竞技体育发展水平。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的建立,让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得到了基础性保障。(4)该时期政策类型较为单一。建国初的竞技体育政策多为与选材、管理相关的条例、规定,而与之相关的办法、法令、意见较少,与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相关的专项政策也相对缺乏。

4.4小结

该时期,我国竞技体育政策的四种类型中,以管理类政策居多,竞赛类政策次之,训练类政策最少,而关于选材类政策在搜集的过程中却没有发现。这种情况与当时的国情存在的必然联系。在建国初到1956年,我国诸项事业建设百废待兴,竞技体育发展顺利完成了从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时期的“旧军事体育”,向具有新民主主义特色的“新体育”过渡,在对旧体育接受和改造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新体育事业。该时期,竞技体育建设缺乏经验,竞技体育政策是通过用举办各项运动竞赛来启动建立的,通过在比赛中建章立制,解决现实所需,通过运动竞赛这一根本实践来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才能“建章立制”。在“建章立制”后还要通过许多激励和保障政策来确保竞技体育事业的稳定发展。因此,没有比赛就没有竞技体育,正是在该时期积极开展的不同级别和地域的全国性竞赛及对外体育交流活动下,才催生了相关竞技体育政策的制定。此时的政策多具有初创性,多为我国竞技体育政策发展的雏形,以管理类政策为主,存有政策类型单一,数量较少的特点。

5我国竞技体育政策

5.1竞技体育政策制定的背景

之所以把该阶段称之为“初级探索与发展时期”,是因为1957年一1965年既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期,又是一个曲折期。在这期间,我国先后顶住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美、苏反华的压力,后又经历了以调整为主的“八字方针”指导,“胜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曲折历程。在体育领域具体表现:受“大跃进”思潮的影响,竞技体育领域也忽视了其客观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造成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客观实际认识不足;受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体育发展过于政治化,体育项目和学术领域中掺杂较多的斗争路线,政治批判充斥在体育项目和学术科研发展之中,使竞技体育发展受阻。面对上述情况,党中央认识到不仅要对全国经济和各项事业进行调整,也要对体育领域的事业进行调整,而此时的国家体委积极也响应“八字方针”的指导,及时有效的调整了与现实发展不符的体育政策,使竞技体育发展走向正轨。

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在几经周折后,出现了建国以来的一个高潮,竞技体育发展相比过渡改造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竞赛制度逐步完善、参与竞赛的项目数量增加、竞赛级别多样、开始重视青少年训练和竞赛工作、国际间体育双向交流互动明显。经过这一过程的不断的探索,初步形成了竞技体育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即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初步形成期,随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就沿着该时期初步探索出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发展模式展开了探索式发展,该时期所出台的众多政策,对后期竞技体育的快速蓬勃发展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将该阶段的竞技体育政策划分为“初级探索与发展时期”。

5.2竞技体育政策制定背景

在过去的6年中,我国竞技体育实力及水平明显增强,期间共获世界冠军452个,创超世界纪录198次;在悉尼奥运会上首次列金牌、奖牌榜第3位,缩小了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美国、俄罗斯的差距。进入新世纪后,世界竞技体育整体快速发展,运动训练和竞赛中的科技含量大大增加,竞赛的职业化和商业化进程加快。在该时期,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相关的场馆、设施建设显著改善,部分场馆达到国际标准,体育市场正在形成,竞技体育国际交往日益扩大,不断深入的改革让我国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活力渐显,竞技体育在世界体坛己经拥有了一批优势项目,整体实力也大幅提升。2001年7月13日,我国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表明了我国竞技体育全面登上世界舞台,但目前在取得进步的同时,还存在夺金项目分布面较窄,优势项目不多、基础项目薄弱等现象。我国能否办好这届奥运会,就成了检验竞技体育政策成效的关键。该时期我国的竞技体育政策以服务于奥运会各项任务为中心。最终实践证明,正是在该时期诸多竞技体育相关政策的正确指导和推动下,我国才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才能独占鳌头,圆了国人奥运梦。基于以上分析,故将该阶段的竞技体育政策成为“走向辉煌时期的竞技体育政策”。

5.3竞技体育政策内容分析

该时期恰巧涵盖了整个“雅典奥运周期”、“北京奥运周期”,本阶段的竞技体育政策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见表7-1)。正是得益于诸项竞技体育政策,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才走向前所未有的辉煌。受参加雅典奥运会及举办北京奥运会的影响,该时期相比前几个阶段,训练类型的政策明显增多,我国竞技体育在(1994-2000年)《奥运争光计划》中,各项任务都基本落实达到预期目标。进入新世纪后,在面对举办奥运的关键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建设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工作重心转移到围绕奥运会发展建设上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家体育总局分别于2000年12月15日,发布(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02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2002年11月19日,发布(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2006年8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竞技体育“十一五”规划的通知》。上述四项宏观指导性政策,对接下来各体育部门及单项体育协会出台相关的选材、训练、竞赛及其管理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以举办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指出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重要性,并对各有关地区、部门在围绕奥运会建设工作中提出了具体严格的要求,《意见》还提出要重视和支持残疾人运动员的选拔、集训、参赛等工作,确保2008年我国残奥会的圆满成功。这对更好、更快的完成奥运的各项任务,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体坛的地位和声望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在雅典奥运会和盐湖城冬奥会上顺利并超额完成了所制定的目标,为能够更好的完成好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重任,进一步深化竞技体育改革,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确立了该阶段以改革和发展为主的阶段性目标,指出现阶段我国竞技体育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方面:在项目结构中,存在夺金项目分布面窄,优势项目少,传统项目不强,足、排、篮等集体项目出现滑坡,冬季项目整体发展水平低;在运动队伍建设上,存在后备力量不足,队伍综合素质和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在科技方面,存在着传统的、经验式的训练方法及手段依然占主导,科训结合程度不高;在管理体制上,项目管理、竞赛管理等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

针对上述问题制定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包括坚持完善举国体制,深化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加大体育科技投入、提高训练效益等在内的八大主要措施。为进一步落实《纲要》所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国家体育总局又于2002年颁布《2008年奥运争光行动计划》,从指导思想、形势分析、目标体系、训练竞赛体系、保障体系等十个方面对2008年奥运会的筹办与备战工作进行指导。2006年8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竞技体育“十一五”规划的通知》,实事求是的分析了我国竞技体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明确了接下来北京奥运会所要完成的任务和目标,《规划》从奥运备战的组织领导、训练竞赛的规律、项目结构的优化配置、竞赛制度的完善、后备人才的培养、经费的投入、思想作风建设等8方面措施做出要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胜利与体育部门所制定的上述系统完备的规划是分不开的。

为重点加强体育行风建设,特别是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行风建设,国家体育总局在2003年8月27日发布《国家队教练员廉洁自律规定》,重点对中心任用或聘任的中方各类教练员,及他们的组织纪律和训练竞赛纪律作出严格要求,对促进国家队教练员廉洁执教,防止发生违纪违法行为具有积极作用。2007年8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加强保障了运动员合法权益,规范了运动员招聘、培养和退役相关工作,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教练员相关政策中,为做好国家级教练的选拨、培养、使用等管理工作,2007年9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和人事部发布《关于国家级教练员岗位任职条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国家级教练按要求分为四级专业技术岗位,并对每一级岗位要求作了专门说明,该政策有效提升了我国教练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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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白洪煜,性别:男,民族:满,出生:1984.11,籍贯:辽宁开原市,学历:本科,研究方向:体育,职位职称: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