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敦煌莫高窟佛树下说法图形式的外来影响及其变迁

分析敦煌莫高窟佛树下说法图形式的外来影响及其变迁

孙雅文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省杭州市 310002

摘要：莫高窟第207窟为回鹘时期重修的洞窟。通过参考相关佛典及图像，文章认为第207窟南、北壁说法图的内容均为释迦佛鹿野苑初说法。对图像各部分内容进行分析后，可发现这两铺初说法图中的图像元素不仅与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初说法作品十分相似，还可以从龟兹石窟群追溯至犍陀罗地区同题材作品。第207窟保存了敦煌石窟中目前已知绘制时间最晚的、仅见的通壁初说法图。第207窟的配置内容也蕴含了大乘与部派思想兼备的佛理。

关键词：初说法图；莫高窟；新疆石窟；犍陀罗

莫高窟第207窟始建于初唐，目前所存大部分为回鹘时期重修的。该窟位于莫高窟九层楼南侧二层崖面上，为覆斗形顶洞窟。关于此窟的研究较少，《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对洞窟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概述[1]，刘玉权先生撰文《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将第207窟划分为具有“高昌回鹘式”艺术特色的回鹘洞窟。此时期洞窟壁画题材种类明显比前代减少，出现了南、北壁通壁绘制，内容单一、构图相似的说法图，如第207、245、309、310和330等窟。图中主尊佛趺坐或倚坐于莲座上，两边为听法众。画面中无建筑物、莲花池、歌舞伎乐等内容，整体布局简单，人物数量少、体型大。由于无明显的图像特征，这些画面在《总录》中也多被记录为“说法图”。

1、初说法图相关文本与图像概况

据佛经记载，释迦佛成道后前往波罗奈城仙人堕处（Isipatana）鹿野苑中，“广说三转十二行相法轮”，度化曾跟随自己的五比丘。这是佛陀的首次说法，离苦、乐两极端的“中道”及佛法核心的四圣谛教法由此而生。因此，初转法轮是佛陀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是三宝俱足的开端。

《三转法轮经》是佛陀在鹿野苑为声闻比丘讲述的第一部经，有特殊的地位。在数量庞大的佛教典籍中，记录和描述这一事件的不在少数，但不同佛经中讲述的角度不尽相同，且在不同地区与时代，所流传的经本内容也有所差异。

从图像来看，初说法主题延续在整个古印度佛教美术中。在中国，初说法图是新疆石窟中的常见题材。相比新疆地区，敦煌石窟中的初说法图数量较少，唐以前的例证只见于北魏、北周、隋代的极少数洞窟中。中唐以后的初说法图多与法华变、华严变等经变结合，画幅较小，与早期的初说法图的意义也有所不同。五代时，佛传画中的初说法图再度出现，八塔变相中也绘制了此内容。初说法场景还见于中原石窟寺和为数不多的造像碑上。

在部派佛教时期，律典中已记载了有关初说法图像的信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1载：“佛言：‘苾刍可畜其印……若大众印可刻转法轮像，两边安鹿伏跪而住，其下应书元本造寺施主名字。”[4]从现存初说法作品可知，艺术创作者参照佛教经典，将文本中抽象内容用具体的形象加以表现，以“佛陀、三宝标（或三宝标柱、法轮等）、五比丘、双鹿、金刚”的组合为基本图像特征，经西域流传至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美术品中。

2、第207窟初说法图的分析

2.1三宝标图案

第207窟的两铺初说法图均绘有三宝标。南壁主尊台座的前方绘一体积不小的三宝标立于大莲花上。上部为W形三叉，中间是有八根辐条的法轮，下方为三足台基。北壁三宝标保存较完整，也置于莲花上，细节处与南壁不同。上方的三叉戟和法轮间绘变体花叶，圆形法轮形似旋转的风轮，可能是“卍”字符的变体，以此象征佛法的流传如飞速旋转的车轮永不停止。法轮与下方台基间绘月牙纹样，有托举法轮的作用。三足台基的足底各有一小圆轮，轮中绘装饰花纹。

在更早的古印度硬币或耆那教造像中也有三宝标图案，至少在1世纪时已被佛教所吸收。古印度无佛像时期的雕刻上，三宝标常作为礼拜物单独出现，并流行于犍陀罗初说法图中。尤其在贵霜朝以后，以初说法为主题的雕刻作品经常可见到三宝标图案。同题材的秣莵罗艺术中，则多以法轮为主。

2.2鹿的样式

第207窟南壁画面下部大多漫漶不清，颜料层脱落较严重。经笔者用紫外线手电和图像对比度调节等方法辅助辨识后，初步判断三宝标双侧各蹲坐两头鹿，均为一雄一雌，呈前后叠压重合的关系。法轮右侧昂首的雄鹿头上绘鹿角，两只前蹄抬起，身体部分与雌鹿的头身处叠压。雌鹿的鹿耳和蹲坐的下半身尚清晰。对面的两头鹿相反，雌鹿昂首抬前蹄，雄鹿的鹿角大约绘于雌鹿背部后方。此样式的鹿在敦煌石窟其他相同题材中均不见，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例。

与常见的双鹿样式相比，表现四头鹿的作品以叠压的组合关系加强了艺术性，强调了“野鹿栖宿”说法地的特征。从目前所见的图像资料来看，四鹿组合图在犍陀罗初说法图中几乎不见，而多集中于新疆地区的初说法图中，如8世纪下半叶的库木吐拉第14窟，柏孜克里克第9、18、24窟及北庭佛寺E202洞。该样式可能先流行于新疆，后传至敦煌。由于典籍中不见初说法地鹿群数量的记载，早期同题材作品中也少见与上述相似的四鹿组合，此图像元素除了有地点符号的作用外，其余图像功能还待研究。

2.3比丘形象

该窟现存8身闭目或目光下视的焰肩比丘像，南壁下排5身完整，北壁壁画残损严重，仅余3身。他们结禅定印趺坐于各自的圆垫上，袈裟裹住腿部，露出脚的前半部，跣足。比丘像均无头光，两肩与头顶绘制火焰状纹样，熊熊燃烧之势形似背光。这种焰肩比丘的形象在莫高窟比较罕见，类似例证可见于北魏第257和西魏第285窟。敦煌石窟其他初说法图中的五比丘也并无焰肩，且几乎都处于听法众的外围区域，世尊身旁的核心听法位置以菩萨形象为主。

柏孜克里克的初说法场景中几乎都有焰肩比丘，有的洞窟还用绘塑结合的方式表现（如第18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8窟{1}）。克孜尔石窟初说法图中的五比丘不见焰肩和圆光的表现，而多以“正在聆听”的神态和姿势出现。通过对比这些图像间的区别，可以发现第207窟五比丘禅修形象所突出的“实修”特征，似具有相当的写实意味。

《转法轮经》主要是关于世尊所履行的修行道、所发现的法，以及如何发现这个法的内容。虽然文中几乎未直白地提到修行的细节，但关于修行的指导贯穿全文。整个初说法的情景应是佛陀与五比丘们共同修行的时刻，说法、听法、禅修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相互促进。并且，佛经中记述了佛陀初说法时，比丘们分组去乞食，交替听法、修法。可见此次传法应持续了数日，并非在短时间结束，应有“说”有“修”。如《譬喻法品·圣求经》载：诸比丘！如是教授二比丘时，三比丘前往乞食，三比丘所乞之食得以供我等六人〔之生活〕。诸比丘！予又教授三比丘之时，二比丘前往乞食，二比丘所乞之食得以供我等六人〔之生活〕。

2.4金刚力士的形象

第207窟南、北壁听法众第二排皆绘金刚力士像。南壁更清晰，金刚前胸有十字束索，深色披风后扬，腿部护胫有扣饰。画面东侧金刚四只眼睛，双手合十听法;西侧护法神蓝色头发，左手握金刚杵，右手持拂尘。上述金刚像与新疆多处石窟寺中多身金刚像或转轮圣王的装扮很相似。

关于释迦身旁手持金刚杵的人物身份及其图像来源说法较多，通常称其为金刚神、金刚手、执金刚神。在无佛像时期犍陀罗初说法雕刻中的金刚神为盘发、着短裙的修行者样貌，手持物从单独的拂尘或金刚杵发展为二者同时出现。如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藏、萨利·巴路尔（犍陀罗）出土的三尊式造像[11]。后来，西域地区的金刚神在手持双物的基础上，以身着盔甲的武士形象出现。根据霍旭初先生研究，龟兹式金刚神的流行与龟兹佛教的派属紧密相关。他认为经过在龟兹的发展， 该形象形成了金刚力士与密迹力士，并提到：（龟兹式金刚）对龟兹以东地区有深刻影响，特别是在高昌地区，受龟兹式的金刚力士影响十分深刻。龟兹形成的两种类型的金刚力士，普遍出现在唐西州和高昌回鹘时期的壁画里。

3、结语

通过对莫高窟第207窟主室南、北壁主要图像符号的考证，可以发现此图的形式和内容应是继承了柏孜克里克石窟“回鹘初说法图样式”，其主要图像元素可以追溯至龟兹石窟、犍陀罗地区同题材造像内容。这是目前敦煌回鹘艺术中仅见的初说法图，也是敦煌石窟中出现时代最晚、画幅最大的通壁初说法图。

参考文献：

[1]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J].文物出版社，1996：82

[2]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J]//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篇.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1

[3]李云，吴洁.新疆石窟壁画中的王侯贵族供养人图像研究[J].文化传播2015（11）

[4]星云.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石窟3[J].佛光山宗委会印行，2013：775.

[5]周龙勤.中国新疆壁画艺术·6·柏孜克里克石窟[J].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