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字幕翻译与弹幕关联性研究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字幕翻译与弹幕关联性研究

周李子若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6

为了更好地实现多用户互动，弹幕应运而生，由此视频中字幕与弹幕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有学者从情感分析角度对字幕与弹幕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但双语视频下的字幕翻译与弹幕的关系研究仍有待挖掘。文章选取美剧《破产姐妹》中的片段进行分析时，发现字幕翻译与弹幕间存在关联性，且译者进行字幕翻译时与观众发布弹幕间存在三次寻求话语间“最佳关联”的行为，故用关联理论对该行为进行分析。文章的目的是探寻字幕翻译与弹幕之间的关联性，以期运用该关系提高字幕翻译质量，促进大众传播。

关键词：字幕翻译；弹幕；三大关系；关联理论；大众传播

引言

字幕翻译属于视听翻译，最初的研究目的是“为听觉障碍者配译字幕以及为视觉障碍者进行声音描述。”（Nord C，1995；Ghia E，2012；Rocio & Jorge,2015）字幕翻译的跨学科交融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国外，学者多将字幕翻译与自然科学学科结合来辅助跨学科研究，如：通过字幕翻译探讨可摘取局部义齿的实际性操作意义（Abd‐Shukor S N, 2020）。在国内，研究重点则转到了如何将字幕翻译与人文学科视角相结合的问题上，故针对字幕翻译与微视频传播 (周衍玉，2021)、京剧评剧（黄雅丹，2020）、动漫交流（刘思捷，2021）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已初具雏形。迄今为止，在字幕与传播学方面，研究者们已对单语模式下的字幕与弹幕进行了研究，而双语条件下的字幕翻译与弹幕问题具有独特性，探究该问题对提升字幕翻译质量，实现翻译学与传播学跨学科融合有重要意义。

一．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属于认知语用学范畴。1986年，由斯珀柏与威尔逊在《关联性：认知与交际》中首次提出，其核心问题是探讨语言认知与交际的过程中存在的关联性，故关联理论亦是话语分析与言语交际的基础。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活动时，话语间存在着联系，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都在语轮交互中寻找话语关联，而由于传受双方的知识储备、文化背景等因素的不同将会导致认知偏差，从而影响整体交际进程，故传授双方将会探寻“最佳关联”。整个语言认知和交际活动的实质就是传受双方寻找话语间“最佳关联”的过程。在双语模式中，译者作为语言传播的桥梁，其存在打破了单纯的信息双向关系，成为言语认知与交际的“舵手”，译者把握关联性的方向，甚至直接影响“最佳关联”活动的成败。由此可见，对双语环境下话语关联性活动进行分析，可以有效的把控“最佳关联”活动的走向，还能促进传受双方间的信息传播。

二．字幕翻译与弹幕的关联性

2.1 三大主体的三次“最佳关联”

在探索字幕翻译与弹幕关系时，需要把握话语主体的转化问题。从译者进行字幕翻译到观众发布弹幕的过程间存在三次探求话语间“最佳关联”的行为。在此过程中，涉及到三个话语主体：视频、译者和观众。

视频是发出原语的主体，当译者选择对视频语言进行翻译时，译者将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寻求原语与译语的“最佳关联”，即：保证语序排列、词句组合的正确性，也可称为译者的自身翻译行为，这是第一次“最佳关联”。此时，译者个人的文化背景、能力素养都会对后续的关联性产生影响。

第二次“最佳关联”指的是译者探求所发布译文与观众接受倾向间的关联性，此时译者会作为语际匹配的推动者来承担关联活动。对于译者来说，影响最佳关联的因素不仅是语言的翻译，受众人群的取向、文化背景、语言倾向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

第三次“最佳关联”指观众寻求自身发布的弹幕与译语间的关联性。观众作为信息受体，会将译本进行“二次解读”，寻找共鸣点以发布弹幕，抒发情绪，当译文附有鲜明文化圈层特色时更容易引起受体情绪起伏，达到多媒体互动效果。

三次“最佳关联”整体上为单向线性传播模式，而对于单次关联行为而言，他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三次关联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法达到三大主体的信息传递的预期效果，更不用说语言交际的“最佳关联”了。

2.2 《破产姐妹》中的“最佳关联”的应用

2.2.1 原语与译语

译者探寻第一次话语间“最佳关联”时，实质上是译员翻译角色再现的过程。在字幕翻译下，译者所面临的情景为多模态翻译情景，不仅需要进行语际翻译，也许要进行画面模态，声音模态等多模态的翻译。故在进行原语与译语间“最佳关联”探索时，不能忽视视频呈现图像和声音传递的信息。

在美剧《破产姐妹》中，Max第一次见到Caroline时对Han说: “Whatever that is, it should be in the show on Bravo.” 译者此句话译为：“这娇娇女明显就应该去演电视。”此处，视频中的画面切到Caroline，一身名牌服饰，声音高昂而骄傲，故译者将“that”处理为了“娇娇女”，不仅将Max对于初见Caroline时的态度很好地呈现给了观众，同时也使观众对Caroline的人物性格有了深入理解。此处是译员根据声音模态与图像模态而做出的翻译判断，该判断以语言模态的形式呈现给了观众。故译者在第一次寻求话语间“最佳关联”的时候，不仅是局限于语际交流的关联性探索，更是基于多种模态下的对整体关联性架构的勾勒。

2.2.2 译者译语与观众接受倾向

第二次“最佳关联”的实现其本质为译者对译本的优化，译文大众化到译文针对性强的过程。在面对诸如《破产姐妹》这类情景喜剧的翻译时，译者需要转换思维，将扩大受众面转到迎合特定受众群体上来，寻找译文与粉丝用语间的关联性，使用饭圈用语更能达到吸引粉丝的效果。

如Max对Han提出能否返聘前任清洁工回来工作时说: “Are you sure we cannot get the meth addict back? She was really good at cleaning.” 译者翻译为：“真不能让那吸毒的回来吗？她是毁尸灭迹打扫神人呢。”此处的“打扫神人”就是译者寻求译语与观众倾向的“最佳关联”的表现，原文只阐述了清洁工打扫卫生能力不错，而“神人”则属于饭圈用语，是译者试图接近粉丝心理的体现，译者试图通过使用倾向性语言来引起粉丝情感共鸣，达到最佳关联的效果。

2.2.3 弹幕与译语

观众是互动模式下的主体，同时也是第三次“最佳关联”活动的推手，观众在不同的译文语轮与自身情感间寻找关联，并通过弹幕这种媒介的新式发布关联结果，用以产生情绪共鸣。

如Max在面对Oleg的夸赞时回复了一句: “I needed that.” 而翻译译文是：“这话我爱听。”而此时则引起了观众的弹幕刷屏，屏幕出现整屏的“这话我爱听”。这是因为该句子本来就是一句粉丝用语，当饭圈粉丝遇见感兴趣的视频或段子时的共鸣情绪，对粉丝来讲，这样表达了情感共鸣，对视频主体来讲，炒热了收视热度，而译者此处巧妙运用饭圈用语炒热了粉丝情绪，同时也引导观众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发布弹幕，实现了话语分析与情感共鸣间的最佳关联。

总结

文章从关联理论视角入手，分析了字幕翻译与弹幕间的关联性问题，对译者进行字幕翻译到观众发布弹幕的过程中存在的三次探求话语间“最佳关联”的行为进行了研究。总体上来看，理想状态下的三次“最佳关联”呈线性传播模式，任何一部分的话语缺失与认知偏差都会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从而表明了内部关联性对整体传播效果具有引导性。故改善整体传播效果可以从媒介的内部关联性入手，理清内部关系，把握关联效应，实现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1] Abd‐Shukor S N, Yahaya N, Tamil A M, et al. Effectiveness of enhanced video‐based learning on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module[J]. European Journal of Dental Education, 2020.

[2] Ghia E. The impact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n subtitle reading[J]. Eye tracking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2012: 157-182.

[3] Nord C. Text-functions in translation: Titles and headings as a case in point[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5, 7(2): 261-284.

[5]黄雅丹.“一带一路”背景下京剧的字幕翻译与海外传播[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5):631-636.

[6]刘思捷,方庆华.变译理论视角下国产动漫电影的字幕英译——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J].英语广场,2021(05):49-51.

[7]王卉,田俊英.关联理论视域下的医学文本翻译[J].英语广场,2021(04):40-43.

[8]周衍玉.语篇分析视角下科普微视频字幕翻译研究[J].英语广场,2021(01):4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