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刻板印象在4·19车主维权事件中的影响

论刻板印象在 4· 19车主 维权事件中的影响

刘伟

（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系 ， 北京 100872）

摘要：

2021年4月19日发生的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引发了广泛讨论，通过对新闻媒体报道和网络评论的分析，发现热议观点中都不同程度的体现了各群体的刻板印象。其中，品牌方对维权者的刻板印象导致了维权者体验到社会类别化、挫折感、相对被剥夺感、不信任感，引发了维权者的刻板印象威胁，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主要心理因素。网络评论中的压力和非议导致了维权者对积极社会身份感的追求，同时产生了焦虑等压力情绪。而维权者的行为影响到一部分人产生归因偏差，产生了群体偏见，即认为特斯拉刹车或车辆质量可能普遍存在问题以及对车主的质疑，造成了品牌方和部分特斯拉车主感受到了来自其他人尤其是其他车主的刻板印象，同样产生了刻板印象威胁，导致了新的群际冲突（品牌方和部分车主对维权者的诉讼）。因此，借鉴当前国内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与实验对真实事件分析，有利于各方的心理建设，避免在类似群际冲突中激化矛盾带来负面影响。

关键词：维权；刻板印象；群际冲突；刻板印象威胁

导语：

尽管很多人认为自己是理性的，能够客观的看待自己和他人，作出合理的行为，然而这在我们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表现却不尽然。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也会用智力、学历、人格、属地等个人特征甚至是拿其他人的优势解释自己的理性和客观。而事实上，在一定的社会矛盾和情境压力下，这种狭义的“理性”对人们的行为难以作出令人信服对解释。我们所信任对“理性”在一些压力场景，如维权过程中其作用并不充分，而一些潜在的直觉或经验片段却在积极的影响着我们，这些判断和经验也许在他人或事后看来是固执的或充满偏见的，事实上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在起着作用。作为这些偏见的拥有者和产生者我们往往难以发现它们的存在，心理学家称之为“偏见盲点”（bias blind spot），相反我们却通常会认为他人比自己更容易产生归因偏差（Pronin，Lin，& Rross，2002）。

维权是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群集冲突，群际冲突中的人们把自己看作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而非单独个体而发生的内隐或外显的对抗行为（付宗国，2005）。在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中，维权方把自己明确描述为“特斯拉车主”，这符合群际冲突的界定。而刻板印象在群际冲突中往往会形成群体偏见。

在我国文化中一直很注意刻板印象造成的影响，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并把复杂的心理现象通俗化，如寓言和成语。刻板印象也是西方社会心理学备受关注的研究方向，其主要研究体现在刻板印象的内容、作用、加工机制三个方面（陈莉，2021），有众多知名心理学家参与其中，并取得了许多详实而深入的成果，相比之下，国内相关研究却鲜有专著。讽刺的是，我国文化对心理学及西方科学研究也存在刻板印象（文化偏见）。所以，全面了解刻板印象的外在特征、本质、形成机制等各方面就成为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的突破点。

刻板印象的概念：

刻板印象（Lippmann，1922）指的是个体对特定人（群）或事物的较为固定而笼统的看法。刻板印象是在人类长期进化和社会化过程中的认知产物，并作为个人对社会现实认知的心理表征，有大量研究证明(e.g., Allport, 1954; Andersen, Klatzky, & Murray, 1990; Hamilton & Sherman, 1994; Macrae, Milne, & Bodenhausen, 1994; Macrae & Bodenhausen, 2001)刻板印象对个体的社会认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刻板印象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之处在于刻板印象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各种信息进行归类，对号入座，减轻人们认知负担及能量消耗，简化认知过程。消极的一方面在于刻板印象容易在有限的条件下作出普遍性结论，容易忽略个体差异性导致歧视与偏见及相应行为。

刻板印象的形成与影响：

对于刻板印象的形成当前有两类解释。个体主义化的北美社会心理学是从个体印象形成的角度，即自下而上的角度解释个体社会知觉的由来。人文主义化的欧洲是从群体印象形成的角度，即自上而下的角度分析群体社会知觉的形成（陈莉，2021）。由此可知，刻板印象的形成也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而我国的文化具有典型集体主义特征，但尚无相应的解释。个体主义化的认知加工理论有着较为充分的研究，其主要观点包括：纯抽象模型、纯样例模型、混合模型、联结模型、情境模拟理论。以上五种模型理论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也都有大量的研究，但也仍然存在某些不足。从研究趋势上看越来越多但研究体现了混合模型的趋势，而联结模型理论包含了很多新型技术（如fMRI）对声音、图像、观念等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情境模拟理论不光站在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也包含了社会学的模型，考虑到了刻板印象的社会表征，认为社会表征使人们的社会认知加工与人们的想法、信念相一致（Moscovici，1998），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刻板印象在认知循环系统中相互影响（Abric，1994）。

由于心理学更注重个体而容易忽视社会成员间的影响，而社会学的动态社会影响理论（dynamic social impact theory，DSIT）和社会思想建构理论（theory of the social thought architecture）能够更完整的说明刻板印象在文化、时间、空间、个体交互间的差异，所以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结合成为研究刻板印象新的研究取向。

此外，刻板印象还与特异性错觉、面孔特征、认知神经系统、归因偏差有关。

特异性错觉是指少数群体的小概率事件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异性错觉也是一些资讯类应用或一些微信公众号靠标题获取流量的惯用手法）。特异性错觉可以使观察者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更深（Van Rooy et al., 2003）。其本质是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期待与对消极事物的恐惧。而当两个特异事件同时发生对记忆形成更加容易，对这种错觉的错误再次产生的估计都会大大提高（Tversky & Kahneman，1973）。有研究表明集体主义下的个体有着更多的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的敏感，这使得集体主义文化下的我国的民众更容易受到特异性错觉的影响。

面孔特征作为生理特征、文化特征、情绪特征的载体而影响刻板印象的认知组成这一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大部分研究者的证明（e.g., 王沛，杨亚平，赵仑，2010；Lick，Alter，& Freeman，2018；Macrae，& Bodenhausen，2000）。

刻板印象属于典型的自动化加工，具有无意识性，这使得难以对其脑机制进行详细的描述。而ERP和fMRI等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可以对刻板印象直接测量，这使得刻板研究的实证性得到进一步增强。

刻板印象通常处于休眠状态，当个体的某个刻板印象与特定对象产生链接时会被激活(Stangor, 2009) ，心理学家称之为刻板印象激活(stereotype activation)，并在适当条件下产生刻板印象应用(stereotype application)。观念运动理论认为头脑中的观念会自动激活相应的行为，只要激活了任何刻板印象，记忆中相关的行为表征就会产生自动化的行为(Dijksterhuis & Bargh, 2001)。

刻板印象即可以与积极因素连接也可以和消极因素连接。当刻板印象即与消极因素连接时会产生歧视，如种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地域歧视。当刻板印象与积极印象相连接时就会产生一些“良性”偏见，如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温柔细致、某个民族歌声优美、某地区的人更能吃苦耐劳。

根据的行动者-观察者偏差理论和马莱的分析（Jones & Nisbett，1971，1972；Malle，2006，p.895），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积极因素归因于内部倾向，把自己的消极行为归因于情境，而把他人的积极因素归因于情境，把他人的消极因素归因于内部倾向。这一观点可以用看待《水浒传》的观点来佐证，人们普遍认为众位好汉都是被“逼上梁山”，而认为高俅等人的迫害则是人性的贪婪、残暴的体现，众位英雄解释自己的上山的行为是“义”，而解释自己破坏、杀戮等行为是“替天行道”。由于刻板印象具有抽象倾向，人们在社交媒体中传递对事件积极或消极的归因，也会对刻板印象造成影响。

此外，刻板印象不仅对所属者产生影响也对行为对象产生影响，如果个体感受到了其他人对他的刻板印象，就会产生消极刻板印象即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Steele & Aronson, 1995)。刻板印象威胁会产生不认同，干扰个体的认知，影响其表现。个体通过刻板印象产生的行为可能还会导致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ort）或成为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刻板印象在事件中的体现：

首先，在维权事件中，品牌方（持偏者）由于过往事件处理经验或其他直接、间接的信息的影响，对某一类人形成了消极认知并自动储存在内隐记忆中并在随后的发展中产生影响（孙连荣,杨治良）。维权者（受偏者）的个人表面特征、行为举止、语言都有可能作为刻板印象的启动条件，刻板印象激活后就会在随后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媒体采访和官方公告），维权者感受到品牌方或旁观者的刻板印象威胁后，必然会影响了其积极行为的选择，也可能为观察学习（Bandura，1963）提供了动机。

在归因方面，维权者认为品牌方的态度是消极的，是自己作出非理性行为以及情绪动员策略的原因，，并用个人的性格、学历、群体属性（自称特斯拉车主）、以及改变地域歧视的倾向解释自己的动机。品牌方最初发布的官方公告中对车主动机和行为的解释都是消极的并体现了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描述车主时使用了一些消极的词语，同时认为品牌不向维权者妥协的原因是因为品牌发展情境的需要，是积极的。

需要注意的是，被各家媒体广泛报导的“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的标题中带有少数群体和少数行为两个特异性因素，显然这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而不同的媒体报导的细节又不尽相同，也会造成新的群体偏爱与刻板印象。

最终，虽然维权车主的正当权益得以伸张，但其不理性的行为由于具有典型特异性特征，又成为新刻板印象的认知片段、归因判断和群体划分参考，以至于品牌方和部分其他车主同样感受到了新的刻板印象威胁，也同样影响了他们的表现。

心理干预策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消除刻板印象也是有章可循的。在国际已上有三种干预理论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分别是：基于共同内群体身份的消除模型、另一种是基于社会分类的消除模型和基于认同威胁的消除模型。我国的研究者将刻板印象干预策略分为三类：基于图式的干预策略、基于自我的干预策略和基于情境的干预策略（张译尹，2015）。

不同的干预策略其切入点和方法不同，适用于不同场景和人群，共同之处在都注重“求同存异”。

结论：

人们会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刻板印象，已有的刻板印象会在维权事件各方间相互影响，引发消极归因或通过消极归因激化矛盾，并有可能会使事件因情绪对抗而失控。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刻板印象，对当前事件的解决与事件传播造成不利影响，或可产生新的事件。刻板印象的成因较为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含社会因素。对待刻板印象需要科学而慎重的处理，既要加强个人的心理建设也需要相关部门进行干预。同时我国的维权事件包含集体主义和地方文化的特征，而我国心理学对刻板印象的研究相对不足，不能完全参照国外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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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4·19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https://baike.baidu.com/item/4·19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56770965?fr=aladdin

《上海国际车展“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始末！》，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28510126768383&display=0&retcode=6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