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中的弑父人格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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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中的弑父人格

郑嫣然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511400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这篇文章以精神分析的理论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在的弑父人格。作者通过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症背后的复杂意义,详细地阐释俄狄浦斯情节中对父亲的恨的压抑的后果。作者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格如何出于对父亲的认同使得自我和超我之间处于一种压抑的被动状态,从而构建起施虐和受虐的关系。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如何从他的弑父意图产生的罪恶感中摆脱出来。

文章首先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具有对爱的强烈渴望以及巨大的爱的能力,同时也具有强大的破坏欲。那么如何去解决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大的爱的能力与其自身的强烈的暴力欲自身的矛盾呢?笔者是这样解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大的破坏性本能主要被用来针对他本人,是一种内向破坏,这表现为他自身的受虐症和犯罪感。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症正是它自身受虐精神的生理性呈现,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癫痫”发作的最初具有死亡的意义:它们的先兆是对死亡的恐惧和表现为昏睡和嗜眠的状态。这个疾病预示了主体对死亡的认同,病者想让自己死去,这一发作具有自我惩罚的意味,并且这一发作是因反对他可恨的父亲死去而萌发的自我惩罚冲动。

主体的自我惩罚的意图则具有更深刻的根源,它源自一个男孩和他的父亲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他认同父亲,而且希望能够像他一样,男孩想要处在他父亲的位置上,把他的父亲赶走,他企图占有他母亲和除掉他父亲。这就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命运。另一方面,更复杂的情况出现了,在阉割对男孩男性特征的威胁下,男孩向女性方向的逃逸倾向变得强有力起来,他开始希望取代她母亲被他的父亲所爱。也就是说,源于对父亲的认同和恨意,男孩产生了两个愿望,弑父娶母的愿望和弑母嫁夫的愿望。虽然这两个愿望出于对阉割惩罚的恐惧都被男孩放弃,但是对父亲的认同的一面最终为自己在自我中占有了一个永久的位置,它做为分离的力量与自我的内容的其他部分相对立而使自己存在于那里,作者给予它超我的名字,超我继承了父亲的影响,站在支持父亲的一面。而主体的自我出于两性同体的气质保护着自己不依赖与父亲。超我继承了父亲的暴力因子,作为父亲的意愿对自我实行阉割,“现在你的父亲要杀死你”。对于自我,死去的症状是在男性愿望的幻想中的满足感,同时,也是一种受虐的满足;对于超我,这是一种惩罚性的满足,这是一种施虐的满足。由此,自我和超我建立起一种施虐和受虐的关系。到这里为止,主体和他父亲这个客体直接的关系,虽然保留了它们的基本内容和原始动机,却已经被变形为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症状发作表现为一种癫痫病的特征,用病理上的表征执行超我的施虐过程和完成自我的受虐过程。

至此,通过神经症的癫痫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无意识中完成了对自我弑父愿望的惩戒,疾病使忧郁和恐惧占据他的精神,就像他当场就要死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尝试使位置的罪恶被意识所发现。进一步,作者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在西伯利亚没有发作,这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政治犯的惩罚代替了他自己惩罚自己,外在的刑罚补充了内在受罚的需求。这也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我惩罚的另一个维度——世俗的惩罚。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无限地对自我施虐之外,他也尝试从他的弑父企图中摆脱出来,这表现在他在世俗领域和宗教领域的态度,他相信国家和上帝的信仰。在世俗领域中,他彻底效忠于他的卑鄙父亲沙皇。而且,他沉溺于赌博带来的两次病理性快感,折磨自己也折磨自己年轻的妻子,并通过抑制赌瘾失败的过程惩罚自我。在另外的宗教领域中,他追求摆脱基督理想的罪恶感,甚至尝试扮演类似基督那样普爱世人的角色,这也是前文提及的他有着的仁慈特质的缘由。

最后,作家还提到了三部同样呈现弑父罪行的文学作品,即《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作者认为在三部作品对弑父罪行的不可避免性的表现是层层递进的希腊戏剧中俄狄浦斯王坦然接受自我弑父的罪行,英国戏剧中的哈姆雷特面对别人的罪行选择不复仇,反映出其自身的俄狄浦斯情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则又进一步,塑造一个个肉中带刺的人物,沉迷肉欲和背叛的人物,除开阿辽沙这个神性的象征,其他的无不有罪,这样,那个凶手的弑父罪行就变得没那么可恶了,如果他不杀,总归是有个同样具有弑父意愿的人要下毒手了,他的行动因此承担了一定要别人承担的罪责。陀斯陀夫斯基在这部作品中赋予每个人物以弑父的动机,展现弑父意图的普遍性,这表现了他对弑父这一原始罪行的认同与由认同演变而出的同情。相较《罪与罚》中呈现的痛苦恐怖的良知谴责,《卡夫马佐夫兄弟》中对罪尤其是弑父的罪则展现出更加宽容的态度,作家在选择材料的过程中,展现了对罪犯的无止境的同情,甚至展现了一种对待救世主般的敬畏。他不再抵抗弑父的意图的不正当性,而是坦率地指明弑父意图和弑父罪行的不可避免性,弑父的愿望被大家所共有,成了超越个人的罪,“谁将能免挨鞭笞呢?”。我认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摆脱普世的罪恶感的尝试失败之后,倾向于和解和忏悔的一种态度。

文章通过层层递进的分析,揭示了弑父这一原始的冲动如何折磨陀斯陀耶夫斯基的人格,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企图摆脱这犯罪感所做出来的尝试。在他企图摆脱犯罪感的过程中,超我对自我的施虐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它刺激癫痫的发作,这种病症预示了主体对于死亡的认同,“他自己就是那个死亡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超我的施虐冲动是指向自我的,它不可避免地展现出对死亡的认同,为了保护自己免于毁灭,他渴求受虐。“受虐狂将像一种自我保护的“药物”一样,可以引导人类走向死亡,但它也是力比多束缚并遏制死亡本能的一种手段,可以保护人类免于自我毁灭。”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追求避免自我毁灭吗?他不渴求幸福吗?除了是施虐和受虐的快感以外,他人生意义感何在?《卡夫马佐夫兄弟》设置了伊凡的角色,伊凡·卡拉马佐夫推崇理性和人的自由意志,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人可以凭借理性原则判断是非善恶,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上帝不存在,百事可为。按照伊凡“百事可为”的理论,老卡拉马佐夫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淫棍和小丑是没有存在价值的,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设置了一个特殊情节,让斯麦尔佳科夫实施弑父的原罪。此时人物游离于上帝的规范之外,恶就产生于人的自由意志,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对人的自由思想提出了怀疑。伊凡的悲剧反证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存在的思考是在人类的苦难之上展开的。他因恶的普遍存在感到痛苦,进而企图用真理和理智质疑上帝的存在。最后又肯定犯罪和苦难具有人生存意义上的普遍性,否定了“上帝不存在,百事可为”的主张。肯定了上帝的现世意义。他在经历怀疑、挑战之后走向了皈依,在自我惩罚的旅程中完成了上帝认同。他先是在无限的受虐体验中保护自己免于自我毁灭,最后在晚年巩固了对上帝的信仰和爱。他接受弑父意图命运般的不可避免性,并将自己的罪交由上帝来审判。

作者简介:郑嫣然;2001年7月29日出生;女;汉族;广东揭阳籍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9级大三本科学生;学习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