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古典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比较研究

中韩古典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比较研究

梁亚男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0

[摘要]韩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创作深受中国文人的影响，作品中经常可以寻到中国故事的影子，本文以中韩两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剪灯新话》与《金鳌新话》为例进行比较分析，透过作品间的联系与特点，分析其背后思想性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文言小说；汉文小说；金时习

1. 《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

《剪灯新话》是瞿佑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成书于明洪武年间，开创了明代传奇小说之风，影响遍及海内外。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传奇的传统，以神仙灵怪、闺情艳遇故事表现元明之际的社会动乱和男女恋情; 旨在劝善惩恶，有说教意味，统治阶级利用通俗文学“寓教于乐”的文化功能，借此宣传风教礼义。《剪灯新话》便以抄本、复本等多种形式快速流，激发了民众对小说的热情追捧，成为乐明传奇小说兴盛的起点，为明清志怪小说创作顶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剪灯新话》在海外的传播也同样受人瞩目，传播区域集中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地。

朝鲜最早从中国购入《剪灯新话》的记录是1506年。当时的朝鲜李朝以汉语作为其官方通行语言，热衷于学习汉语，而《剪灯新话》平易近人的文言体流畅易懂，因此《剪灯新话》传入朝鲜后，受到了当时文人的追捧。朝鲜高官尹春年所著的《剪灯新话句解》不以简单易懂的语言推动了《剪灯新话》在朝鲜的传播，也成为日后《剪灯新话》由朝鲜传入日本的重要载体。金时习正是这一时期深受此影响的文人之一，他创作的《金鳌新话》（存世仅5篇）被视为韩国汉文小说的开端，与《剪灯新话》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但有金时习的个人风格和李朝鲜明的时代观念。本文主要从社会观、宗教观、爱情观着手，比较二者蕴含的思想内涵之异同。

2. 社会观

在社会观方面，《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有着同样的表达方式，即借助神怪等形式描绘世俗人情，但他们展现神怪世界的方式却大有不同。《剪灯新话》中世界阴暗恐怖，严格的等级制度下，不正之风盛行，恃强凌弱现象普遍，充满了邪恶与不公。《太虚司法传》中吴楚狂士冯大异在经历阴间众鬼的百般折磨后，并未身死，以“拨云之角，哨风之嘴，朱华之法、碧光之睛”的异形形象返回人间，原本“恃才傲物，不信鬼神”的冯大异终无法忍受世人唾弃而死，心有不甘将众鬼告上天庭，众鬼被惩罚后他被任命为太虚殿司法。瞿佑通过如此传奇的经历表现了久乱初治的社会环境下，比鬼厉更黑暗、更恐怖的现实世界样貌，以此直接抨击社会不公。

相比之下，《金鳌新话》中的世界，就是理想之地。《南炎浮洲志》中，朴生到地狱的经历与佛典中的苦痛之境天差地别。“铁城三重，宫阙巍峨”的外观与“似有笑语之状”的气氛形成了鲜明反差。朴生见到守门者的恐惧之态反倒遭其讥笑，阎罗王是“王戴通天之冠，束文玉之带”的贤明君王形象，“秉圭下阶而迎”的行为更是令朴生惶恐不已，但阎罗王却说“而识理君子，岂可以威势屈其躬也”并对朴生以礼相待，令其大为吃惊，原来在人世间各种典籍上看到关于地狱的无尽痛苦与绝望，在这里却是另一番光景，有着物质上的享受，不论身份、平等相待的关系。金时习在其作品中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理想之地，不只是个人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也可看到其作为文人的傲骨与渴望被赏识的期盼。

2. 宗教观

古代东方文化深受儒、佛、道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瞿佑与金时习都从小接受儒家文化熏陶，因处于统治者更迭，社会不安动荡的环境下，作为文人的抱负无法施展，进而选择开辟全新的体裁形式，作品中男性人物多是富有学识的书生，通过他们的遭遇抒发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及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剪灯新话》的《爱卿传》中“君母在堂，温清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责有赊矣”，赵氏子在与罗爱爱分开独自去江南任职后，爱爱在家照料赵母，后赵母病逝，又亲手为赵母制棺椁并厚葬，体现了瞿佑对以爱爱为代表的具有贤惠妇德的女性的歌颂与赞美，是儒教中的孝敬父母思想的具体体现。《金鳌新话》的《龙宫赴宴录》中，朴生来到地狱见到阎罗王的怯懦恐惧，正是儒教王道思想之下“君为臣纲”思想深入“识理之人”心中的体现。

《剪灯新话》的《令狐生冥梦录》中“此徒在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而乃不受戒律，贪淫茹荤，故令化为异类，出力以报人耳”的记载，主题即佛教的因果报应论，认为任何结果必然是由于某种原因引起，一个结果又可作为原因引发另一结果，故而形成因果循环。但《金鳌新话》中的《万福寺樗蒲记》里，梁生在女鬼家中度过三日后与其分开，后女鬼找到梁生表达了“当再会以尽平生之愿尔”的来生之愿。此生之遗憾，用来生实现，是典型的佛教轮回思想。金时习的作品中，以儒为本，以佛为辅的宗教观较瞿佑更为突出，这与他遁入佛门有着很深的关系。与瞿佑相比，金时习则更加关注人的情感，注重人性的本真与美好，也蕴含着更多自己的寄托与期望，其作品被广泛认为更具有教化意义。

受多元宗教的影响，道教思想在《剪灯新话》与《金鳌新话》中的体现也不容忽视。在《剪灯新话》的《申阳洞记》中“予有仙药，非徒治病，兼可度世，服之则能后天不老”是正道教思想中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追求。《金鳌新话》的《龙宫赴宴录》中“神王”是道教“神仙”信仰的体现，宣扬一种已达到了某种理想境界的“实体”，这也是古代东方文化中长期存在的一种价值取向。

2. 爱情观

瞿佑与金时习都将作品的背景设置在动荡战乱下，社会民众艰难求生之际，爱情观的展现也有所差别。《剪灯新话》中主人公们虽是封建礼教下成长起来的人物，但对于心之所爱的表现都很直接且勇敢，《联芳楼记》中富家女薛兰英、薛惠英追爱过程的大胆与开放，于同时代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束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冲击与突破。兰英与惠英于窗间窥见郑生洗澡，便向下投去一双荔枝，并于夜间放下吊篮将郑生吊入房中，“相携入寝，尽缱绻之意”，姐妹二女一男的爱情中，情欲超越了封建礼教，是青年男女在世俗压迫下情爱的释放。《爱卿传》中名妓罗爱爱在爱情悲剧中的忠贞不二、《翠翠传》中金定夫妇的至死不渝，生前不能相爱、死后相伴相随的爱情，都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战胜，作者对女子勇于追求爱情的赞赏，对战乱之下家庭支离破碎的怜悯以此体现，无情地揭示了社会现实，也将切身体会过的痛楚融入时代的悲剧之中。

相比于《剪灯新话》中一些生前未能在一起，死后化成鬼团聚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金鳌新话》中的男女爱情则多了一种外来力量的帮助，即神佛助力，促进男女青年的结合。《万福寺樗蒲记》中，梁生在心仪并追求美姬时，曾两次听到佛语，在为美姬送魂之时，“愿我良人，无或疏阔”更是金时习借佛语对年轻人爱情的美好祝福。《剪灯新话》中男女爱情的过程充满艰辛，全过程都是处于与封建礼教的抗争中，有的结局更是以生离死别作为代价，但于时代而言，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相比之下，《金鳌新话》中的爱情故事更为轻松，也更具浪漫主义色彩，更偏向理想主义。

2. 结论

在内容及形式上，《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极其相似，但《金鳌新话》在审美风格上有着区别于《剪灯新话》的异质特色，在思想性层面更是体现了当时朝鲜的社会现实与鲜明的民族特色。本文以比较文学的视角，利用平行研究于影响研究相结合的的研究方法，通过社会观、宗教观、爱情观三方面，对《剪灯新话》与《金鳌新话》的思想性进行比较分析，二者在根源上具有亲和性的同时因作者的经历与社会环境又具有各自特民族与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1. 이성희,“금오신화에 나타난 작가의식 연구”, 공주대학교대학원,1994.

2. 苏筱.《剪灯新话》在东亚的传播与影响[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03):38-42.

3. 王坤.朝鲜古典小说的叙事特色——以《金鳌新话》为中心[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8(02):5-6.

作者简介：梁亚男，女，汉族，黑龙江佳木斯人，佳木斯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韩国文学。

佳木斯市2021年度重点科研课题，项目名称：中韩古典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2021140540798394278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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