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电影中“慰安妇”形象对比研究

王晓娟 黄仙姬

（台州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省台州市 317000） 摘要：每年 8月 14日，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和韩国作为“慰安妇”这一事件的主要受害者，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来看，多数时间都在选择性遗忘这一历史事件。近些年随着相关学者的研究以及相关影视的发展使得这一问题又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将从“慰安妇”这一形象在中韩电影中的不同呈现为切入点，分析为何同为二战时期被侵略的国家，两国政治和社会舆论对此存在差异，并根据分析出的原因提出建议，呼吁各个层面重视这一事件，为“慰安妇”早日获得道歉尽微薄之力。

关键词：中韩电影 慰安妇 形象差异 对比研究

一、引言

研究中韩两国电影中“慰安妇”形象呈现的差异，深入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并通过切实的分析，提出一些电影中存在的问题，寻求该类电影未来发展应坚持的价值观。通过电影这一途径，使得大众在正确的舆论引导下，思考该如何正视及反思这段历史，如何客观对待战争的遗留问题。分析这类电影、寻求该类电影的良性发展只是途径，根本目的是唤起更多的人对“慰安妇”这一事件的关注，争取早日解决问题，为的是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二、“慰安妇”题材电影乱象

（一）身份不明 界定不清

“慰安妇”身份界定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将“慰安妇”形象低俗化。有部分电影制作人利用“慰安妇”身份的特殊性使电影偏向低俗色情方向，歪曲了“慰安妇”事件的真实历史，这不仅是对“慰安妇”受害者的侮辱，更是对这一段血泪历史的极不尊重。这一点在中国早期的电影当中体现最为明显，典型例子是1992年吕小龙导演的《地狱究竟有几层》，又名《军妓慰安妇》、《帝国军妓》，在电影的宣传海报中，大幅露骨的女性照片；电影的别名中，赫然出现的“妓”字都易让“慰安妇”这一形象在大众观影的过程当中对“慰安妇”这一形象产生误解。

日本学者吉见义明曾指出：“所谓‘从军慰安妇’是被置于日军的管理下，毫无权力地被限制在一定期间强迫为官兵进行性服务的女性们。”^{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所主任苏智良教授也对“慰安妇”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慰安妇’是指按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所以慰安妇最恰当的解释就是日军的性奴隶，但是以性奴隶来代指‘慰安妇’则显得过于宽泛，因此他认为，在中文直接使用‘慰安妇’一词，是一种较好的方法。”^{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二）情节荒诞 与史不符

“慰安妇”电影涉及沉痛的历史，因而更应重视电影内容的史料支持，而不应为了增加电影的戏剧性冲突而凭空捏造。例如，中国影片《慰安妇七十四分队》中，姐弟相认、与慰安所驻守士兵相爱的这些情节不断挑战观众的承受下限，影片的历史沉重感大大削弱，观众对“慰安妇”历史的理解和认知出现误区。韩国影片《最后的慰安妇》影片中，也出现了“慰安妇”和守卫士兵相恋并育有女儿的情节。这样的情节显得过于荒诞且没有感染力、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极易冲淡观众对“慰安妇”这一历史事件的思考深度。

三、“慰安妇”形象的差异

（一）中韩“慰安妇”电影的统计与分类

表1-1：中国“慰安妇”题材影视作品基本信息一览

在中国，叙事片在“慰安妇”这一主题影视作品中起步最早，而后产生深刻影响的则多以纪录片为主。1992年，第一部叙事片《复仇的女人》就得以上映，这一时期的中国对于“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研究才刚刚起步，“慰安妇”主题在当时叙事片中还属于小众主题。此后几年，虽有几部同题材的电影产出，但影响甚微。直至2011年，由著名导演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虽然这部故事片涉及到了“慰安妇”这一内容，但并没有在影片中得以直接展现。2018年，纪录片《大寒》经历两次上映后，让“慰安妇”这一主题的电影获得了更多关注，“慰安妇”这一事件也正式进入大众视野。2017年，青年导演郭柯及其团队拍摄的纪录片《二十二》成为国内第一部也是唯一获得国家上映许可并成功上线的“慰安妇”主题纪录片，被收录于2017年评分最高纪录片中，这也让“慰安妇”这一话题在当年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度。

表1-2：韩国“慰安妇”题材影视作品基本信息一览

在韩国，“慰安妇”题材的电影多是叙事片，并且近些年在“慰安妇”题材的电影上，韩国几乎每年都能制作出一部具有深刻意义并能引发普遍关注和深入思考的影片。2015年，由李娜静执导独幕剧《雪路》在韩国KBS电视台播出，电影版在2017年3月1日上映；2016年，由赵廷来导演众筹拍摄13年的《鬼乡》成功上映；2017年，由金炫锡导演、罗文姬主演的《我能说》获得了第38届电影青龙奖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奖。2018年，由闵奎东执导，金喜爱、金海淑主演的《她的故事》根据“关釜裁判”真实历史事件进行制作并在韩国上映。^①

（二）电影中“慰安妇”悲惨遭遇的刻画

据学者推测，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先后有20多万女性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大部分女性在战争结束之前就被残害致死或因难以承受屈辱而选择自杀，只有极少数幸存下来由于“慰安妇”问题的复杂性，不同国家的电影对“慰安妇”难以启齿的屈辱经历有着不同的处理形式。

韩国影片在描述“慰安妇”的过往历史时，是有阶段性发展的。在《雪路》中，对“慰安妇”所遭受的暴行展现间接隐晦，全片没有一处直接展现她们的遭遇的镜头，仅对慰安所赚取的军票、许多士兵的军靴、不停开合的铁门进行特写，让观者去想象“慰安妇”所经历的暴行。而在《鬼乡》中，影片采取的是较平静的旁观者身份来凝视历史，对于少女被施暴者残忍蹂躏的画面，影片没有隐晦表达，也没有突出放大，而是用大量俯拍，将整个“慰安妇”群体进行刻画，通过镜头距离的拉远，用“慰安妇”群体人数在镜头中不断增多蔓延来表现当时的惨状。导演们并非为了引起观者剧烈的情绪起伏和“欲杀之而后快”的仇恨意识，而是将来自“慰安妇”女孩的恐惧、绝望以及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是通过场外的一双眼睛缓缓陈述，没有夸张的镜头语言和残暴的视觉冲击，而正是在这种叙述平静的镜头下，观众的历史记忆被填补完善。

中国影片对于这一部分的刻画，绝大部分影片是缺失的，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发展。在中国早期的“慰安妇”影片中，日军蹂躏“慰安妇”少女的场景几乎全部被忽略。即使是2017年的话题之作《二十二》中对这一部分内容的陈述也是缺失的，有的老人不愿接受影片拍摄和采访，有的老人在回忆起这段时，嘴里说着“别问了”“别拍了”“我不想说了”。从人道主义出发，这种缺失可以存在。但这一现象也反映出一个问题：这一部分影片叙述的缺失，有时不是影片制作者刻意回避，而是受害者们在沉重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

（三） 电影中“慰安妇”背负的历史角色

1.宣传手段的附庸品

中国叙事片中，“慰安妇”事件的政治属性使得“慰安妇”在影片多以复仇形象呈现，并在之后相当长的有段时间在影片中符号化。她们身为女性受到迫害后的真实情感多被隔断于影片之外，她们在影片中更多的是，展现自身与日本帝国主义英勇抗争的英雄形象，进而向观者直接宣泄民族主义仇恨情绪。上述特点在中国早期的“慰安妇”电影中表现尤为突出。例如，1992年上映的《最后的慰安妇》、2003年上映的《贞贞》这些早期影片。这些影片中对“慰安妇”形象的塑造，其作用只能是传达给观者民族间的仇恨，而观者真正需要的应是对战争的理性反思。近些年的电影，如《大寒》、《三十二》、《二十二》，相较之前同题材的影片算是一大进步，它的平民化的叙事视角，没有将“慰安妇”老人再一次符号化，影片中的老人有着自我，有着鲜活的情感。但《二十二》这部电影也只是呈现了她们现实的生活，对于“慰安妇”有效资料收集这一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其中有学者提到，“郭柯在《二十二》上映之后询问苏智良教授要不要把《二十二》放在‘慰安妇’纪念馆中，苏教授也指出这部纪录片没有太大的历史价值，这也将成为此部纪录片的一大遗憾。”^{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2.时代背景的作证人

在早期的韩国影片中，例如边永柱导演的《微弱的声音》三部姊妹篇在韩国争取日本道歉的过程中，起到了反映不同时期真实背景的作用，而影片中的“慰安妇”形象便成为了时代背景的证人。并且近年来，韩国“慰安妇”题材的影片创新性地采用了过去与现实交叉叙事的制作方式，使得“慰安妇”这一形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一位老者的身份来展现现代社会，这使“慰安妇”这一边缘形象更易融入到韩国当代社会，拉近历史情境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观众在过去与现实的多次对比、多次重合中与受难者产生共情。例如，在《鬼乡》中，导演把现代社会中遭受匪徒强暴而造成心理创伤的女孩恩京，通过韩国民俗“鬼乡祭”仪式，与二战时期被抓到遭受日军残暴蹂躏的慰安所女孩连接起来，使观者进行历史和现实的置换思考。^{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四）电影中“慰安妇”当下的生存状态

1.苦寂无力且回避的老妪

中国早期相关的叙事类电影多是以“慰安妇”复仇作为贯穿整部影片的线索，大仇得报，影片也戛然而止，几乎没有“慰安妇”之后生活的刻画。关于“慰安妇”现在的生存处境的描绘始于纪录影片《大寒》，成形于纪录影片《三十二》，发展于纪录影片《二十二》。在《二十二》这部影片中，郭柯导演用克制的拍摄展现这些老人的晚年生活，影片中有的仅仅是老人的停顿的言语和无数的叹息。影片将这些幸存老人作为叙事的主角，让她们在回忆的过程中讲述曾经作为“慰安妇”的悲惨遭遇，以潺潺细流之态将这段历史诉说给观者，而镜头则只负责凝视和纪录下她们在回忆痛苦经历时所流露出的只言片语。

2.温情坚忍且奋争的斗士

韩国相关的叙事类电影中，对于“慰安妇”现在生存处境的描写多半是呈现的比较乐观的情绪，尽管有一些老人因为曾经受到的伤害在生活上与人疏远、羞于交际，但是影片最后的结局通常是通过一系列的经历对曾经的遭遇释怀，与过去的自己和解并且乐观坚强地活下去。这一特点在韩国电影《我能说》、《鬼乡》《雪路》等都有体现。这些幸存的老人不仅是在为过去所受的苦难要求道歉进行斗争，还与现在的生活进行斗争，温柔而体面地活着。

四、“慰安妇”形象差异的原因

（一）国际组织调查

国际社会中的国际组织的调查对“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影响重大，这也是造成中韩影片中“慰安妇”形象产生差异的一大原因。

国际组织的调查多是成立专门调查组，对立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发表调查报告。而国际组织提供的调查报告作为第一手资料在之后的问题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国际法学会委员会是国际组织进行‘慰安妇’制度调查的先锋。”^{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国际法学委员会在1993年成立调查组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主要针对二战期间受到迫害的幸存者进行调查访问，这些被调查的幸存者主要集中在韩国、朝鲜、菲律宾和日本。国际特赦组织在2005 年为“慰安妇”受难者发声，该组织发表了自己的调查报告，将“慰安妇”问题作为“停止暴力对待妇女”全球运动的一部分。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这些国际组织的调查和报告的发表，使得“慰安妇”这一问题受到国际关注，在调查报告公布后，唤醒了人们对“慰安妇”这一问题的关注意识，电影制作人也在这一时期有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但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的国际法学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并没有对中国的“慰安妇”受害者进行调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了中国对“慰安妇”这一问题的重视，这一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连锁反应。而韩国在这一时期，由于有国际组织的帮助，韩国政府获得了大量地一手资料，韩国得以在1995年上映纪录片《微弱的声音》，而中国在这一时期仍沉浸在沉重的民族主义电影的桎梏之中，塑造着复仇英雄形象。

（二）相关外交事件

日韩两国2015年针对慰安妇问题达成的新协议，对于韩国“慰安妇”题材电影产生了深刻影响，最显著的是使得韩国“慰安妇”电影从原来着重进行历史叙述和对日本军国主义得谴责转变为敢在影片中与日本政府正面对峙并要求道歉，这一转变在电影《我能说》中有着充分的展现。

中国在“慰安妇”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态度也十分坚决。从多次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回应中便得以显现，例如在2017年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慷答记者问：“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亚洲等受害国人民犯下的严重反人道罪行。中方一贯主张，日方应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拿出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①中国态度坚决，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也与中日两国现阶段的国家关系以及国际格局的动荡不无关系。

（三）社会态度差异

“慰安妇”群体因受害遭遇的特殊性，加之东亚地区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对“慰安妇”常常存在偏见，认为“慰安妇”的经历是“不坚贞”的，是一种耻辱，这令她们只能通过沉默来保护本就脆弱的自己，进而在对被侵略历史的陈述中处于“失语”的状态。例如，在2016年12月17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了的一期节目《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中，记者对一位中年男性进行采访时，这位中年男子直接面对镜头说“慰安妇就是妓女啊！”。与“海乃家”一墙之隔的上海市澄衷中学高二的学生说，这是一段不太光彩的历史，还是不要太了解比较好。这名学生还谈到知道有“慰安妇”这段历史就够了，不必要拍成影像资料放映出来，作为未成年的他们，浏览这种东西会对性格或者心理造成不好的影响。这些例子都佐证了国人对于“慰安妇”制度的冷漠和误解。将“慰安妇”统称为妓女，将“慰安所”统称为妓院，这是对“慰安妇”历史的极大曲解，然而这样的曲解还不在少数。^①

中国在“慰安妇”问题的关注多集中在学术问题的研究，在社会上的历史普及度并不高。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作为“慰安妇”问题研究的第一位学者，在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进程中也推进了“慰安妇”问题的解决，使得这一问题被社会更多地关注。

韩国在1990年11月，成立了“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即“挺队协”，标志着韩国“慰安妇”民间团体的正式成立。次年9月，“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以实名作证，在12月正式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起诉讼，控诉日军当年的罪行，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的错误暴行道歉并给予补偿。由此，“慰安妇”问题作为日韩间的“历史问题”被提出。由韩国民间团体发起、旨在敦促解决二战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周三集会”始于1992年1月8日。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二战时期强征“慰安妇”的问题，做出正式道歉并进行赔偿。这一系列的努力也使得韩国“慰安妇”题材电影中“慰安妇”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

（四）电影审核制约

“慰安妇”题材电影的发行是经济问题、产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相关部门对于电影进行监管必不可少。韩国在1998年废除了电影审核，取而代之的是电影分级制度。韩国电影分级制度在法律上规定电影分为5个等级：一级全民可以观看；二级12岁以上可以观看；三级15岁以上可以观看；四级18岁以上可以观看；五级限制放映。另外，对色情、恐怖、政治等题材也不再限制。^②这一改变，让“慰安妇”这一题材的电影摆脱了大多的束缚，可以更大限度地客观呈现“慰安妇”的形象。

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由广播电视总局统一管理。未经广电总局审核通过的影片，不得发行、放映、进口、出口。标准包括禁止条款和修改条款两大类，以禁止和过滤机制为前提，以事先限制为手段，意识形态、价值观与道德观等软标准为核心，兼顾性与暴力的视听呈现等硬标准为要求。^[13]根据“慰安妇”历史事件和人物改编的叙事类电影往往与性、暴力、血腥等元素紧密结合，所以大部分创作者在艺术表达上往往会选择政治主流的表达方式，也有部分导演为了通过审查就选择了一些比较隐晦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观点，使得影片陷入晦涩难懂的境地，更多导演是直接忽略这一部分的刻画。

五、“慰安妇”形象客观呈现所需条件

（一）电影制作人的改变

1.“慰安妇”事件的史料研读

电影制作人在拍摄电影之前必须详细地查阅相关的史料，且是经过证实的，而不应凭借道听途说来构思自己的电影，建立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的电影才有其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一味地靠制作人根据零星片点的资料加之自己的主观构思制作出来的电影，除了在情绪发泄上可以达到效果之外，其他方面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并且参考史料之后，电影制作人会进一步确定自己的拍摄目的和拍摄方向。电影制作人可以选择只记录当下，不在影片中穿插史料的叙述，但是“慰安妇”这样一个历史性极强的题材，且在近代一直处于被忽略的边缘且大众认知不清晰的事件，必要的史料有必要呈现，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人怎能对当下的事做出理性的思考和判断。例如纪录影片《二十二》中，仅有单纯的记录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虽然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但是单就“慰安妇”这一题材的电影，单有关怀是不够的，对于过去的记忆的重塑、对于历史的反思都应是这类电影所应具备的。

2.电影制作人的价值取向

电影制作人的价值取向决定电影的制作取向。电影制作人在拍摄“慰安妇”这一题材时,必须将这段创伤历史和对反思充分结合起来。“慰安妇”题材的电影，所需要的不是个人情绪和观点的迸发宣泄，而是需要一个平静的叙事人站在一片痛苦哀嚎的废墟前，像一位写实雕塑家，将历史中曾经存在的图景慢慢地雕琢给观众看，让这段历史缓缓流入观众内心。片面强调历史伤痛以及民族创伤在现如今全球化的时代显然不够深刻，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不忘历史，我们还需要反思历史。当一部电影的叙事视角变得不再狭隘时，电影的所带来的能量也更强大。正如一位英国作家所说：“如果一个叙事者语言平静，他脑中只有自己的论题，那他的读者也会不自觉地去思考那个论题。”^[4] 中国早期“慰安妇”题材电影，导演们多从单一的民族立场进行叙事，如由陈国军导演的《慰安妇七十四分队》，吕小龙导演的《黎明之眼》，都是采用这种单一的民族主义立场进行电影拍摄，这样的叙事看似是从受害者的视角进行叙事应该更具感染力，然而这样的电影叙事方式更易掺入因所处的民族立场所带来的情绪，叙事也就不再平静，取而代之的是仇恨情绪的无尽宣泄，这样的影片只能单纯地唤起情绪，却很难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因而我们需要从宏观的人类视角，用更具普适性的国际化全球思维来呈现“慰安妇”这一主题。电影的人类视角和国际化思维的运用可以让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人们思考出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准，引起人们不同背景下的思维碰撞，而这种多重文化背景下思维的碰撞将极大增强“慰安妇”电影的影响力，进而极大地推动“慰安妇”事件的解决，吸引全球越来越多的相关人士对“慰安妇”这一问题进行关注和探讨研究，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慰安妇”事件本身。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慰安妇”题材电影积极争取在不同国家的电影节提名并进行播放的原因。例如，电影《二十二》在导演及相关人士的努力下，分别在2015年釜山国际电影节、2016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获得国内外的一致好评，这也将使得“慰安妇”这一事件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

电影如果想有价值，那它提供给观众的东西要有限且恰到好处，这样才能留出空间供观众思考。电影提供思考所需的必要素材，而得出怎样的思考，观众因思考而产生的情绪不应被电影直接呈现。只有如此，电影才能承担起历史和社会责任，获得所期待的社会影响力。“慰安妇”电影所需要的不是妖魔化曾经的施暴方而唤起人们的憎恨，更不是让人们盲目声讨攻击其他国家，而应是让世界人民一起反思战争，以史为鉴，不再重蹈覆辙。

（二）社会态度的转变

一个国家的文化流行趋势是一个国家的浓缩，一部电影是一个社会的照妖镜。在“慰安妇”题材电影的呈现上，电影制作人在进行影片制作时不可避免的要受社会态度的影响，社会态度会通过影响电影制作人进而影响“慰安妇”这一形象在电影中的呈现。因而“慰安妇”这一形象的正确呈现，根本就在于社会态度的良性转变。社会态度的转变需要相关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1.相关部门的措施

一个一个幸存者悄然离世，这背后不只是日本政府的罪过，也有本国政府的疏忽和失职。在受害者的正义还没有到来之日，本国政府对“慰安妇”受害者进行关怀与补偿，更为重要。

首先，相关部门应对“慰安妇”身份进行界定，划清与其他歪曲理解的界限。“慰安妇”问题的久久不得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慰安妇”的“污名化”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让“慰安妇”问题在本就艰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道障碍。究其根本，与国家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关联甚广，因而去污名化仅仅靠社会层面的学者和大众媒体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相关部门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问题解决措施上，应将“慰安妇”身份通过国家正式文件进行定义。

其次，电影的发展不可否认的受到电影审核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审核决定了电影行业的发展。“慰安妇”题材电影涉及到的多个敏感方面会使不属纪录类型的电影受到极大的限制。血腥、性、暴力这三个方面是“慰安妇”题材电影中必然会触及到的，但是这也是广播电视总局审查最为严格的部分。审核严格固然有诸多好处，但是机械刻板的审核对电影的健康发展并不能有所助力，面对“一刀切”的审核，有多少电影制作人愿意投入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冒险呢？电影审核在电影构思之初就从最顶层对电影内容的呈现进行了规范和限制，一些虽具有社会历史价值的内容但涉及血腥、性、暴力的影片就被挡在了第一道审查大门之外，这不仅是电影制作人的损失，更是社会的巨大遗憾。因而细化电影审核非常必要，韩国的审核分级制度虽然也有其弊端，但有一定参考价值。

再次，教育方面，相关部门应以基础教育为抓手，建立分阶段历史普及教育机制，使教育者根据受教育者所处年龄的身心发展状况进行分阶段教育，避免历史教育者因一些隐性机制或其他原因对“慰安妇”这一历史事件避而不谈，从而使得“慰安妇”这一事件在基础教育阶段出现空白。相关部门还应重视基础文化事业的教育宣传，目前在中国，“慰安妇”旧址陈列馆数量十分有限，这也是“慰安妇”事件中社会态度向良性转变缓慢的一大原因。基础的文化教育宣传没有到位，全国各地的历史博物馆内几乎都会有一个以抗日为主题的纪念分馆，全国范围内数千所博物馆、抗日纪念馆，这些场所内涉及“慰安妇”这一题材内容的却屈指可数，这也导致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的解决过程十分艰辛，使得整个社会对于“慰安妇”的历史记忆十分残缺。

2.社会全体的努力

首先，在中国的学术领域，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为首创建的中国“慰安妇”研究所为辐射中心向全国各大高校发散，近两年的研究数量已初具规模，但是这些研究所形成的体系并不明析，除了一些专门的“慰安妇”问题研究之外，多数的有关“慰安妇”的研究都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说自话，无法切实地推进“慰安妇”这一问题切实地发展和解决。针对这一现状，各高校对于“慰安妇”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组建一个全国促进“慰安妇”问题解决高校联盟，团结全国高校，凭借相关部门给予的丰富资源，动员高校中热切关注“慰安妇”问题的师生团结起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探讨，这样的综合研究对“慰安妇”问题的解决才可能真正起到作用。与国内的合作研究同步进行的还应有国与国之间学者的合作，“慰安妇”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联结多个国家的学者为“慰安妇”问题的解决，为更加全面、专业地收集资料，为营造对“慰安妇”问题解决有益的话语环境，为早日获得日本政府道歉而紧密团结、不断努力。

其次，不仅学术界应当团结一致，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应团结起来，学术研究成果的及时、准确公开也有助于社会大众媒体向广大民众第一事件传达事件发展的动向，而且电影制作人以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创作的根基，其作品更能具备真实的力量，其所呈现的“慰安妇”形象更具有历史和社会价值。社会民间团体和受害者联盟往往是掌握“慰安妇”现状的“第一批人”，因而学者、大众媒体的宣传者、民间团体的负责人之间的合作与信息交流也至关重要。

再有，社会当中每一位成员也应提高个人觉悟。每一位 “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她们受尽屈辱和折磨，艰难地活了下来，我们每个人所能做的并且一定能做到的，便是给她们来自同胞的温情关怀，而不是恶意的议论嘲讽。她们劫后余生，想在这个世界上平静地、温情地活下去。她们还对这个世界还充满希望，等待着那个迟到的道歉，我们又怎能用鄙夷的目光、刻薄的言语将她们在经历日本侵略者迫害之后第二次将她们逼上绝路，我们又怎能袖手旁观不为这些老人做些什么呢？

只有当我们能够真正的直视历史，看到苦难更看到苦难的背后，理解了“慰安妇”受害者的苦痛，“慰安妇”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慰安妇”题材的电影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时代价值。

结语

一个不能应用于实际的研究与探讨终究是纸上谈兵，因而我们通过探究不同“慰安妇”形象背后的原因，总结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逐个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施行措施的主体包括政府、电影制作人、学者、还有社会中的我们。性暴力和性别压迫是“慰安妇”问题并存的内容，忽略这一部分即间接地忽略真实的历史。受害者，她们受伤的地方远比我们目之所及的要多的多。她们温情地对待这个世界，世界应同样给予她们关爱和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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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晓娟（1998.05-）女，汉，山东省临沂市人，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学生。

黄仙姬（1984.05-）女，汉，吉林省龙井市人，复旦大学在职博士后，台州学院人文学院 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韩、日语言文化比较。

中文维基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5%B0%E5%AE%89%E5%A6%87/34867?fr=aladdi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jb/document/1460498/1460498.htm

中央电视台https://tv.cctv.com/2016/12/18/VIDELM3BGUyX2BgiHn1A66LO1612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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