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再生资源“互联网 +”回收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王燕楠 苟先铖

重庆工程学院 重庆 400056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以其独特的优势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该模式相比于传统回收模式而言，具有回收效率高、回收成本低的优势，面对这种新型的回收模式，提出对再生资源的“互联网+”回收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关键词：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

本研究的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回收模式，具有明显的网络技术特征，因此区别于以往研究，为分析“互联网+”回收的技术特征对居民参与“互联网+”回收的影响，本研究在TAM、TPB 的基础上增加引入TTF，构建了TAM-TPB-TTF 整合模型，研究居民参与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的良好发展提出建议，促进提高再生资源回收率，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作出贡献。

一、“互联网+”回收

在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主要围绕“互联网+”进行讲述如何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进一步促进社会发展。互联网的出现带动了传统行业的发展，传统行业最难突破的一点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会带来生产效率、生产模式等一系列问题。而互联网凭借其可以移动通信、万物互联和高速计算的能力，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结合正是可以解决信息闭塞这一问题。目前“互联网+”回收的主要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相关利益主体主导构建的“互联网+”回收模式，另一类是非利益主体主导构建的“互联网+”回收模式。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互联网企业、回收处理企业、生产企业。互联网企业主导的“互联网+”回收最具代表的是百度回收站，他与海尔、联想、英特尔等大企业共同组建而成，消费者通过手机下单，便会得到上门回收服务；回收处理企业主导的“互联网+”回收最具代表的是格林美回收企业旗下的“回收哥”APP，消费者通过客户端下单预约上门回收，电子废弃物统一交由格林美企业进行回收处理；生产企业主导的“互联网+”回收一般是资金雄厚、规模较大的生产企业主导的回收模式，如联想、苹果、三星等消费者将废旧产品交由生产企业进行回收处理再利用；非利益主体主导构建的“互联网+”回收是爱回收、回收宝这类电子废弃物回收平台，消费者将回收物品的型号、磨损程度等信息输入后，平台给出回收价格，消费者再选择下单回收，一般有快递寄送、上门回收和门店回收三种回收方式。

二、模型整合

将互联网技术创新地应用到再生资源回收中，属于新信息技术的范畴，考虑到居民的行为会受到外界因素和新技术自身特征的影响，因此，本文以TAM、TPB、TTF 模型为理论基础提出整合模型，以适用于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1、技术接受模型。TAM 中两个关键因素是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其中感知有用性指用户在使用某一新信息技术时，感知到对其工作任务的有用程度，感知易用性指用户感知到新信息技术容易使用的程度；而系统设计特征、任务特征、用户特征等外部环境因素可以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TAM 最初主要用于研究人们对计算机的接受和使用行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现用于研究人们对网络服务的接受和使用行为。本文研究居民参与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意愿的影响因素，因此适合用TAM 进行研究。

2、计划行为理论。［1］TPB 认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通过影响行为意向来间接作用于实际行为。TPB 是解释“态度- 行为”关系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该模型被广泛应用到新行为的理论研究之中。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是传统回收模式的创新，居民是否参与会受到自身态度和他人的影响，所以本文适合用TPB 进行研究。

3、任务技术适配模型。在任务技术适配模型(TTF)，［2］认为个人绩效是由任务技术适配决定的，而任务技术适配受到任务特征、技术特征和用户特征三方面的共同影响。任务技术适配是指信息技术能够支持工作任务的程度，通过对认知心理和认知行为的描述，反映出信息技术如何作用于个人绩效，同时也反映了信息技术和工作需求之间的关系。居民在使用“互联网+”回收平台时，感知其对回收工作的支持程度，所以本文适合用TTF 进行研究。

三、设计

1、问卷设计。本文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数据收集，从而对模型进行验证。问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地区；另一部分是整合模型中所有变量的测量项，这一部分采用Likert5 级量表的形式对测量项进行评分，1～5分别代表非常不赞同、不赞同、一般、赞同、非常赞同。测量项均借鉴于相关研究的成熟量表，并结合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的相关内容进行设计。

2、数据分析。在问卷信度、效度都良好的基础上，为检验本研究的假设是否成立，使用Amos 21.0，采用最大似然法对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意愿整合模型进行路径分析，数据与模型的适配度指数采用了绝对适配度指数GFI、AGFI、RMSEA，增值适配度指数CFI 和简约适配度指数卡方自由度比指标，适配结果各项适配度指数均达标，表明样本数据与模型的拟合度良好，路径分析结果有效。如表所示。

3、结果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如表4），模型对使用态度的拟合度为72%，对使用意愿的拟合度为76%。这里的拟合优度即为可决系数R2，是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的，取值范围在0 到1 之间，越接近于1 说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度越好。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居民对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平台的使用意愿。根据表（4）可以得出：

（1）从结果的显著性来看，在居民对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平台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中，使用态度的影响作用最强，主观规范次之，显然，居民对“互联网+”回收平台有积极的使用态度会更容易产生使用意愿，但目前回收平台的应用并不广泛，所以主观规范的作用更易凸显。而在影响居民对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平台使用态度方面，感知有用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依靠互联网平台和专业的回收处理技术，可以方便快捷地提高再生资源的回收工作，既解决了居民的回收问题，又可以使再生资源更大程度地得以利用。

（2）从结果的非显著性来看，知觉行为控制和任务技术适配对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平台使用意愿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互联网如此普及的情况下，居民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使用“互联网+”回收平台，所以知觉行为控制并不能对“互联网+”回收平台的使用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任务技术适配虽然对使用意愿也没有显著影响，但其可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产生间接的影响。由于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平台的使用并不广泛，其功能和特征还未被充分挖掘，所以任务特征对任务技术适配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感知易用性并没有对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平台的使用态度产生显著影响，由于在网络时代，人们早已对各种手机软件和网站运用自如，易用并不足以影响居民对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平台的使用态度，但其可以通过促进感知有用性进而对使用态度产生正向影响。

结论

本文以技术接受模型为基础，整合了计划行为理论和任务技术适配模型，构建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意愿的整合模型，通过发放问卷得到实验数据，运用结构方程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果显示：

（1）使用态度和主观规范对使用意愿的影响显著，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态度的影响显著。这表明居民对“互联网+”回收在态度上的认同，重要群体的支持和平台给居民回收带来的便利都会促使居民更愿意接受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平台。

（2）任务技术适配和知觉行为控制对使用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态度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当前居民完全有资源和能力使用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平台，但由于宣传力度和自身的回收意识不够导致平台使用率不高，平台的功能尚未被充分挖掘。

参考文献：

［1］王昶, 吕夏冰, 孙桥. 居民参与“互联网+ 回收”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 管理学报,2017,14(12): 14.

［2］许民利, 邹康来, 郑杰. 基于交易成本与信任的居民参与“互联网+ 回收”意愿［J］. 企业经济,2018,37(11):19.

［3］李春发, 冯建军. 网络口碑影响消费者参与“互联网+”废旧手机回收意愿研究［J］. 生态经济,2019,08.

［4］魏洁.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互联网+”回收模式构建［J］. 科技管理研究,2018,36(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