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稹自比“潘岳”的身份建构——以元稹悼亡诗为参考中心

论元稹自比“潘岳”的身份建构——以元稹悼亡诗为参考中心

钟咫霓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悼亡诗写作发展至元稹为之一变，元稹通过描写亡妻日常生活的情境完成了悼亡诗的抒情表现，真实美、细节美是元稹悼亡诗令人称道之处。然而在元稹的悼亡诗中，却存在着与真实美、细节美相悖的失真写作，用以建构元稹在其悼亡诗中自比“潘岳”的身份形象。

关键字：元稹；悼亡诗；身份建构

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说起自己的悼亡诗时云：“不幸少有伉俪之悲，抚存感往成数十诗，取潘子悼亡为题。^[1]”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元稹偶然提及“潘子悼亡”,相反，在元稹的诗歌中，他曾多次以潘岳自比。元稹在悼亡诗中自比潘岳，尤有效仿潘岳悼妻之感。甚至在非悼亡诗中，元稹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同僚的交往中也多以潘岳自拟。元稹频繁以潘岳自比，一是因为潘岳对悼亡诗的极大影响；二是因为潘岳仕途坎坷，幸得妻室相助，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元稹在创作作品时下意识地向潘岳靠拢。元稹因仕途关系与韦丛缔结婚姻，使得元稹对这种婚姻仕途关系既排斥又接受。而自比“潘岳”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寒门士子娶妻高门是常态；另一方面通过对往日凄苦夫妻生活的描写，消解了元稹对上层社会极度赤裸的渴望而产生的羞赧情绪。

1、“潘岳”身份的认定与含义

韦丛在元和四年七月去世，此后元稹写下了大量的悼亡诗祭奠亡妻。创作的高峰期在元和四年到元和六年，元和六年之后偶有诗篇提及亡妻韦氏。元稹在诗中云：“荀令香消潘簟空，悼亡诗满旧屏风”，在元稹看来，能自比“潘岳”，首先在悼亡诗的创作数量上就要达到“诗满旧屏风”的程度。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李中丞表臣》等与韦丛毫无关系的作品中，元稹也时不时以“潘岳”自比，“潘岳”、“悼亡诗”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名词概念，成为元稹自身的代名词。接着在《赋得九月尽》这篇作品中，元稹有“潘安过今夕，休詠赋中愁”的自我表白，说明元稹已经完全将“潘岳”作为身份的预设。

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元稹之所以选择以“潘岳”自比，也是因为“潘岳”的出现，消解了元稹对上层社会的渴望与唾弃之间的矛盾。就潘岳个人而言，他才高位卑，依靠岳父的提点而受到君主的宠幸。潘岳在《怀旧赋》中云：“余十二而获见于父友东武戴侯杨君，始见知名，遂申之以婚姻”，又云：“余总角而获见，承戴侯之清尘。名余以国士，眷余以嘉姻”，潘岳仕途的起点就是他与杨氏的婚姻，这一点与元稹无不相同^[6]。更为相似的是，潘岳前半生仕途坎坷，幸得妻室相助，然而等到潘岳功成名就之际发妻却撒手人寰。在同样的，元稹则在妻子去世后，通过对妻子美德的书写、对凄苦的夫妻生活的描写，消解了男性对上层社会的极度渴望、借助妻室成就自我而产生的羞赧心态。

2、悼亡诗的真实性写作考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及生活真实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俗皆爱奇，莫顾其理。传闻而欲伟大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存异，穿凿附会，旧史则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7]。作家在写作作品时，会按照自我的审美和需要对事件的文本材料进行文学性的处理^[8]。而悼亡类作品作为总结逝者生平，抒发生者的哀恸的文体则带有传记性质。在文学作品中，虚构往往是被接受的。然而元稹的悼亡诗历来为人所称道处正是因其“字字真挚”。陈寅恪先生认为元稹悼亡诗的动人之处，在于元稹“专就贫贱夫妻为实，而无溢美之词，所以情文并佳，遂成千古之名著”^[9]。朴素、细致的日常生活，表达了元稹对亡妻能共贫贱而未能同富贵的遗憾。但仔细考量元稹的悼亡诗，诗中存在失真写作和避实写作现象。关于韦丛的描写并不如实，是元稹刻意修辞的结果，用以塑造元稹自我期许的“潘岳”身份。所以要深度挖掘元稹“自比潘岳”的文学虚写，可以从元稹笔下的韦丛形象的真实性入手。通过对元稹为韦丛创作的悼亡诗的考察，作品中主要存在失真描写和避实描写的现象。

首先是失真写作的问题，即在韦氏形象趋向一致的前提下，元稹作品中甚至有负面形象的出现，与其悼亡诗中的描写存在偏离。在《三遣悲怀》诗中，元稹将韦丛塑造成一位出身高门却安于清贫的妇女，以“沽酒拔钗”、“野蔬充膳”、“添薪仰槐”、“情怜婢仆”等诸多事迹验证韦氏的贤良品性。但从元稹其他作品中，可以侧面印证元稹心目中的韦丛并不像《三遣悲怀》诗中所建构的那样完美。元稹在《大觜鸟》一诗中极言巫鸟一事之害：“主人一心惑，诱引不知疲”，认为相信巫鸟的人愚昧至极。从这里可以看出元稹对巫事的鄙夷，对相信拜乌活动的人群感到无奈^[1]。

其次是避实描写的问题，即在元稹诗歌中为了塑造诗歌形象，对事实进行了扭曲甚至扭转。《三遣悲怀》诗其一云：“顾我无衣搜画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通过对生活中衣、食、住、行等细节的描写，“贫贱夫妻”看似恰有其事。更何况元稹在本诗末尾云：“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今非昔比、物是人非更为这一段凄苦的爱情增色不少。“俸钱过十万”与“沽酒拔金钗”之间的张力，为韦丛出身高门却安于清贫的举动增添一份哀荣。待到韦丛亡时元稹俸禄十万钱，其诗中所云：“与君营奠复营斋”的确属实。那元稹一家真的如同他诗中所言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呢？显然不是。根据《通鉴》中关于唐徳宗贞元八年的物价记载：“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待到唐宪宗元和六年：“天下大稔，米斗有值二钱者”

^[10]。与元稹一同授职教书郎的白居易，于贞元十九年也就是元稹结婚的第二年在《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中云：“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餘。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可见元稹韦丛夫妇在结婚之初虽不如后来“俸钱十万”，但亦不会过上野蔬充饥的生活^[11]。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指出在作品的写作中存在“为文而造情”的现象，并说为文造情者“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7]283。元稹在悼亡诗中对韦丛形象存在构想性，已经超过了一般哀祭类作品“隐美”的要求。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元稹以“潘岳”自比，为文而造情。

3、结语

元稹以“潘岳”自比不仅是因为潘岳创作了大量的悼亡作品，使悼亡文学开始兴起。更重要的是潘岳拥有与元稹相似、且受到大众承认的经历。要认识到的是，社会身份的呈现是人选择的后果，“潘岳”这一形象于元稹而言，仅仅是他进行身份建构的工具之一。元稹对其抱有功利性的目的，一旦出现了更符合社会主流审美青睐的形象，那么自比“潘岳”将不会再成为元稹的首要选择。但是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元稹悼亡诗的可贵之处正是由于他自比“潘岳”，从而在诗文中进行了大量的文学虚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学描写使他的悼亡诗情感深厚、哀婉动人，这毫无疑问地将悼亡诗创作往前推进了一步。

参考文献：

[1] 元稹.元稹集 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王雷.中唐文士的身份认同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51.

[3]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63.

[4] 阿兰·徳波顿.身份的焦虑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

[5] 蒋寅.悼亡诗写作范式的演进[J].安徽大学学报,2011,35(03):1-10.

[6] 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8：232.

[7] 刘勰.文心雕龙 [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1.

[9]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10.

[10] 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 [M].北京:中华书局，1998：131.

[11] 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