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理学基本问题刍议

中国法理学基本问题刍议

孙媛

（山东省招远市委党校，山东 招远 265400 ）

摘要：建设中国语境下的中国法理学，是当代法学家以及法律工作者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法律是近代以来的舶来品，受西方影响比较大。建设中国语境下的法理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国古人的智慧，跨域历史，历久弥新，在今天依然能够被适用。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然却不是不能学习钻研透彻的。有志于中华法系、中华文明传承的学者，恒力则成果必斐然。

关键词：中华法系 言不尽意 心物一元 以德配天

中华文明下的中国法理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其精义如何？如果以中国哲学的流派来讲，各家各流派，我们考究起来，太费力，并且如果没有中国哲学基础，学起来也费劲。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哲学的指引，中国法理学的研究建设工作必然受阻。因此，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是中国语境下的中国法理学研究工作开展的前提。我们先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探索开始，并将此基本问题，与今天的西方法理学汇合比较，以此看出中国法理学的博大，并坚定我们建设中国法理学的信心，使命如磐，重任在肩，作为法学工作者，我们担负的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一、中华文化文以载道

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起中华法律思想？我们不从“灋”字开始解释，我们首先从文本进行研究。西方法律解释学认为，法律需要解释。但法律解释仍然不是完美的，基于时空和个案的差异性，法律解释不能被普遍永恒的适用。随着时空的变化，法律的解释永远滞后于案件的发生。换句话说，法律解释具有局限性。因为，法官做出的解释除了需要法官判案的智慧，还受到语言解释的局限，法律解释需要被人理解和尊重，不能够被普遍适用。因此，法律的普遍性与个性的折中，就是判例解释。此种解释虽好，但也造成了判例的迥多和复杂。如何做到在法律的普遍性适用和个案的公正裁决之间，完美结合？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人那里找寻答案。

每个个案，依然能够被判定的理由就在于理，道理是永恒的，语言解释虽有局限，但不能阻止道理的永恒。因此，针对每个个案，既需要法官的智慧、抽丝剥茧、寻求道理，又需要做出合适的令人信服的语言解释。那根据道理的解释如何能够让人知晓其真义并信服？对这个问题的论证，中国哲学史上的魏晋学派已有认知并加以论述过，即“言不尽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仅仅通过语言是不能令人领略道与理的真义。而文字的出现解决了语言解释的困境难题。

中国汉字，是象形字，显然不同于拉丁文，汉字具有传神会意的功能。据《淮南子·本经》记载，“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这一象形文字的诞生，不仅使文脉得以延续，世间万物也有了归属。所以，从这一点上，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语言解释的有限性，仅仅通过语言的解释是不能尽意的。正如魏晋学派所言，“言不尽意”，这是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理论贡献，间接证明了中国古代《易经》以卦象图文的形式描述万物的正确性。因而西方法律释义学的对法律文本解释的无限接近却不可知，被中国哲学所否定，事物可以被认知，但不是通过语言能够解释清楚的，需要通过文字来传道，这也给中国哲学的悟性原理的存在提供了理论空间和说理支持。

二、中华法系之证成

那什么是悟性，悟性如何能够传达道理。康德的伟大，即证明了人类能够自由选择道德法则，证明了人类道德存在的必然性。但康德的对宇宙的不可知，人与物的二元对立，在中国传统哲学那里，被否定。西方哲学的本体是二元论，而中国哲学本体则是一元论，二者之间的分歧，已是哲学界公开的秘密。中国哲学认为，虽然言不尽意，但可以通过悟，来通达畅意，知晓宇宙与人生之变，并把这一问题归属于可知的范畴，这就打通了人与物的界限，解决了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解决了言不尽意而人却能够知晓道理这一问题的关键，道理层层递进，但这也仅仅只是完成了认识论的证明。

如果再深究一点，人与物不仅能够打通，一元本体还具有能动的创造性。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始于孟子，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这样的本体一元论，清楚的证明了人不仅可以认识事物的本真，还证明了心体具有能动的创造性。中国哲学有一个专门的哲学名词，“心物一元”，来指代此深意，心与万物相通，心与万物同属一体。所以，人能够识物，也能够通达道理，而所通达道理就是天地间的规律性。

而此规律性，也是道德法则的来源，我们依然要到《易经》这一源头中找寻答案。在《易经》中，宇宙化为天地人三才，而只有人，能够通晓天地之理。然而如果真正通达此道理，也就达到了古人眼中的天人合一、道德与万物融为一体的高尚境地，也即成为了众人当中的圣贤。

因此，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先贤，同一特点，就是通晓宇宙之理。这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解决了为什么人类要遵循天地规律遵循守道的问题。更进一步说，人不仅能够通晓宇宙之理，而且还可以运用宇宙之理（理的客观规律性）去做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天地间的秩序与规律！因此知晓天地之道，成为通德之圣人，也就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地。而高尚的道德，如春风化雨般，开物成务，使德厚，使民终。“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圣贤的道德，在日用间，在不经意间，完成了化人的目的，而百姓日用却不知。例如，舜有大德，有舜的地方，即能聚集起部落。所以，《易经》中讲的厚德载物，成为了中华法系中施行德治或者说以德配天的根本缘由。

至此，道理讲通了。所以，《易经·系辞》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地的精神在于生生不息。圣人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所以，中华法系与天人合一理论密切相关，其中与被后世儒家衍生发展的心物一元理论，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价值观念的基石。可以说中华法系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思想，均来源于此，这几乎彰显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思想。

中国哲学不研究西方的本体二元论，直接洞察幽微，认识宇宙间的真理是心物一元并能通达天人合一的理论思想，这是中国古人、中国哲学的至高真理。所以，了解了并论证了这些，才更好的理解中华法系的证成。

参考文献：

[1］胡水君;;《法学研究》三十年:法理学[J];法学研究;2008年06期

[2］朱景文;叶传星;;2003年法理学学术研究回顾[J];法学家;2004年01期

[3］黄文艺;;中国法理学30年发展与反思[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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