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简编》的选取艺术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简编》的选取艺术

王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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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清嘉庆年间，姚鼐纂集历代古文而成《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其弟子湘乡曾国藩继之而编《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后又择其四十八篇为《经史百家杂钞简编》。两书以传统集部为主，又囊括经、史、子三部文章，分為十一类。《杂钞》一书分类约而易守，秉持重文求义的取舍态度，对后来的吴汝纶、王先谦、黎庶昌等學人的文選觀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曾国藩 经史百家杂钞 古文辞类纂

一·曾国藩与《经史百家杂钞》

风、雅之后，楚骚接踵，以至历代作文，美辞盛繁，萧统综缉辞采，而总集发端。以至清朝，姚鼐《类纂》、国藩《杂钞》，各领风骚。其中曾氏选文规模宏大，搜罗完备，非前人所及。

曾国藩生平著述宏富[1]，《经史百家杂钞》选文广博，卷数繁多，凡二十六卷，數量之多仅次于曾氏奏稿。本书选录于咸丰元年（1851），据《年谱》记载：“是岁，公选录古今体诗凡十八家，又选录古文辞百篇。”[2]《杂钞》编选开始于咸丰十年（1860）二月二十日，《年谱》载：“辑录《经史百家杂钞》，以见古文源流，略师桐城姚氏鼐之意而推广之。”[3]

《经史百家杂钞》成书以后，影响较大，故其版本亦有分别，据《中国古籍总目》记载：《经史百家杂钞》有求实斋从书刻本、《四部备要》本、传忠书局《曾文正公全集》刻本，《简编》亦同。今天大多的整理本基本都以光绪二年传忠书局本所刻的《曾文正公全集》为底本。[4]除此亦还有叶玉麟搜集整理的曾氏家藏本，中国华侨出版社有点校本。

《经史百家杂钞》传播既广，影响既大，但对《简编》的研究则尤为稀少，并且《简编》的出版也都是附在曾国藩的全集之下，未有独立出版。而《杂钞》的出版相对乐观一些，比如有关《杂钞》的注本有三种，一个是熊宪光、蓝锡麟的《经史百家杂钞今注》，本书注本精要，言简意赅，但无题解和译文；另一个则是余兴安等译注的《全注全译经史百家杂钞》，本书注文简易，译文多增文为训，有编录作者小传，幷载题解，三全本的题解多提及艺术手法，如“流畅而富有韵律感”“语词典雅”等，亦有评点文法如“长短句替换”、“对仗”等，同样也有对文章思想进行简单的总结；除此二者，还有张政烺主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全译》[5]，体例同余兴安等编写的三全本，有注文和译文，幷有作者小传和题解，这套书的题解重精神和思想，偶尔有讨论文法，如“叙述条理”“词意得体”等。总而言之，这三个注本，训诂多通俗易懂，即能吟咏文章，也可知章句大义。

再者，关于《杂钞》的研究论文：一类是从文体分类来阐述，如左政的《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编选特色研究》、杨新平《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观》、吴未宜《论<经史百家杂钞>的贡献》，另一类则是与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对比，如潘志和《从<古文辞类纂>到<经史百家杂钞>》、代亮《<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兼其二者的则有张静《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析论》。

首先在文体分类里，左政这篇论文范围最广，涉及到曾国藩的生平、思想、贡献，以及他的编书背景和对当下的语文教学及写作启示。又其文也将《经史百家杂钞》和《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进行对比，并且分析具体，如二者的背景、处事、思想、生平经历和编书目的进行明确的对比，展现了曾氏《杂钞》的特色，但在文体分类特色一节，稍有不足，对诏令类奏议类仅有概括，书牍类、序跋类、哀祭类、传志类，略有注文，但也只是蜻蜓点水。[6]

杨新平通过《杂钞》的分类增删来凸显曾国藩的文体观，文章论证明辨是为可取。[7]吴未宜《论<经史百家杂钞>的贡献》这篇文章当中的切入点较为可取，他认为曾氏的贡献在于三，一是以简驽繁，二是分类统一在功用上，三是明确文学创造和实用文章。[8]

其次，代亮《<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着力于选录范围及历代文所占的比重，如对经史、骈文的看法对比，魏晋明清收录数目多少的对比，阐述二者的不同是为详尽。[9]潘志和提出《杂钞》异于《类纂》者有四：厚记叙薄议论，重经，重史，重辞赋。[10]二者对“异”的阐发各有特性，但对“同”的阐述，潘志和只从分类，代亮则以曾氏文章由姚鼐启发和唐宋的择取为主，略述桐城相承，较潘志和为善。

最后张静《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析论》，所说的“曙光”指突破前人选文集部的局限、蔽塞，张静此篇文章虽提及与《古文辞类纂》对比、文体的增删，但其深度不如前面几篇。

总而言之，这些文章有些部分虽然用力颇深，但从中仍有不足，共计两点：一为文体阐释不足，二为鲜有从《简编》这个角度来论述曾氏的选取观。故今天作本篇论文的目的，便是弥补这些不足。

二·《杂钞》门类解诂

分体编纂，莫早于摯仲洽《文章流别集》，今不得见。惟《文选》传诵至今，后人皆宗《文选》而又病其碎杂，据高步瀛《文章源流》考辨分体源流：“真西山《文章正宗》出，乃廓而清之，分为辞令、议论、记事、诗歌四类；有纲无目，又失之广莫。及储同人《八大家类选》，分为六门十三类，纲目悉张，可谓善矣；但限于唐宋八家，八家以外之文，往往苦无类可入。姚姬传《古文辞类纂》分为十三类，较储氏为备，然有目无纲，亦未尽善。曾氏《经史百家杂钞》分为十一类，括以著述、告语、记载三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较姚氏又进矣。”[11]左政对曾氏所分的十一类也有评价：“这种文体分类思想是对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四目法’文体分类思想的继承和突破，进一步体现了文体分类化繁为简、以简驭繁的特点，使得《杂钞》具有科学细致的文体分类，内容更加全面丰富。”[12]明朝黃佐有《六艺流别》一书，其大旨以六艺统汉魏以下诗文，而后章学诚《文史通义》亦持此说，其《诗教》篇云：“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于《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13]曾国藩接续其说，统称为：“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14]即将“经”奉为宗主。

今曾氏《经史百家杂钞》所分十一個门类亦各有特色，曾国藩论：“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牍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类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类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15]曾氏将门类简化为十一类，使文章约而易守，而各有所归，故高步瀛称：“曾氏之卓識，超越前人矣。”[16]

如论著类，曾氏将“篇、训、览、论、辩、议、说、解”[17]这八种文体统属于一。虽单云“著作之无韵者”，然观其所载，皆析论之文。《说文解字·言部》：“论，议也。”段玉裁注：“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18]《释名》：“论，伦也，有伦理也。”毕沅曰：“古人著书，皆有体例，故云有伦理。”[19]《文心雕龙》：“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又云：“论也者，弥纶群言。”詹锳《义证》引王构《修词鉴衡》：“言其伦而析之者，论也。”又引刘师培《论文杂记》：“九家之中，凡能推阐义理，成一家之言，皆为论体。”[20]是论著类之“论”即同《论语》之“论”。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述其源流：“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21]

词赋类，萧统分赋、骚为二，姚鼐合二为一，称：“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22]曾氏续其说，幷称有韵文体皆属于词赋类，故在收录了《楚辞》的基础上，同时也收录了《诗经》，即《文心雕龙》所说：“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而赋者，敷也。《释名》：“敷布其义，谓之赋。”[23]《说文》以“敷”同《诗》“施于中古”之“施”，故引《顾命》“用敷遗后人”句[24]，谓“赋”有“延”义，即所谓“铺”是也。即《文心雕龙》所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邪志也。”詹锳《义证》引成公绥《天地赋序》云：“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25]。朱子称“直陈其事”。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26]是赋、文有别，故姚鼐云“辞赋”，曾国藩云“词赋”，“词”“辞”一也。

序跋类：段玉裁谓“序”多假为“叙”“绪”[27]，即《释名》：“序，次序。”[28]所以古人论次文章幷作序置于末尾，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谓：“古人之序，多缀于末。《诗》《书》序旧别为一卷，附本书以行；多冠之每篇首，特后所移耳。《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亦缀于末，惟诸表序冠于首。”[29]序同时也可以知晓作者的用意，高步瀛《文章源流》：“次其事理，引其端绪而舒展己意也。”[30]《文心雕龙·序志》云：“长怀《序志》，以驭群篇。”詹锳《义证》引陈懋仁《文章缘起注》：“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谓其言次第有序，故曰序也。”[31]曾国藩《序列》所云“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同此。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昔前圣作《易》，孔子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余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32]

诏令类：吳訥《文章辨體》云：“按三代王言见于《书》者有三曰诰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诏，历代因之。”

[33]高步瀛《文章源流》云：“官署对于人民之请求，或驳或准，则有批示，皆下行所用者也。”[34]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盖刘氏判诏、策、檄、移为二，而以教、戒附于诏策；姚氏则合檄、令于诏中；至曾氏悉贯为一条，尤完密矣。”[35]曾氏《序列》云：“上告下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诏令奏议类》谓：“王言所敷，惟诏令耳。”又曾国藩诏令类收录高帝至和帝诏令凡30篇，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谓“后世帝王，惟汉初诏为之冠。”[36]正切曾氏之义。

奏议类：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37]《文心雕龙·章表》：“言事于王，皆称上书。”又《奏启》篇：“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曾氏奏议类不仅如此，除书、疏、议、奏、表外，也兼录札子、封事、弹章、笺、对策，即高步瀛《文章源流》所云：“人民上达官署，则有呈。属吏进言于长官，或用条陈，或用说帖。”[38]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解释道：“案唐以后有状，宋以后有札记，近世有题本，有奏本，有附片。其名之异，亦以义各有主焉耳。”[39]

书牍类：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40]曾氏书牍有别于姚氏书说，姚氏的“说”同《文心雕龙·论说》的“说”，即“游说”之“说”，所以《古文辞类纂》书说类多载《战国策》里面纵横家游说的文章，高步瀛《文章源流》评：“姚氏《类纂》録《国策》之文，于游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属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属之书说。曾氏《杂钞》未録游士之词，故易‘书说’为‘书牍’。然欲其包容较广，则姚氏为宜矣。”《文心雕龙·书记》：“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詹锳《义证》引《文体明辩序说》：“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41]同曾氏所说“同辈相告者”。

哀祭类：《文心雕龙·哀吊》：“赋宪之谥，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下流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詹锳《义证》引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彦和‘哀吊’与后世‘哀祭’一体，内涵有别。前者...仅为‘哀辞’、‘吊文’二者之并称，后者则通常包括哀、诔、祭、吊四者为一大类。”[42]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不仅包括此四类，也包含了祝文、愿文和招魂。

传志类：高步瀛《文章源流》云：“古來載籍，通謂之傳。”[43]曾氏《序例》：“所以记人者。经如《尧典》《舜典》，《史》则《本纪》《世家》《列传》，皆记载之公者也；后世记人之私者，曰墓志铭、曰行状、曰家传、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谱皆是。”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纪传类于古惟《尚书》帝典为本纪发源；《中庸》昭明圣祖之德，为传状发原。”[44]《史通》：“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浦起龙《通释》：“《公》《谷》非史法，《左》具史法。”[45]

叙记类：高步瀛《文章源流》云：“叙记类者，以记事为主，而弘纤悉括，巨如《尚书》之《金縢》、《顾命》，细如《周礼》所补之《考工记》，皆斯文之起源也。”[46]曾氏《序例》：“所以记事者。”《史通》称叙事之体有四，分别是：直纪其才行者、唯书其事迹者、因言语而可知者、假赞论耳自见者。[47]

典志类：《广雅·释诂》“典，主也”，《尔雅·释诂》“典，常也”。《通典·序》：“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号曰通典。”[48]以上即“典”义。又《<史记>索隐》：“书者，五经六籍之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颜师古曰：“志，记也，积记其事也。”以上便是曾氏所说的：“记政典者。”

杂记类：曾氏《序例》：“后世古文家修造宫室有记，游览山水有记，以及记器物、记琐事皆是。”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杂文者，于诗、赋、箴、诔诸体以外之别裁，以其用不宏，因文生义，引义立体，而统归斯类也者。”[49]

三·取舍标准

今日有关于《杂钞》的论文，皆从桐城和姚氏的传承来论证曾国藩的取舍标准，而笔者以为先从曾氏学问开始。

首先，曾氏学术在于会通汉宋，在曾国藩书信《复夏弢甫》里面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反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50]钱穆称“归其要于礼家”[51]。故曾氏学问在于实用，即吴未意所说的“统一在功用上”[52]。

同时，曾氏学问跟桐城姚氏关系紧密，《圣哲画像记》自云：“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53]钱穆评价曾国藩的学问，说：“接闻桐城诸老绪论，又亲与唐鉴、吴廷栋诸人交游，左右采获，自成一家。其论学，尤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

为主。”[54]由此观之，曾国藩的学问接续姚氏、桐城而又更进一步，所以《经史百家杂钞》的选文较姚鼐《古文辞类纂》更添新意。

故在《经史百家杂钞·序例》云“每类比以六经冠其端”，意在于突破前人的蔽塞狭隘，比如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以《过秦论》始，而曾氏论著类则以《书》始，词赋类则以《诗》启。

又比如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一共五卷，首卷只选贾谊的《过秦论》和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而剩下的四卷全是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经史百家杂钞·论著类》一共五十六篇，唐宋八大家占二十二篇，仅管唐宋八大家仍占比一半，但是他的选文范围却又远超姚氏，除唐宋八大家外还有孟子、庄子、韩非子、贾谊、陆机、班彪、周敦颐、张载、司马光。

再比如，姚鼐注重唐宋派、桐城派的文章，所以也收录了归有光、方苞、刘大魁这些人的文章，而曾国藩的序跋类较姚氏则多收录了班固、刘向、许慎、范晔、马端临的文章。

姚氏奏议类唐宋八大家占比约近百分之二十五，而曾氏奏议类唐宋八大家仅占七篇，故孙文泱云：“实较姚氏专注词章、偏重唐宋八大家者为优。”[55]其他门类亦有如此。

《曾胡谈荟》评价道：“萧选尚华隽，要以风雅为归。姚纂尚清纯，兼以道术为重...国藩所为《经史百家杂钞》...以视姚纂分类，更进一步。至其于经史子集，兼收幷蓄，甄采范围较萧、姚为广，尤为独具只眼。”[56]

补其说，曾国藩所说的“文”，幷非《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古文苑》里面所说的“文”，他说的“文”，不仅建立在集的基础上，亦包涵了经史子，所以论著类有《书》《孟子》《庄子》《韩非子》；序跋类有《易》《礼》《说文序》《太史公自序》等，其他门类同此，可见本书选录规模鸿博，非其他选文可以比拟。又多征引史传，在他的《序例》自云：“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章太炎在《国故论衡》阐释了他对文的看法，说：“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乃有鸿儒。鸿儒之文，有经传、解故、诸子，彼方目以上第，非若后人摈此于文学外，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57]在刘熙载《艺概·文概》篇也秉持同样的观点，其说：“《六经》，文之范围也。”袁津琥《笺释》：“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夫文章者，原出《五经》’...宋李耆卿《文章精义》‘圣贤明道惊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事出焉’。”[58]以上这些所说的“文”便是《经史百家杂钞》所说的“文”。

再者，孙星衍的《续古文苑》，虽言“续”，然仍取集部而无关经、史、子。曾氏由宋学入门，所以他的注文也跟孙星衍《续古文苑》的注文颇有不同。曾氏多概括段落大意，如韩愈《原道》云“以上正仁义道德之名”、“以上言举世习闻佛、道之说，而莫知其非”等，多“以上言”云云。孙氏则多参互考订、更定桀误，且于每篇下出案语，如从《开元石经》中选的《桥亭记》，于“故乡老白于吏”[59]下出案语云：“《金石萃编》云‘叠写老字’。”故《续古文苑》作“故乡老老白于吏”，此虽注文不同，实乃汉宋之别。又孙星衍选文多偏，《续古文苑·凡例》说：“等已载者，众所共见，今不录。”故多采择类书、碑刻，甄取其佳者存之，这也就是为什么二人选文的范围有很大的不同。

总而言之，曾氏编选的眼界是超远前人总集，故其《简编》仍选录的文章，尤可窥探曾国藩的取舍眼光。《经史百家简编·序目》：“姚氏纂古文辞，至七百余首之多，余钞录又加多焉。兹别选简本，谨得四十八首，以备朝夕吟诵，约而易守；钞一册。[60]”所谓的“约而易守”即《圣哲画像记》所说的“慎择。”[61]。

钱穆按曾氏学为：“务通大体而致用于用，故能融会群籍，采其精英。”[62]重实学也。故今借此说来推敲《简编》选文的取舍艺术。

如《简编·论著类》只留《孟子·孔子在陈章》《庄子·养生主》韩愈《原道》《伯夷颂》。

《孟子·孔子在陈章》位于《孟子·尽心下》章末尾，赵岐《章指》：“似是而非，色厉内荏，乡原之恶，圣人所甚。反经身行，民化于己，子率而正，孰敢不正？”[63]本章之指在于“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矣慝”。焦循谓“经正”为“以仁义礼智道化之。”[64]王夫之《四书笺解》：“‘经’乃人道之所自立，止有此一条理路，为君必如尧，为臣必如舜，不使不仁加身以全仁，舍生以取义，学则必精义以自得，治则必拨乱以反正。”[65]

《庄子·养生主》取全篇，曾氏舍《逍遥游》只取《养生主》，意在于“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韩愈五原，《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纂》只取《原道》《原性》《原毁》三篇。而《简编》则独选《原道》，在于一“道”字耳。又《伯夷颂》，文章开篇，浩然正气，其论为：“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非是；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66]曾国藩《鸣原堂论文》曰：“举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指。此自况之文也。”[67]高步瀛《文章源流》谓《伯夷頌》云：“雖名曰頌，實亦論體，與詞賦類有韻之頌不同，故姚氏、曾氏皆隸此類中。

”[68]

论著类《序例》单云“无韵”，然观其所选文，皆秉持“文以载道”的正统观念，如《孔子在陈章》《原道》对道的阐释，《伯夷颂》讨论人处事的态度，《养生主》所说的“知也无涯”即曾国藩自云的“慎择”观。又姚永朴按：“论辨类莫古于《论语》、《孟子》。程子《语録》云：‘孔子之言如玉然，自是温润含蓄气象；孟子如冰与水精，有许多光耀。’此论诚然。”[69]

词赋类，《诗》独取《七月》。《七月》之诗，农桑之诗也。曾氏取《诗》多采《雅》《颂》。而今《简编》独留《七月》，此诗文风朴而不俗，义又契合广大人民的生活，是为佳作。

《简编》词赋类也选录了杨雄[70]的《解嘲》，本篇文章是借用主客问答方式来阐释内心的思想[71]，如文中自云“默然独守吾《太玄》”，所谓的“默然独守”一词，乃《伯夷颂》特立独行精神的延续，何管“尚白拓落”。可谓之“独立自由之精神”。

又关于汉大赋的择取，不留左思《三都赋》、张衡《两京赋》，独取班固《两都赋》，义在于本篇辞赋盖有承上启下之功[72]，《昭明文选》也是将班孟坚的《两都赋》作为开篇。又《文心雕龙·诠赋》评价道：“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詹。”詹锳《义证》引刘师培《论文杂记》说：“远则相如之《封禅》，近师子云之《羽猎》，其源出于《书经》。”[73]何焯《义门读书记》评之云：“词藻不如相如，其体质自足冠代。”[74]

词赋类，姚永朴虽谓以屈原为鼻祖，然曾氏仍取《七月》，曾氏选文多兼最古、义理、情、文四者，故有《七月》《两都赋》二篇，有《解嘲》《赤壁赋》文采斐然又蕴含义理，是谓佳作。

序跋类，留四篇，分别是：《易下系·十一爻》《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张忠丞传后序》《先大夫集后序》。

《颜氏家训·文章》谓：“序述论义，生于《易》者也”。《经史百家杂钞》取《易》乾坤文言和《系辞》上七爻、下十一爻，《简编》独留十一爻。查慎行云：“以无心之‘咸’始，以‘立心勿恒’终，圣人以《易》垂教，深切着明如此，学《易》之君子，可不观象玩辞，随时随事深加体察哉！”[75]其中所说的“体察”正中前文所讨论的实用精神。

又《史记》表序《杂钞》取六篇，《简编》独留《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云：“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彊，要之以仁义为本。”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总序论本干枝叶、形势强弱，而归本于仁义。意思最明白易见，而体格特肃重古厚。指次封国、山河、疆域以及剖分削夺后形势如画，是大手笔。”[76]韩兆琦说：“强调客观形势的作用，但更认为与诸侯双方都讲德、讲仁义才是好处关系的根本。”[77]同贾谊《过秦论》所说的“仁义不施，而功守之势异也”。

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一篇凛然大义，正气昂扬，论证通透而又言简意赅。[78]姚永朴评：“若夫退之《张中丞传后序》，夹叙夹议，望溪谓其‘生气奋动处，不学《史记》而自与之相近’。然于诸序中，盖又为一格云。”[79]曾巩《先大夫集后序》一篇之大义在于一“忠”字[80]，何焯《义门读书记》评价道：“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气不迫晦者。亦不多有。”[81]

诏令类，也是仅择四篇。首先是《尚书·吕刑》，姚永朴论云：“诏令类莫古于《尚书》誓、命、诰三体[82]。今观《甘誓》《汤誓》《文侯之命》等篇，何其简而明也！《吕刑》之哀矜恻怛，《盘庚》《大诰》《多士》《多方》之委曲详尽，亦极其胜。”[83]姚永朴所说正同《经史百家杂钞》所录《尚书》的那几篇，如有《甘誓》《汤誓》等，而《简编》独留《吕刑》。

其次，汉文帝《赐南越王赵佗书》，余兴安等译注的三全本《杂钞》解道：“信中措辞精当，语气谦和。”[84]张政烺主编的全译本阐释道：“全文叙述条理，言简意赅，词义大体，不傲岸尊大，也不失严正，具有较强的說服力。这是古代书信体裁的一则范例。”[85]刘沅《史存》云：“帝以礼屈佗，佗以诚报帝，贾不辱君命，书之可光史册也。帝不讳侧室子，以朴愚自居，而佗谓其贤，谦尊而光，非此之谓乎？”[86]从曾氏所分，应是古代怀柔式诏令的一则范例。

复次，司马相如《喻巴蜀檄文》，余兴安等译注的三全本《杂钞》解道：“文章句皆成双，长短相间，句式错综变化，流畅而富有韵律感，其流动飘逸，及动词的选用精当，都令人耳目一新。”[87]幷称本篇有反对武力征伐的思想。

再次，汉光武帝《赐窦融玺书》，本篇意图在于使窦融归顺，张政烺主编的全译本评价本篇为言简意赅、语言明快[88]，同样本篇也是用怀柔手段，幷附加对政局的分析角度来把控文章的论点。

总而言之，诏令类特点在于简明而又能精准传达本义，皆可称之为诏令中类的佳作。

奏议类，以下奏上，与《吕刑》“惟吕命”“王曰”正相对，故《无逸》开篇为“周公曰”君臣相对。收录周公《无逸》和诸葛亮《出师表》正是那慷慨悲歌、忠臣赤子心的展现，不朽之文章，宏大之事业，无愧于奏议类的冠首。

其次，收录贾谊《陈政事疏》

。曾国藩《鸣原堂论文》云：“奏疏以汉人为极轨，而气势最盛、事理最显者，尤莫善于《治安策》。故千古奏议，推此篇为绝唱。”[89]

匡衡《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则载于最后。曾国藩评：“此等奏议，固非后世所能几及，然须观其陈义之高远，着语之不苟，乃能平躁心耳去浮祠。”[90]

书牍类，依旧只留四篇。首先是《左传·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姚永朴论云：“书说类自《尚书·君奭》外，莫古于《左传·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子産告范宣子书》、《叔向贻子産书》。”[91]

而后则是魏文帝的《与吴质书》，剩下两篇则是韩昌黎《与孟尚书书》《答李翊书》，之所以如此排序，曾国藩在他的日记里解释道：“古文中，惟书牍一门竟鲜佳者。八家中，韩公差胜，然亦非书简正宗。此外，则竟无可采。”[92]所以除魏文帝《与吴质书》和《左传·叔向贻子産书》外，也只能留韩昌黎的《与孟尚书书》及《答李翊书》。

哀祭类，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哀祭类者...后世惟退之、介甫而已。”[93]姚永朴也持这个观点，其说：“哀祭类自诗之颂，楚辞之九歌、招魂外，莫如韩公。故《祭河南张员外文》，茅鹿门谓‘奇崛战斗鬼神处，令人神眩’。先姜坞府君亦云：‘凄丽处独以健倔出之，层见垒耸，而笔力坚浄。’《祭柳子厚文》曾文正云：‘峻洁直上，语经百炼，此种宋惟介甫与之近，欧、曾、苏皆不能为，其用四言少，用长短句多以此。’”[94]曾国藩取舍同此，《简编》哀祭类选录四篇，分别是：屈原《九歌》、韩昌黎《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还有《尚书·金滕》[95]的册祝之辞，吴汝纶《尚书故》评：“此周史故为奇诡，以发挥周公之忠荩，所谓精变天地，以寄当时不知之慨，岂真以天变为因周公而见哉！后来左氏、史公多用此法。韩退之罗池碑亦此类，皆明知其妄而故为之辞，此不可为不知言者道也。”[96]

传志类收录最多，总计八篇。分别是《史记·伯夷列传》《孟子荀卿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汉书·霍光传》和韩愈《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欧阳修《修泷冈阡表》、王安石《王深甫墓志铭》。

首先《伯夷列传》，牛运震评之云：“以萧瑟之笔，写怨愤之衷。淋漓错综，凄婉高奇。以此首诸列传，真绝调也。”[97]姚永朴说：“列传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据，一以寓不得依圣人以为师，非自著书，则将无所托以垂于不朽。”[98]

其次《孟子荀卿列传》，牛运震评价道：“真德秀曰‘《孟荀传》旁及诸子，而兼乎议论，传之变体也。’...篇中自孟、荀而外，征援商君、吴起、孙子、田忌及驺衍、慎到诸人，而序其述作，加以隲评。盖战国纵横智谋之士，儒墨刑名之家，几于罗列无遗矣。盖借孟、荀作正主，而列引旁叙以上下一代人物也。”[99]谓此文为传记文的变体，但魏禧《答计甫草书》却认为：“古人法度，犹工师规矩不可叛也。”姚永朴补其说云：“此论不可谓无见，然所谓得意疾书者，正神来气来之候，此种酣嬉淋漓境况，古人恒有之，虽未尝兢兢然求合于法，而卒未有与法背驰者。”[100]

再者《魏其武安侯列传》，牛运震评之云：“传以魏其、武安为经，以灌夫为纬，盖田窦争端，皆灌夫搆成之，此亦自然之线索穿插也，叙此处乃分合尽致。”[101]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当中说道：“武安之势力盛时，虽以魏其之贵戚无功，而无如之何；灌夫之强力盛气，而无如之何；廷臣内史等心非之，而无如之何；主上不直之，而无如之何。子长深恶势利之足以移易是非，故叙之沉痛如此。前言灌夫，亦持武安阴事。后言夫系，遂不得告言武安阴事。至篇末乃出淮南遗金财事，此亦如画龙者将毕乃点睛之法。”[102]

而后有《霍光传》。读《汉书·霍光传》，可知宰相之道。陈师道《后山谈丛》就记载了这么一条：

张忠定守蜀，闻莱公大拜，曰：“寇准真宰相也。”又曰：“苍生无福。”幕下怪问之，曰：“人千言而尽，准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未及学耳。”张、寇布衣交也，莱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虽贵不改也。莱公在歧，忠定任蜀还，不留。既别，顾莱公曰：“曾读《霍光传》否？”曰：“未也。”更无他语。盖以不学为戒也。[103]

曾氏传志类不仅包括人物传志，同时也囊括了姚鼐的碑志类，故有“神道碑”“墓志铭”“阡表”这些字样，所以在《杂钞》传志类也多收是韩愈、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姚永朴说：“庙碑、墓碑，在东汉者，大抵以高简之笔，行于俪语中。魏晋以降，乃渐轻靡。及退之变偶为奇，而谋篇变化，造句奇崛，遂为第一大手笔。宋诸家惟欧公有其情韵不匮处。”又说：“王有其法度谨严、笔力简峻处，故惜抱先生评退之《太原王君墓志铭》云：‘此文已开荆公志铭文法’。曾氏亦云：‘此篇先将官阶叙毕，然后申叙居某官、为某事，此等蹊径，介甫多学之。’”[104]其说准矣。

又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里收录了他老师对韩愈《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的评价，其文记云：“桐城姚郎中云：‘观宏本传及《李光颜传》，载宏以女子间挠光颜事，与志正相反，退之谀墓，亦已甚矣而文则雄伟，首尾无一字懈，精神奕然。’”

[105]

曾氏尽管十分敬佩昌黎的文章，但对于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这篇文章却评价不高，其说云：“此等文已失古意。然能者游戏，无所不可。末流效之，乃堕恶趣矣。”[106]然今《简编》仍独留之，盖显昌黎之能。

叙记类，收录三篇，分别是《左传·秦晋韩之战》《通鉴·赤壁之战》和韩愈《平淮西碑》《柳州罗池庙碑》。

姚永朴说：“辟疆与李右周书云：‘左传记事，最长在总挈列国时势，纵横出入，无所不举。故局势雄远，包罗闳丽，二百余年，天子诸侯盛衰得失，具见其中。’...先姜坞府君援鹑堂笔记亦云：‘左氏之文，须看其摹画点缀，千古情事如覩，而天然葩艳，照映古今。’此外如国策叙次亦工。《援鹑堂笔记》谓其文凡有数种，如苏秦之辨，则形容炫耀；齐宣王见顔斶、触讋说赵太后等，则澹远高妙。大抵此种书后世罕有逮者，惟通鉴剪截旧史，犹有法度可观耳。”[107]

刘熙载《艺概·文概》篇说：“刘壎《隐居通议》谓其所作《袁州学记》‘高出欧苏，百世不朽’” 袁津琥《笺释》云：“引文见《隐居通议》卷十八《李旴江文》：‘旴江李先生《长江赋》、《袁州学记》高出欧苏，百世不朽。当与《平淮西碑》并传。’”[108]叙记之文，韩愈《平淮西碑》为最高。

曾国藩论《罗池庙碑》云：“此文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可渐入佳境。”[109]

典志类收录四篇，有《书·禹贡》《史记·平准书》和欧阳修《五代史职方考》、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姚永朴说：“典志类莫古于《尚书》之《禹贡》...太史公八书，以感时愤俗之怀，运于纵横变化之中，气之雄奇，非班固十《志》所能及；而固之详赡过之。是后惟欧阳子《唐书》诸《志》、《五代史》诸《考》，差可颉颃。若文家，则自曾子固《越州赵公救灾记》《序越州鉴湖图》二篇外，无闻焉。”[110]此说正和《简编》所选。《序例》自云：“后世古文如《赵公救灾记》是，然不多见。”故《简编》除正史书志外，独留曾巩的文章。

《简编》杂记类，也只留四篇。首篇是从《周礼·考工记》当中节取四章，谓为《轮人》《舆人》《梓人》《匠人》。后面的则是韩愈《蓝田县乘厅壁记》、欧阳修《丰乐亭记》和曾巩《宜黄县学记》。姚永朴说：“杂记类莫古于《礼记·檀弓》《深衣》《投壶》三篇。《檀弓》记杂事，二篇则存古之遗制。《周礼·考工记》亦然。后世惟韩退之《画记》体与近之。”[111]曾国藩论韩愈《蓝田县乘厅壁记》云：“崔斯立之为人，必有奇崛之才，而又天趣横溢。与公相见，必彼此善谑，而又相敦以古谊者。如《西城员外丞》一诗，前路谑且为虐矣，而后半绝沈痛。《刖足献玉》一书，绝沈痛，亦带谑声。《蓝田十月雪塞关》一诗亦然。此文则纯用戏谑，而怜才共命之意、沈痛处自在言外。”[112]何焯《义门读书记》评《丰乐亭记》为“和平深雅”[113]。金圣叹评价道：“记山水，却纯述圣宋功德；记功德，却又纯写徘徊山水，寻之不得其迹。曰：只是不把圣宋功德看得奇怪，不把徘徊山水看得游戏。此所谓心地淳厚、学问真到文字也。”[114]

以上是曾氏谨慎选择的四十八篇，每类首篇的标准即姚永朴所说的“最古”。如论著类，《简编》以《孟子·孔子在陈章》冠首，[115]词赋类以《诗·七月》居冠，《序跋》类以《系辞下十一爻》为首，诏令类以《书·吕刑》居首，奏议类以《书·无逸》开篇，书牍类以《左传·叔向贻子産书》开端，哀祭类以《尚书·金滕册祝之辞》发端，传志类以《史记·伯夷列传》起始，叙记类以《左传·秦晋韩之战》为始，典志类以《书·禹贡》为初，杂记类以《周礼》为先，正契合“每类比以六经冠其端”。

故纵观《简编》十一类的择取，可见曾氏取文多兼情感和文法，如词赋类的《陈政事疏》《赤壁赋》；奏议类的《出师表》；叙记类的《通鉴·赤壁之战》和韩愈《平淮西碑》；典志类的《越州赵公救灾记》；杂记类的《蓝田县乘厅壁记》等。

情、法外亦兼有义理，如序跋类于《史记》十表独取《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又留《张中丞传后序》《先大夫集后序》二篇亦从大义而言。

四·结语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讲道：“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116]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也说道：“集部之书，汗牛充栋，终身读之不能尽。”[117]故《四库提要》云：“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118]章学诚《文史通义注•黠陋》亦云：“文章之用多而文体分，分则不能不出于文集。”[119]

是故总集编选，必有自身的取舍。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谓姚、曾二人作文、选文的理念：“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故其为文，源流兼赅，粹然一出于醇雅。”[120]言合义理、考据、词章为一，是其精髓所在。

纵观《杂钞简编》全书及诸篇研讨文章，笔者以为本书特点有四：一重本源，二重史部，三重实用，四是不拘束门派。

首先，曾国藩重根本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序例》里所说的“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如论著类有《书》；词赋类有《诗》；序跋类有《易》《礼》、诏令类有《书》《左传》；奏议类有《书》《左传》；书牍类有《左传》；哀祭类有《书》《诗》《春秋》；叙记类有《书》《左传》；典志类有《书》《周礼》《仪礼》《礼记》；杂记类有《礼记》《周礼》，其重经如此，正如代亮所说的有“强烈的追本溯源意识”。[121]

其次在重六经的同时，也看重史传，如序跋类录有《史记》六表及《太史公自序》，还有班固《汉书》的《艺文志》等几篇史传序、赞。诏令类收录高帝至和帝诏令凡30篇，选文宽泛，由此可见端倪。以至传志类，收录盛繁，观其目录，可知何谓“采辑史传稍多”。叙记类收录了《通鑑》是一篇文，可叹曾氏之慧眼。

再次，重实用之精神。清朝章学诚曾云“六经皆史”，曾国藩《杂钞》的精神与之相较，可称为有异曲同工之妙。其选录经部谓“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选录史部则谓，不可屏诸史而不录，皆有曾氏重礼学的根底发端，即所谓的“本末兼该，源流毕贯...皆礼家所应讨论”[122]。

最后，不独拘一门，乃曾国藩较桐城派其人人物最为特别的一点，仿姚鼐《古文辞类纂》而作《经史百家杂钞》，但却破除集部的局限，开起新的总集选录范围，即张静所说的“新曙光”，这一点也表现在曾国藩对汉宋的态度上。

《杂钞》的独立独行，风格上的迥异，以至于毛泽东生平都对曾氏推崇备至，他在很早的时候就熟读曾氏书，在给同乡学友萧子升的信中，毛氏评价《经史百家杂钞》说：“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则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123]

参考文献：

1.徐世昌 等编纂，沈芝盈、梁连华 点校：《清儒学案·湘乡学案》（第七册）卷一百七十七，中华书局，2008,第6789-6792页。载其著述：“《奏稿》三十六卷、《书札》三十三卷、《批牍》六卷、《诗集》三卷、《文集》三卷、《杂著》四卷、《求阙斋读书》十一卷、《日记类钞》二卷，编选作品有《十八家诗钞》二十八卷、《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经史百家杂钞简编》二卷、《鸣原堂论文》二卷、《古文四象》四卷。后统编为全集，附《年谱》十二卷。《求阙斋弟子记》四十卷，其门人所记述者也。又有《家书》十卷、《家训》二卷，并行于世。”

2.[清]李瀚章 编，[清]李鸿章 校勘：《曾文正公全集·年谱》（第一册）卷一，中国书店，2010，第58页。

3.[清]李瀚章 编，[清]李鸿章 校勘：《曾文正公全集·年谱》（第一册）卷六，中国书店，2010，第136页。

4.范希曾云：“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简编》二卷，光绪间长沙传忠书局刻《曾文正公全集》本，以古文为主，间录骈体文。吴汝纶《曾氏百家杂钞点勘记》一卷，北京排印本。”本话引自[清]張之洞 著，范希曾 补正：《<书目答问>补正·总集第三》卷四，中华书局，2018，第254页。

5.《经史百家杂钞今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全注全译经史百家杂钞》，中华书局，2020年；《经史百家杂钞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参阅左政：《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编选特色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13。

7.参阅杨新平：《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观》，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总第247期）。

8.参阅吴未宜：《论<经史百家杂钞>的贡献》，载《名作欣赏》2011年第3期（总第352期）。

9.参阅代亮：《<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二期（总第92期）。

10.参阅潘志和：《从<古文辞类纂>到<经史百家杂钞>》，载《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0期（总第88期）

[1]徐世昌 等编纂，沈芝盈、梁连华 点校：《清儒学案·湘乡学案》（第七册）卷一百七十七，中华书局，2008,第6789-6792页。载其著述：“《奏稿》三十六卷、《书札》三十三卷、《批牍》六卷、《诗集》三卷、《文集》三卷、《杂著》四卷、《求阙斋读书》十一卷、《日记类钞》二卷，编选作品有《十八家诗钞》二十八卷、《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经史百家杂钞简编》二卷、《鸣原堂论文》二卷、《古文四象》四卷。后统编为全集，附《年谱》十二卷。《求阙斋弟子记》四十卷，其门人所记述者也。又有《家书》十卷、《家训》二卷，并行于世。”

[2][清]李瀚章 编，[清]李鸿章 校勘：《曾文正公全集·年谱》（第一册）卷一，中国书店，2010，第58页。

[3][清]李瀚章 编，[清]李鸿章 校勘：《曾文正公全集·年谱》（第一册）卷六，中国书店，2010，第136页。

[4]范希曾云：“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简编》二卷，光绪间长沙传忠书局刻《曾文正公全集》本，以古文为主，间录骈体文。吴汝纶《曾氏百家杂钞点勘记》一卷，北京排印本。”本话引自[清]張之洞 著，范希曾 补正：《<书目答问>补正·总集第三》卷四，中华书局，2018，第254页。

[5]《经史百家杂钞今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全注全译经史百家杂钞》，中华书局，2020年；《经史百家杂钞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参阅左政：《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编选特色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13。

[7]参阅杨新平：《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观》，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总第247期）。

[8]参阅吴未宜：《论<经史百家杂钞>的贡献》，载《名作欣赏》2011年第3期（总第352期）。

[9]参阅代亮：《<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二期（总第92期）。

[10]参阅潘志和：《从<古文辞类纂>到<经史百家杂钞>》，载《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0期（总第88期）

[11]参阅高步瀛：《文章源流》，收录于《历代文话续编》，见余祖坤 编：《历代文话续编•文章源流·分类》，凤凰出版社，2013，第1359页。

[12]左政：《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编选特色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13

[13][清]章学诚 撰，叶瑛 校注：《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上》卷一（上册），中华书局，2015，第71页。

[14][清]曾国藩 纂 唐浩明 等校点：《经史百家杂钞·序例》，岳麓书社，2020，第1页。

[15][清]曾国藩 撰，唐浩明 编：《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三月·十七日》第二册（修订全本），岳麓书社，2015，第24页。

[16]高步瀛：《文章源流》，收录于《历代文话续编》，见余祖坤 编：《历代文话续编•文章源流·分类》，凤凰出版社，2013，第1359页。

[17]参阅[清]曾国藩 纂 唐浩明 等校点：《经史百家杂钞·序例》，岳麓书社，2020，第1页。

[18][东汉]许慎 撰，[清]段玉裁 注：《说文解字注·言部》第三篇上，中华书局，2016，第92页。

[19][东汉]刘熙 撰，[清]毕沅 疏证，[清]王先谦 补：《释名疏证补·释典艺第二十》卷第六，2008，第217页

[20][南朝梁]刘勰 著，詹锳 义证：《<文心雕龙>义证·论说第十八》(中册)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664页。

[21][清]姚鼐 选编，[清]王先谦 续编：《正续古文辞类纂·序目》，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5页。

[22][清]姚鼐 选编，[清]王先谦 续编：《正续古文辞类纂·序目》，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9页。

[23][东汉]刘熙 撰，[清]毕沅 疏证，[清]王先谦 补：《释名疏证补·释典艺第二十》卷第六，2008，第213页

[24][东汉]许慎 撰，[清]段玉裁 注：《说文解字注·攴部》第三篇下，中华书局，2016，第124页。

[25][南朝梁]刘勰 著，詹锳 义证：《<文心雕龙>义证·诠赋第八》（上册）卷二，上海古籍，2011，第270页。

[26][清]章学诚 撰，叶瑛 校注：《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下》卷一（上册），中华书局，2015，第94页。

[27][东汉]许慎 撰，[清]段玉裁 注：《说文解字注·广部》第九篇下，中华书局，2016，第448页。

[28][东汉]刘熙 撰，[清]毕沅 疏证，[清]王先谦 补：《释名疏证补·释宫室第十七》卷第五，2008，第188页

[29][清]姚永朴 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门类》卷一，凤凰出版社，2009，第37-38页。

[30]高步瀛：《文章源流》，收录于《历代文话续编》，见余祖坤 编：《历代文话续编•文章源流·序跋》，凤凰出版社，2013，第1404页。

[31][南朝梁]刘勰 著，詹锳 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序志第五十》（下册）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898页。

[32][清]姚鼐 选编，[清]王先谦 续编：《正续古文辞类纂·序目》，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5页。

[33]见[明]贺复徴《文章辨體彙選·诏一》卷一引，四库全书本

[34]高步瀛：《文章源流》，收录于《历代文话续编》，见余祖坤 编：《历代文话续编•文章源流·诏令》，凤凰出版社，2013，第1424页。

[35][清]姚永朴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门类》卷一，凤凰出版社，2009，第41页。

[36][清]姚永朴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告语》卷二，凤凰出版社，2009，第

83页。

[37][清]姚鼐 选编，[清]王先谦 续编：《正续古文辞类纂·序目》，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5页。

[38]高步瀛：《文章源流》，收录于《历代文话续编》，见余祖坤 编：《历代文话续编•文章源流·奏议》，凤凰出版社，2013，第1442页。

[39][清]姚永朴 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门类》卷一，凤凰出版社，2009，第39页。

[40][清]姚鼐 选编，[清]王先谦 续编：《正续古文辞类纂·序目》，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6页。

[41][南朝梁]刘勰 著，詹锳 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书记第二十五》（中册）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917页。

[42][南朝梁]刘勰 著，詹锳 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哀吊第十三》（上册）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464页。

[43]高步瀛：《文章源流》，收录于《历代文话续编》，见余祖坤 编：《历代文话续编•文章源流·传注》，凤凰出版社，2013，第1373页。

[44]姚永朴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记载》卷二，凤凰出版社，2009，第92页。

[45][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 通释，王珣华 整理：《史通通释·内篇·六家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第10-11页。

[46]高步瀛：《文章源流》，收录于《历代文话续编》，见余祖坤 编：《历代文话续编•文章源流·叙记》，凤凰出版社，2013，第1511页。

[47]详参《史通·叙事》篇。

[48]［唐］杜佑 撰，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 点校：《通典•序》，中华书局，1988，第2页。

[49]参阅[南朝梁]刘勰 著，詹锳 义证：《<文心雕龙>义证·杂文第十四》（上册）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488页

[50][清]李瀚章 编，[清]李鸿章 校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五册）卷十三，中国书店，2010，第415页。

[51]钱穆 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氏之礼论》（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6，第646页。

[52]参阅吴未宜：《论<经史百家杂钞>的贡献》，载《名作欣赏》2011年第3期（总第352期）。

[53][清]姚鼐 选编，[清]王先谦 续编：《正续古文辞类纂·序目》，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412页。

[5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氏之风俗论》（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6，第636页。

[55]孙文泱 增订：《增订书目答问补正·集部》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518页。

[56]徐凌霄、徐一士 著，徐澤昱、徐禾 整理：《曾胡谈荟·谈文学选本》，中华书局，2018，第412-413页

[57]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卷，商务印书馆，2010，第74页。

[58][清]刘熙载 著，袁津琥 笺释：《艺概笺释·文概》（上）卷一，中华书局，2019，第1页。

[59]周绍良 主编：《全唐文新编》（第七册）卷三六五，2000，吉林文史出版社，第4221页。

[60]叶玉麟 整理：《曾文正公全集·经史百家杂钞简编》第十三册，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第3页。

[61][清]姚鼐 选编，[清]王先谦 续编：《正续古文辞类纂·杂记类第五》卷二十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411页。原文：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

[6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九州出版社，2011，第654页。

[63][清]焦循 撰，沈文倬 点校：《孟子正义·尽心下》（下），中华书局，1987，第1034页。

[64][清]焦循 撰，沈文倬 点校：《孟子正义·尽心下》（下），中华书局，1987，第11033-1034页。

[65][明]王夫之 撰，《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编校：《船山全书·四书笺解•孟子七·尽心•孔子在陈章

》（第六册）卷十一，岳麓书社，1996，第377页。

[66]叶玉麟 整理：《曾文正公全集·经史百家杂钞简编》第十三册，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第5页。

[67][清]李瀚章 编，[清]李鸿章 校勘：《曾文正公全集·鸣原堂论文》第十二册，中国书店，2010，第353页。

[68]高步瀛：《文章源流》，收录于《歷代文話續編》，见余祖坤 編：《歷代文話續編•文章源流•論辨》，鳳凰出版社，2013，第1371頁。

[69][清]姚永朴 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著述》卷二，凤凰出版社，2009，第74-75页。

[70]本作“揚”，据王念孙《读书杂志·杨雄传》改为“杨”。

[71]姚永朴曰：“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杨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

[72]《后汉书·张衡传》：“衡乃拟班固《两都》，因以讽谏。”《晋书·文苑传》：“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

[73][南朝梁]刘勰 著，詹锳 义证：《<文心雕龙>义证·诠赋第八》（上）卷二，上海古籍，1989，第295页。

[74][清]何焯 著，崔高维 点校：《义门读书记》（下）卷四十五，中华书局，2006，第857页。

[75][清]查慎行 著，范道济 点校：《周易玩辞集解·下系传·第五章》（第二册）卷十，中华书局，2017，第605页。

[76][清]牛运震 撰，崔凡芝 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卷三，中华书局，2012，第127页。

[77]韩兆琦笺证：《史记笺证·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三册，2009，江西人民出版社，第1286页。

[78]其文写道：“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79][清]姚永朴 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著述》卷二，凤凰出版社，2009，第81页。

[80]其文有云：“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81][清]何焯 著，崔高维 点校：《义门读书记·元丰类稿》（中）卷四十一，中华书局，2006，第755页。

[82]《颜氏家训·文章》：“诏民策檄，生于《书》者也。”

[83]姚永朴 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告语》卷二，凤凰出版社，2009，第83页。

[84]余兴安 等译注：《全注全译经史百家杂钞》，中华书局，2020，第2246页。

[85]张政烺 主编：《经史百家杂钞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2743页。

[86][清]刘沅 著：《史存》卷八，槐轩全书本。

[87]余兴安 等译注：《全注全译经史百家杂钞》，中华书局，2020，第2283页。

[88]详参张政烺 主编：《经史百家杂钞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2806页。

[89][清]李瀚章 编，[清]李鸿章 校勘：《曾文正公全集·鸣原堂论文》第十二册，中国书店，2010，第127页。

[90][清]李瀚章 编，[清]李鸿章 校勘：《曾文正公全集·鸣原堂论文》第十二册，中国书店，2010，第119页。

[91][清]姚永朴 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告语》卷二，凤凰出版社，2009，第86页。

[92][清]曾国藩 撰，唐浩明 编：《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廿日》第二册（修订全本），岳麓书社，2015，第35页

[93][清]姚鼐 选编，[清]王先谦 续编：《正续古文辞类纂·序目》，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10页。。

[94][清]姚永朴 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告语》卷二，凤凰出版社，2009，第88页。

[95]《尚书·金滕》部分文法与祷告保平安的钟鼎文相似。刘三吾《书传会选》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摇，故请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录其册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为一篇，以其藏于金縢之匮，编书者因以金縢名篇。”

[96][清]吴汝纶 撰，徐寿凯 校点：《尚书故•卷二•金縢》，黄山书社，2002，第640页。

[97][清]牛运震 撰，崔凡芝 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伯夷列传》卷七，中华书局，2012，第373页。

[98][清]姚永朴 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记载》卷二，凤凰出版社，2009，第95页。

[99][清]牛运震 撰，崔凡芝 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孟子荀卿列传》卷七，中华书局，2012，第414-416页。

[100][清]姚永朴 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纲领》卷一，凤凰出版社，2009，第29页。

[101][清]牛运震 撰，崔凡芝 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魏其武安侯列传》卷十，中华书局，2012，第614页。

[102][清]李瀚章 编，[清]李鸿章 校勘：《曾文正公全集·鸣原堂论文》第十二册，中国书店，2010，第231页。

[103][宋]陈师道 撰，李伟国 点校：《后山谈丛》卷四，中华书局，2007，第57页。

[104][清]姚永朴 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记载》卷二，凤凰出版社，2009，第96页。

[105][清]李瀚章 编，[清]李鸿章 校勘：《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读书录》第十二册，中国书店，2010，第364页。

[106][清]李瀚章 编，[清]李鸿章 校勘：：《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读书录》第十二册，中国书店，2010，第362页。

[107][清]姚永朴 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记载》卷二，凤凰出版社，2009，第90-92页。

[108][清]刘熙载 著，袁津琥 笺释：《艺概笺释·文概》（上）卷一，中华书局，2019，第182页。

[109][清]李瀚章 编，[清]李鸿章 校勘：《曾文正公全集·鸣原堂论文》第十二册，中国书店，2010，第364页。

[110][清]姚永朴 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记载》卷二，凤凰出版社，2009，第89-90页。

[111][清]姚永朴 著，许结 讲评：《文学研究法·记载》卷二，凤凰出版社，2009，第92页。

[112][清]李瀚章 编，[清]李鸿章 校勘：《曾文正公全集·鸣原堂论文》第十二册，中国书店，2010，第353页。

[113]［清］何焯 著，崔高维 点校：《义门读书记•欧阳文忠公文》（上）三十八，中华书局，1987，第694页。

[114]［清］金圣叹 著，陆林 辑校整理：《天下才子必读书•丰乐亭记》卷十三，凤凰出版社，2016，第480-481页。

[115]姚永朴也指出“论辩类莫古于《论语》《孟子》”。

[116][清]姚鼐 选编，[清]王先谦 续编：《正续古文辞类纂·杂记类第五》卷二十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411页。

[117]马一浮 ：《读书法》，收录在《复性书院讲录》卷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42页。

[118][清]纪昀、永瑢 等撰，四库全书研究所 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第2599页。

[119][清]章学诚 撰，叶瑛 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黠陋》卷四（中册），中华书局，2015，第499页

[120][清]姚鼐 选编，[清]王先谦 续编：《正续古文辞类纂·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276页。

[121]代亮：《<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二期（总第92期），第57页。

[122]详参曾国藩的《复夏弢甫》。

[123]毛泽东：《致萧子升信》，收录在《毛泽东早期文稿》，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第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