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的主要特征

“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的主要特征

常婧

中共宝鸡市委党校  陕西  宝鸡 721000

精准脱贫发展战略合理减轻了多维绝对贫困难题，但总数仍然巨大的中低收入人群的家中生活资产的整体提高依然比较有限，致贫要素并未彻底清除，另外文化教育、诊疗、养老服务等层面的确保水准仍然不够，脱贫致富可靠性不强，返贫风险性较高。相对贫困的治理目标理应是具有存活能力但欠缺发展趋势能力，另外在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保障部等层面仍显不够的中低收入人群。

一、相对贫困治理的本质特征

绝对贫困就是指本人或家中因缺乏基本的资源无法保持最少日常生活要求乃至存活要求的状况，相对贫困就是指本人或家中有着的资源能确保基本上生活需要，却难以实现社会发展平均。因而与绝对贫困对比，相对贫困与税收制度的关联更为紧密，主要表现为相对性收益的“贫”和相对性能力的“困”，二种特点在相对贫困人群中交错存有、因果性。针对收益贫苦的规范，一种见解觉得可设置为2020年后全国各地住户平均人均收入中位值的40％，预估将有1.5亿人被划分为相对贫困人口数量；另一种见解觉得理应遵循世行划分的中产阶层我国的相对贫困人群规范（每天每人人均收入低于3.1美元），2020年后预估在我国的相对贫困人口数量仍将超出一亿。除此之外，融合多维贫苦指数值计算，受营养成分、文化教育期限等要素的危害，预估2021年在我国多层次贫困户的经营规模不少于一亿。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依旧没有改变属于全面小康社会的性质。阿玛蒂亚·森认为，绝对贫困之后的相对贫困将具有绝对贫困的内核和相对贫困的表征。意味着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区分不是简单的二分法可以解决的，

相对贫困不仅包括某种“绝对性”因素，同时也具有某种“相对性”因素。

1、集体经济缺乏内部动力

笔者在过年过节等重大节日在农村地区进行调研时发现，农村的房屋空置率非常高。以陕西省某县的某村为例，八户联排住宅，村口的一排有6户在家，第二排有1户在家，第三排也只有1户在家，房屋空置率非常的高，高达67.7%，这就明显的说明我国现在农村留不住人的问题。通过走访得知主要有以下原因：有的人外出打工、上学，假期时间短，路途遥远，不愿回家；有的人外出看病，住院无法回家；有的人在采暖季开始前就搬出村子，去城里有暖气的地方居住，等天气暖和再回村居住；有的人在县城里买了房子，抛弃了农村的宅基地；还有很多人跟随儿女在城市长期居住等等。同时，村子里的房屋新旧程度也呈现出了两极化，有的住宅翻新不久，窗明几净，房屋造型大气简洁，院落花草打理的井井有条；有的住宅还是老式木门门头，土墙破败，院里野草遍布，很久都没有人打理收拾了。

从组织行为学来说，人的集体行为是互相影响，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的。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导致了“空心村”的出现，外出务工获得的报酬比种地获得的收益要高，并且结算周期短，大部分人都选择结伴进城；另一方面，农民的利益观存在着“搭便车”的心态，大部分人不愿意承担集体经济的成本和公共物品的供给，为保证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不会轻易进行创业和投资。农业合作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缺乏集体行动，也给集体经济造成了困扰。

2、相对贫困的多维性

造成农村贫困的原因有很多，可以分为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有的村落自身地理位置偏僻，修路难度大，自然资源匮乏，比如缺水、缺地，自然条件恶劣，使得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增加，工程进程十分缓慢。有的村落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但缺乏相应的农业、旅游业、工业支撑，经济难以持续发展。农村地区市场水平发展不足，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经营收入次之，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也造成了不平等程度加剧。这些都属于物质贫困，精神贫困则包括村民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对政策的认识不足，有一些贫困户心态消极，主要依靠政府帮助，形成了依赖心理，脱贫之后很可能继续在相对贫困线上挣扎。

3、相对贫困的动态性

动态性也代表了不稳定性，相对贫困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便边界，农村的社会现实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政策的制定也不一定能时刻匹配农村发展现状。相对贫困造成的问题很可能带来次生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无法预测的，同时，绝对贫困脱贫的遗留问题也会对相对贫困造成影响，更加“凸显了相对贫困的隐蔽性和复杂性”[3]。

二、“十四五”时期，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质的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呈现的特征

1、从集中性减贫治理到常规性减贫治理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在构建符合国情的贫困人口治理体系过程中，要“由主要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由主要解决农村贫困向统筹解决城乡贫困转变”。相应的贫困治理也将由集中性减贫治理向常规性减贫治理转型。

2、由收入贫困治理到多维贫困治理

能力贫困。有研究发现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指数大于中间值60的仅占样本数的8.57%，即解决相对贫困的根本性能力——自我发展能力总体偏弱且差异大。

非经济因素贫困。相对贫困的解决涉及人们的寿命、健康、知识、参与、生活条件等多个条件，在“两不愁”基本解决的基础上，提升“三保障”存在的薄弱环节。

精神贫困。不仅要扶贫扶志（智）相结合，观念扶贫、重视和加强教育，还要通过抓党建促扶贫。

3、绝对贫困的脱贫质量和可持续的不稳定因素

随着政策减贫的效果尤其是财政扶贫资金的边际效果下降、乡村收入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农户也构成了相对贫困群体，绝对贫困的脱贫质量和可持续性问题也构成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容。经济转型时期会产生相对贫困度量误差的“虚假繁荣下的被贫困”和“萎靡经济下的被脱贫”也应纳入研究范围。

三、新型贫困问题治理

新时代条件下的“贫困转移”问题。相对贫困治理面对的是涵盖城乡的整体性问题，现行城乡分治的贫困治理使得城市的贫困群体，无法被原有扶贫的路径覆盖。加之超大规模的低收入群体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城乡共治应成为重点关切。

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小农户的现代化衔接问题。现代农业发展造成多数农民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农业技术与市场，单个小农户在应对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跟进不足的问题。另外，长期以来，对于农户的组织化问题重视程度不够与现代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要求还有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