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师古”本质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2-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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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师古”本质

张俊臣

山东艺术学院,济南 250014

摘  要:在“师古”社会背景下,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呈现出显著的“师古”特点。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的“师古”具有延续文化正统、传达儒家理念、维护封建统治等思想意义,同时具有创造独立审美体系、确立青绿山水瓷画源头、开启釉上彩山水瓷画“师古”之风等历史价值。

关键词:五彩山水瓷画;康熙时期;师古;思想意义;历史价值

引言

清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发展至顶峰,其与清初正统山水画派相一致的画风使之具有显著的“师古”特色,历来专家学者对五彩山水瓷画的“师古”之风褒贬不一,常视之为泥古和保守。然而,如果脱离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发展的社会背景,则极易忽视了其独特的思想意义和历史价值,导致无法看清其本质,因此,笔者从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所处的时代为研究出发点,还原其“师古”背后真实的思想与历史风貌,从而有助于更清晰地认知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师古”本质。

1“师古”社会背景下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发展概述

五彩山水瓷画兴起于明末时期,是宫廷渐失其主控地位、江南文人群体崛起的结果。与明末五彩山水瓷画的民间性质所不同的是,清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则具有显著的正统特点。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的正统性不仅表现在其与宫廷相一致的审美风格,还体现出政治性压倒经济性的特点。如果说明末五彩山水瓷画是民窑对日益壮大的江南儒商集团消费需求的顺应,那么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则无疑是对康熙朝文化政策的逢迎。

出于对明朝封建文化的高度认同,康熙帝以全面继承明朝制度与文化作为治国方略,这给了几乎所有类型的明朝文化艺术以生存与继续发展的空间,五彩山水瓷画即是如此。在康熙帝推崇明朝陶瓷艺术的时代背景下,初兴的、并未达到真正成熟的晚明及清初五彩山水瓷画在康熙时期达到高度成熟。釉上蓝彩的发明与釉上纯黑的出现使五彩颜料具备了完整表现正统山水画的能力。奖励农耕和科举考试的恢复使一度致力于反清的汉文人群体重返社会中上层,体现在山水画上则是清初“四王”的崛起。“四王”秉承的是宋明山水画的衣钵,却得到康熙帝的格外赏识,视为正统,而康熙五彩山水瓷画也将清初“四王”作为正统,几乎成为“四王”水墨山水画作的着色版。当然,“四王”也创作有不少青绿山水画作,更可以直接地成为康熙五彩山水瓷画的画样。

纵观康熙时期的山水瓷画,表面上更接近于正统水墨山水画风的青花山水瓷画更多运用的却是北派山水的斧劈皴,这显然与正统江南派的披麻皴有些悖离,而康熙五彩山水瓷画则大多采用的是披麻皴,如图1为一件典型的披麻皴康熙五彩山水瓷画作品,这使得其实际上更为接近于“四王”的笔法。因此,尽管康熙五彩山水瓷画因其施以青色、绿色为主色调的特点而归属于青绿山水瓷画之列,便如果仅从笔法上来看,毫无疑问却属文人瓷画系统,可以说是青绿与文人的兼容,与大红大绿、富有民间审美特点的五彩花鸟瓷画和五彩人物瓷画相比,其艺术境界的确是迥然有异的,既具青绿山水之法度规范,又具文人山水之神采气韵,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山水瓷画的新气象。

康熙五彩山水瓷画的兴盛及其正统山水特色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明末清初五彩山水瓷画基础上的自然延续,是康熙崇明复古国策的产物,也因此,注定其存在与兴盛将只如昙花一现。康熙晚期时,康熙帝在文化艺术上已不再单纯地推崇前朝,而是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了西方艺术,审美眼光由古及今的转变使中西合璧的珐琅彩瓷横空出世,也就昭示着五彩山水瓷画即将走向落没。其后的雍正、乾隆时期,已是珐琅彩、粉彩山水瓷画的天下,五彩山水瓷画则芳踪难觅、风光不再。

2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师古”的思想意义

以“师古”一词可以集中地概括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艺术审美倾向,其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内涵,一是复古,二是程式化,而其对立面则是创新。复古主要是仿清初“四王”的复古之风,程式化则是在复古中所形成的固定模式。正因为如此,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并不为专家学者所重视,在山水瓷画的研究性论著中,很少有人对其进行关注,将其视为泥古、保守的象征。然而,放置于康熙时期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中,五彩山水瓷画的“师古”非但不是消极的,反而具有着非常重要而积极的思想意义。

江南汉文人集团由明入清后对清廷进行了长期而坚决的抵抗和不合作,而山水画则将其心迹隐晦地包容其中,他们的“师古”绝不是保守和消极,而是企图在山水画中确立汉文化的正统地位,也因此,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的“师古”同样是对汉文化正统地位的确定和强调,是同处江南的景德镇五彩匠人无声的抗争。而康熙帝恰恰也对汉文化的正统地位持积极态度,对晚明文人画领袖董其昌之作酷爱有加,对承接董氏文人画号召的“四王”树为正统,这显然是出于确立满族入主中原正统地位的目的,借复兴汉文化来达到笼络人心。在“师古”思想上出人意料的不谋而合,使康熙五彩山水瓷画又凭添出迎合清廷文艺政策的意味,客观上促进了消弥满汉民族仇怨,实现中华民族团结与融合的重要目的。

山水画是汉文人集团最为器重的画种,清初汉文人集团的初衷是借山水画之“古”以喻“今”,而康熙帝则正好利用了这种“师古”情绪,以汉文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山水画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工具。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的“师古”同样承载着社会教化的作用,如图2为一件康熙五彩山水笔筒,将山水画面与陶瓷笔筒相结合,将儒家美学思想融于其中,投文人集团之所好,含教化之意味。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将充满了禅意与道家出世思想的明末清初五彩山水瓷画转变为符合于正统儒家思想的风格,不仅在题材上展现着儒家文人喜爱的充满高远淡泊境界的内容,而其程式化的笔法与图式表现也正是“程朱理学”的封建礼教秩序隐晦的表达,作品中所在意的不是真山真水的自然描摹,而是着重于将古人的山水腾挪排布为更具秩序感的范式,而这恰恰契合康熙帝以儒家“程朱理学”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念。

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是在集古人大成中的一种创造,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满族入主中原后力求继承中原封建皇朝文化思想的努力,以巩固新兴政权的长治久安。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不仅发挥着树立儒家封建正统思想的社会功能,同时,对普通民众亦有教化与安抚之效。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中所包含的耕织、渔樵、读书、抚琴、游玩等场景无不以封建道德伦理观来劝谕教导民众安居乐业,如图3的康熙五彩山水瓶描绘了渔家乐场景,从而达到维护满清封建统治的目的。

3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师古”的历史价值

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可以说是中国山水瓷画的第一个高峰,而这一高峰的达到显然与五彩山水瓷画“师古”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借助于“师古”,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得以全面继承明代五彩山水瓷画工艺与艺术成就,全面效仿宋明和清初的山水国画艺术风貌,从而将五彩山水瓷画的工艺和艺术都推向了空前绝后的高度,并对后世釉上彩山水瓷画产生了极大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通过“师古”,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创造了成熟而独立的釉上彩山水瓷画审美语言体系。与花鸟、人物题材相比,山水瓷画的成熟要晚得多,直至明代晚期才兴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瓷画。而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则正是吸收了明末清初五彩山水瓷画的艺术成就发展而来,如果没有对明末清初五彩山水瓷画的描摹与学习,则没有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的发展高峰。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还吸收了宋代至清初文人山水画的成就,这就使其在笔法、图式等审美语言上站在了较过去更高的层次。炉火纯青的笔法运用、古意匠心的图式章法,标志着釉上彩山水瓷画艺术审美的巨大进步。

通过“师古”,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确立了青绿山水瓷画的源头。无论是笔法还是图式上,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均是对前人文人山水画的效仿,而以青色和绿色为主的施色方法却又使之形成了文人山水画为里、青绿山水画为表的独特个性。仅从着色本身来看,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确实是我国青绿山水瓷画的第一个高峰,并树立了青绿山水瓷画的审美范示。晚明五彩山水瓷画在青绿色彩的处理上还远未达到成熟,而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则达到了高度成熟,从中可以看出其对唐宋以降青绿山水画风的学习与效仿。

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开启了釉上彩山水瓷画的“师古”之风。晚明五彩山水瓷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心绪的表达,其挥洒写意的表现处于一种“不可学”的状态,而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则在“师古”基础上形成程式化笔法与图式语言,成为一种“可学”的技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釉上彩山水瓷画的历史传承。康熙以后,釉上彩山水瓷画皆以“师古”为主要创作观,如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粉彩山水瓷画皆以效仿古意为审美特色,而至清末民国时,釉上彩山水瓷画“师古”之风达至极盛,无论是清末的浅绛彩山水瓷画还是民国新粉彩山水瓷画,其“师古”风貌皆是十分显著的。直到今天,传统釉上彩山水瓷画仍是以“师古”为主要艺术特色,可见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师古”影响之深远。

当然,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必然深受时代的局限,也注定了其历史价值与影响必然具有消极的一面,特别是在并非时代大转折的时期,“师古”的过分强调显然会影响釉上彩山水瓷画艺术的发展,甚至倒退,因此,后世需要正确和辩证地看待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的历史影响,既肯定其积极价值,亦不可忽视其消极的一面。

4结语

表面上看来,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呈现出的是继承传统的“师古”之风,为被动的守成态度。而实际上,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以纯熟的传统山水画语言,将五彩山水瓷画的笔法与图式带入到更为深度的发展空间当中,将工艺与艺术表现推向了极致化,符合于中国传统艺术发展规律,契合于社会发展潮流。因此,对康熙时期五彩山水瓷画“师古”本质以历史眼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而同时这也是认知其他传统陶瓷艺术的科学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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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玲.康熙五彩瓷的符号特征解读[D].景德镇陶瓷学院,2012.

张俊臣      1973年9月出生、男、汉族、籍贯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

    讲师职称、艺术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及绘画,现为山东艺术学院电影学院学院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