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史关系”论的不同

 中西“诗史关系”论的不同

张婷

昆明润城学校（原云南师范大学附属润城学校）

摘要：我国是以“诗史合一”论作为文学理论基础的，西方国家是以“诗史独立”论作为文学理论基础的。中西方“诗史关系”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诗映史”与“模仿自然”；“史笔写诗”与“诗笔写史”；“感性直观”与“理性逻辑”；“依史论文”与“依哲论文”这四个方面，对于两者关系的认识，中西方学者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都认为他们两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关键词：诗史；关系；不同；

历史与文学相统一的思想在我国一直非常有影响力，文学与历史不同的思想则诞生的相对比较晚。西方文学理论自古希腊时期开始，文学与历史不同的思想就一直都非常强烈，文学与历史相同的思想则一直没有什么影响力，并且经常受到学者的批点和责难。

一、“以诗映史”与“模仿自然”

孔子“诗可以观”的言说奠定了我国“以诗映史”的基础。在我国长时期的社会发展当中，文学与历史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文化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所以也就造就了历史和历史学家的地位非常之高。诗歌虽然出现的比较早而且是独立存在的，但是，它们只是政治和历史大背景之下的工具。隋朝王通较早的从理论上解释了“六经皆史”，在此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文学家们不断的强化这种理念。 “经世致用”是我国传统历史学研究的根本宗旨，要求人们不仅要学习历史来促使道德思想方面的修养；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历史趋势与变化来成为政治治世的一面镜子。

西方的国家情况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就算存在历史学家，他们的地位也没有像我国古代时期那么的崇高。这可以从古代希腊神话中体显出来，九位缪斯中，悲剧、喜剧、抒情、哀歌、诗等都比排在第八位的历史地位要高的多。西方国家的社会氛围从很早开始，就沾染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的重要手段便就是宗教仪式。文学艺术由于和宗教与祭祀存在关系，所以他们不仅仅是文学和艺术，而且，还带有祭祀、行列仪式、宗教仪式的特点。由于与宗教相关联，希腊文学便具有了一种公众的、社会的、公有的和民族的特点。由此可见，在西方社会之中，文学的地位是远远高于历史的。

二、“史笔写诗”与“诗笔写史”

“六经皆史”的观念对我国古代诗学所造成的影响至少体现在诗史相混与以史论诗这两个层面之上。议论《楚辞》，从来都离不开依据历史史料，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则来进行考究；反之，因为历史史料的缺乏，许多历史学家们便常常是以《楚辞》为根据，文学作品被看成是历史研究的材料。扬雄称赞《史记》是“实录”；班固称颂《史记》为“善序事理……故谓之实录也。”上述的这些客观公正的评价，奠定了《史记》在我国历史学上的无上地位。

西方社会制度下的国家，没有产生记录君王生活和述说历史事件的史官文化，所以并不重视历史学研究，而更在意哲学和文学的写作。因为文学作品是在表现现实世界，更具有普遍性和研究性，而历史所记录的仅仅只是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地区的单一事件。在古代西方社会早期，古代希腊的先贤们造就了西方历史学的产生，不过，此时的希腊社会并没有拿文笔来记载他们当时经历和实际经验的初衷和目的，他们所关注的历史也还只不过是“史诗”里面所涉及的历史。一直到公元前5世纪时期，古代希腊的人们还是没有形成完整严肃的历史记载。

三、“感性直观”与“理性逻辑”

我国感悟直观式的思维模式，不需要原因与结果的反复求证，不需要时间与空间的精确限定，而只是需求人在直观世界中的思考感悟。孔子对待事物从不由抽象型的逻辑判断来进行分析，而往往是用直观感悟式的思考模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关于什么是“兴观群怨”，孔子并没有加以详尽的说明和分析，只将直观感悟说出来，点到为止，这便就是我国先贤人们思维模式的主要特点。庄子认为“道”是“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的”。如“庖丁解牛”，就是指经过反复的实践，了解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做事情能够运用自如；“佝偻承稠”，只要我们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就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作为我国诗学审美的最高境界，体现的是道家“以虚无文本”诗学观，他们和“道”一样包括一切事物的属性，具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就更加富有浓重的“主观感悟”的情感了。

西方人征服自然的历史，让他们生成了对事物认识、了解、分析的需求。而对自然事物的认识需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精剖细析，认识其因果联系等。人们在探讨大自然万事万物的时候，一定要注重时间与空间﹑形式与内容﹑主观与客观﹑原因与结果等等关系和范畴，要刨根问底，将事物的本来面貌一层一层的剖析开来，否则就无法真正的认识大自然。西方人最关注的的就是物质社会的具体形式，客观事物的比例分寸，外在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时间与空间的精确确定等等。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诗学”这门学科，也是运用逻辑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来建立他那宏大的西方文学理论体系的。西方注重分析性的逻辑判断思维模式，为古代希腊的先贤大哲们所推崇。

四、“以史论文”与“以哲论文”

《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许慎《说文解字》中的“史，记事者也”，正是基于“历史评价”的尺度，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便以历史为依据，争取以历史为尺度来界定文学的意义﹑价值﹑原理等等。“依史论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承。《尚书》《左传》《春秋》开创了我国古代作品叙事的传统，其在历史层面上的“实有”更是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文学理论的延续。文学的历史记事在庄子《天道》中就有记述，庄子用桓公与轮扁之间的对话来讲文字记载的局限性，“言不尽意”的观点是在近乎主语历史的故事中得以显现。

西方国家的文学理论话语，不管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哲学思想是紧密缠绕的，以哲学为标尺，以哲学为传统文化的普遍价值标准。西方的文学理论从古代希腊时期开始，就是以哲学理论为基的。毕达哥拉斯的“美是和谐统一”的思维结论是以其普遍哲学理念“宇宙万物的本源是数理”为基础的。苏格拉底“艺术模仿自然”的理论，柏拉图“理式”的哲学理论，认为文学是模仿的模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说道：一切实际上都是模仿。在这之中总结出了“文学艺术就是摹仿”的普遍性规则。亚里士多德依照“去除个别而求的一般”的衡量标准来进行言说的。“一般性”﹑“普遍性”的出现，完全是遵照哲学的原则来建构话语的，以哲学为样本和参照来论诗的。当人们面对真理进行选择的时候，艺术理念是可以直接而完整地表达一般的。黑格尔及其众多的西方文学理论家们都遵循着依据哲学的标准和要求来讨论和言说“诗史关系”，形成了浓重的“依哲论文”的特点。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王夫之.古诗评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袁行需,罗宗强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6]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