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肉体与塑造灵魂——以鲁迅笔下的酷刑为中心

惩罚肉体与塑造灵魂——以鲁迅笔下的酷刑为中心

唐彩红

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00

摘要：本文以鲁迅笔下的酷刑为中心，分析惩罚肉体与塑造灵魂之间的关联，探讨国民性的生成过程。首先分析大众所遭受的酷刑和大众对待酷刑的态度。其次分析知识者在惩罚权力中的复杂身份。酷刑让大众对酷刑投以报复的快感，成为冷漠的看客，让知识者进行瞒与骗的写作，成为权力的帮凶，从而造就了缺少“诚”与“爱”的国民劣根性。

关键词：鲁迅 酷刑 国民性

鲁迅晚年连续写了两篇关于酷刑的文章——《病后杂谈》及《病后杂谈之余》，文章中提到明清时期剥皮、油炸等刑法。鲁迅对示众的刑法，一向反感，在《阿Q正传》、《药》中对行刑均未正面描写，为什么在1934年会将残暴的酷刑描写抄入文中？酷刑作为一种恐怖政策，它代表着君主重振权力的决心。鲁迅此时书写无疑是说中华民国依然是君权当道，国民还是“清朝”的子民。

一、酷刑与民众的灵魂

酷刑包括肉刑和一系列耻辱性标记，后者包括“示众、上颈手枷、戴铁颈圈、鞭笞、烙印”。清末民初，中国人所遭受的酷刑，非福柯所言的个人性质的耻辱痛苦，而是整个民族的疮疤。

1、辫子：征服与耻辱

福柯认为“酷刑应该成为某种仪式的一部分”，让人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示众，戴枷受辱，酷刑和历历在目的痛苦”。然而，当一个民族集体成为犯人，被迫接受身体上的耻辱标志时，这种酷刑就会慢慢失去“示众”的意义，因为每个人都变成了相同模样，就失去了展示的价值。辫子成为日常的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对统治者效忠的标志。福柯所针对的酷刑是对于个体而言，因此它具有警戒意义。对于集体而言，唯有出现叛乱时，耻辱才会再次出现，依然和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为反抗的标志。辫子始终同杀戮联系在一起。“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满人入关时，酷刑昭示着满人掌控着唯一的王权。但到叛乱时，新、旧王就对众人的肉体所有权发生争夺，并以辫子为标识，“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普通百姓要的不是什么剃发、剪辫的自由，要是稳定的强权，只想在共同的耻辱烙印下活下去！

清政府的强权在几百年的统治里，已经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因为老百姓害怕动乱。1909年鲁迅走在绍兴的大街上，众人看了，小则说奸夫，大则说汉奸。皇权对臣民身体的控制，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威。这印证了福柯的“灵魂是肉体的监狱”。驯服的灵魂已经没有了要去解放肉体的意识。灵魂在皇权的征服下，开始奴役自己的肉体，并赋予肉体以意义，肉体也变成了被驯服者（或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独裁对象。

2.肉刑：民众沉默的报复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中国几千年来，统治者驾驭权力的策略，大体上没有什么改变，都是依托庞大的官僚体系，实施中央集权性的统治。大众没有权力，唯有在观看酷刑时，能发现曾经高高在上的人，此时变成了被示众的政治犯。公开展示的肉刑，让民众获得了发泄内心不满的机会。鲁迅笔下的惩罚对象，大多是知识者，就算是阿Q也是因为“革命”而被枪毙，同样可说是政治犯。中国成为政治犯的门槛很低，与君主一言不合就可能成为鬼魂。政治犯所遭受的酷刑与他们所犯的错，压根无法对等，君主所要求是绝对的服从，因此民众从中学习到的便是对政治的漠视。如果说，政治是君主和官员之间的游戏，那么，刑场就是大众唯一可以参与的游戏环节。经验上的隔膜，造成了民众与被杀者之间的疏离。

福柯笔下的达米安痛苦地喊着上帝、耶稣，宗教的力量让车裂的现场有一种赎罪的味道，同样也可能引起民众对这个虔诚的犯人的怜悯。鲁迅抄录的被秦王孙可望剥皮的李如月，官职为御史，在刑场上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民众所见，依然是官与官斗的戏剧，与“民”无关，无法引起自身经验的共鸣。福柯非常看重民众在酷刑废除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正是下层的改变，引起了上层人的注意，才发生了一些由上层人领导的革命活动。然而下层的不满与暴动，更多是因为阶层的出现，而要求自己这个阶层能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的暴动，同样不是在与己无关的“政治犯”的死刑现场发生的。鲁迅之深刻，在于他没有一味地责备国民的冷漠麻木，而是在努力寻找与民众沟通的有效途径。显而易见的是，革命者的鲜血，无法打破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并不是医治心灵的良药。

《药》中的华老栓已经不再是看客中的一员，他不过是渴望儿子病能好起来的父亲。无法可想才以革命犯的血为药。社会的混沌让人找不到出路，官、匪的洗掠，革命的空泛，民众从何而来共感？除了能在杀头的现场，找到一点参与惩罚的快感。革命者是孤独的，无法救助自己儿子的父亲何尝不是孤独的。就算是在观看犯人的时候，鲁迅笔下的民众也是沉默的，并没有表现出福柯所说的报复参与权，攻击侮辱犯人。仅仅在听到阿Q的半句吼声后，发出了一个“好”字。

从1928年的一则新闻中，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内心的恐惧。正是这些无处不在的恐惧，让他们在观看死刑时能保持淡漠，因为此时的犯人远比他恐惧。沉默的报复，不仅仅是民对官（匪）、的报复，同时也是活者对临死者的报复。1928年4月6日的《申报》上记录：南京市近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墓行将竣工，石匠有摄取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市民写歌诀于红布，系在幼童左肩上。歌诀有——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鲁迅认为这正是民众对于革命政府、革命者的态度——将革命政府等同于清王朝，希望自己的生存、生活不被侵扰。民众的态度，不正说明了中国几千年来“革命”的真相——民众之灵魂是总理墓穴的祭品。对于民国的革命，民众并不觉得它和往昔的改朝换代有何不同。平等、自由的观念，还仅仅是知识者的主张。

恐惧依然笼罩民心，死刑依然能让民众兴奋不已。同样是4月6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关于长沙斩首示众的消息：执行之后，有三具女共匪的尸体，再加上在附近展示的一个男共魁的首级，使得全城男女，挤着去看。性压抑、生存压抑、对官、匪的厌恶，统统都从沉默的观看里，暗自涌动。他人的痛苦、死亡，在自身难保的国民心中很难引起怜悯。公平与正义，无法成为下层民众思考的问题。

至于福柯说犯人在临死之前，可以说任意的话，比如诅咒上天、法官的话，形成一种和君主权力试图想达到的相反的效果，即是犯人成为反抗的英雄。谭嗣同想对监斩官刚毅说的话，民众在嘈杂的刑场大概是听不见，也很难听懂。梁启超就没有听说。至于秋瑾小姐貌似只留下一句“动手吧”。鲁迅笔下的“政治犯”的斩首现场，并没有“真相”的陈述，也没有激烈的咒骂，唯有犯人、民众相视的沉默。

二、酷刑与知识分子的灵魂

“阻止不公正的处决，从刽子手手中抢走犯人，用暴力争取对犯人的赦免”，然而民众对刑罚的干预没有发生在鲁迅笔下。鲁迅在晚年重提酷刑，和他二十年代写“示众”已经有了不同的立场。以前的《示众》、《药》、《阿Q正传》，都是谴责民众的麻木，叹惋革命者的牺牲无效。到三十年代，思考重点则放在了知识者对酷刑的态度上。如果知识者都麻木冷漠，那么所谓的唤醒民众岂不是就是空谈。

1.酷刑与禁书

禁书，在清朝、民国，都非简单的查书、禁止出版而已，而是和酷刑关联在一起的。在禁书及其审判、行刑的过程中，最能体现“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它们“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乾隆时的尹嘉铨，做官、讲学，写了《小学大全》，这本书曾献给乾隆，可惜乾隆并没有赐予他什么名号，仅仅批了句“好！知道了。钦此。”几年后尹嘉铨退居故里，对名号依然恋恋不忘。于是在乾隆路过保定的时候，就让儿子去上了两本奏折。一本奏折要求封谥号，乾隆有些动怒，但按捺住了。看到第二本，就不可恕了，因为尹嘉铨要让名臣和他父亲都从祀孔庙，不仅要位同名臣还要位列名儒。结果，由此得祸，先叛为凌迟，后因其著作而该为绞刑。尹嘉铨的不安分，让曾获得乾隆好评的《小学大全》也变成了禁书。权力划定知识的范围，知识同样也阐释权力。后来大学士在审问尹嘉铨时，便采用了道学批判法，对他著作中的事情解读为假道学。一个道学家即被自己的言行所为打到，既满足了乾隆攻击道学的圣谕，也顾及了其他道学家的颜面。尹嘉铨所受的死刑倒成了乾隆的恩惠，因为不仅没把他凌迟，还没有株连家属。权力的残酷性，被掩盖在知识的合理性里。

民初，清朝很多禁书被重新发现，印制出来。《小学大全》被遗老们重新被奉为经典。乾隆的酷刑失效，民国的遗老便又想做尹嘉铨。权力——知识的结构，在改朝换代后，并没有改变。依然不过是以书献君王，君王怒而查禁书。这种知识围绕专制王权的结构之所以循环，得力于权力对知识者的驯服。从尹嘉铨的事例中，可以看到当权者要求知识分子安分守己，淡泊名利，听话服从。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会针对小品文的兴起，提出文学是匕首、投枪的原因。鲁迅担心知识者局限在自我的小天地里，而淡忘了统治者的残酷、社会的黑暗。

禁书中“剥皮揎草”这样的事情，安分的知识者是不愿目睹，不愿耳闻的。于是，写安稳太平之文字，求顺世之心态，做一个保全性灵的雅士。“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鲁迅希望知识者对权力表现出斗争的姿态，而非退居到“君子”、“雅士”的名号里，吟诵风月。禁书出版后，民国知识者也鲜有看到其中之血腥的。何况，民国已经不再公开处死革命者，暗处的酷刑，雅士们又如何知道。鲁迅忍着毛骨悚然的痛苦，将他们摘引在文章中，即是希望引起“文明国”中知识者的注意。

2.酷刑与《四库全书》

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威，不仅要禁书，还要修改古书，掩饰同是异族的元、金的残暴。“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俞正燮便是中了这阴险的圈套，认为金、元厚待奴隶，清朝对各类奴隶尽去其籍。俞正燮气愤前朝多酷刑，见清朝之开明政策，便歌颂之。然而不见，清廷的所为，不过是粉饰太平罢了。从《四库全书》中删掉金人酷刑的行为，就可知其本来面目。

靖康之后，宋朝名门均沦为奴隶。男子自己不能做麻衣的，只能终年裸体。冬日里若哭喊，就让其到灶前烧火，可以取暖，但必须到屋外去取柴，冷热相激，再坐下时皮肉便脱落，要不了几天就死掉。这是鲁迅对照宋代刻本和《四库全书》发现是事例。由此，可知俞正燮说金朝善待奴隶实是被清朝统治者所骗。《四库全书》是很多人称颂的盛业，这套书自然也成为权威书籍。俞正燮一方面看不到禁书，另一方面处在“盛业”之下，也只能颂德了。

民国明晃晃的酷刑大行其道，暗地里的杀害也不计其数，然而文坛似乎一片祥和，有倡导多谈风月的杂志，有要提倡雅趣、性灵的论语派。鲁迅担忧俞正燮的颂德会再次发生在民国的文人身上，看不到被禁掉的、被删掉的酷刑。鲁迅的文章在发表时，就被大量删改，以至在发表《病后杂谈》后，有读者来信说，鲁迅是赞成生病的。民国采取清廷同样的手段，通过不改写，让文章面目全非，以新的形态为权力服务，并在社会上造成言论自由的假象。

《四库全书》是爱新觉罗家族颁给知识分子的教科书，没有酷刑，也没有反抗酷刑的志士。权力塑造知识，知识改造知识者，国民性造就在一部《四库全书》之中。酷刑驯服肉体，《四库全书》规训灵魂。中国的统治者从来都懂得刚柔并济。鲁迅对照《四部丛刊续编》和《四库全书》发现，宋臣晁说之的形象迥异。前者中的晁说之是烈烈义胆，怒斥金贼。后者中“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这种萎缩之态，在民国知识者中已见之不鲜了。《四库全书》的监狱形质，是福柯始料未及的。它不需要西方学校严格的时间表，仅仅凭借其高耸入云的书籍厚度、皇家的权威，就可让无数的知识者驼背眼花，连肉体一起被禁锢在书的监狱之中。

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时，就和好朋友许寿裳讨论国民性问题，认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就是诚与爱。怎么唤醒诚与爱呢？高高在上的谴责是无济于事的。鲁迅采取了“连自己也烧在里面”的方式，去血腥的酷刑里，去文化的根源处找缘由，并以知识分子的独立担当精神去肩起黑暗的闸门。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一卷至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05月。

（3）王志亮：《中国监狱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01月。

（4）（日）小河滋次郎口述；熊元翰编；易花萍点校：《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监狱学·点校者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

（5）《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编：《谭嗣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

（6）平慧善：《秋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03月。

（7）王仲修：《从野蛮走向文明——中国死刑执行方式的历史演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2期）。

（8）刘建：《清末至民国时期死刑观念变革浅探》，《法学杂志》，2009（第6期）。

作者简介：唐彩红（1988.07- ），女，汉族，四川南充，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助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