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梅奥和费孝通乡村工业思想的联系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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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梅奥和费孝通乡村工业思想的联系

 林亚男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关于乡村建设的探讨与美国行为科学奠基人梅奥的思想有耦合之处。本文通过对两人思想的梳理和对比,指出:(1)梅奥关于美国工业现代化中工人问题的分析对费孝通反思中国现代化以及乡村工业发展提供了借鉴。(2)梅奥通过霍桑实验得出的"人际关系理论"成为费孝通早期乡村工业思想的基础理论之一。

关键词:费孝通 梅奥 乡村工业

费孝通一生秉承“志在富民”和“从实求知”的信念,提出了中国乡村工业发展、小城镇研究再到区域发展模式等众多主张,给予了中国乡村建设极大启发。笔者在梳理费孝通早期乡村工业思想时发现,美国行为科学奠基人梅奥(Gerorge Elton Mayo)的思想在费孝通的作品中有过呈现,但未被深入阐释。仅在阿古什《费孝通传》以及方慧容《早期费孝通思想探源》中对二人思想渊源有过记录。笔者希望沿着费孝通和梅奥的著作和观点,找到二者思想的交错。

梅奥被认为是美国行为科学奠基人,他先后获得逻辑和哲学硕士学位,后学习医学,并同里弗斯一起进行精神病学的研究,对心理因素极其关注,后在哈佛商学院工业任职期间专事工业问题研究。他在1927年接手了霍桑实验,由此写成了《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1933)和《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两本主要著作,强调了工业中人的关系的重要性。被人忽略是他同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渊源,他先后与费孝通的两任导师——吴文藻与马林诺夫斯基有过思想交流与往来。在1944年费氏受任出访美国做学术交流期间,梅奥及哈佛工业研究所对张之毅的云南三村、史国衡的昆厂等研究很有兴趣并相继安排翻译出版。“费孝通与梅奥在哈佛的交往似乎十分愉快,他形容梅奥‘一脸慈祥,很像是中国人’,‘这种人在芝大是没有的。老年人的智慧是美国学术界所欠缺的一项’。费孝通也知道梅奥与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是好朋友。1945年《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出版后,梅奥曾寄给费孝通一本”[1],后费老将其译成中文。二者正是在这些直接和间接的交往之下发生了思想的碰撞。

两人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上有类似之处,都对工业问题发生了兴趣。梅奥先在《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对工人疲劳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把情感需要和社会问题的关系纳入思考,反思了工厂复杂的组织对于工人的束缚的反作用;后在《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中,他一再强调处理人事的能力的提高要能跟得上在处理技术上的能力的发展,提出在因为技术带来的工业发展而造成的社会解构面前,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使人更为体会到自身的责任及对社会与职业的认同。费氏在 1944年《<昆山劳工>书后》和1946年《人性与机器》的论述中最为明显的体现了他从梅奥处得来的思想,在文章描述的研究内容与霍桑实验一致。在《书后》指出他们企图“从劳工的一方面来检讨后方新兴工业现在所遭遇的问题”[2],这一问题与梅奥所关注的问题接近。费氏等人后就关于乡村工业发展的一系列劳工问题做出研究中所得结论与梅奥的观点十分类似:要用技术和科学为人类造福,而不是人被机器奴役。在《人性与机器》中更是直接说明了面对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去处理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在梅奥的著作中有所回应。费孝通在回应工作效率这一问题时,他认为“我们更进一步认为工厂里工作效率低,工人退伍效率高等阻碍现代工业发展的现象是‘出于农业习惯没有脱尽的原因’”[3]。并指明“这个理论实是偏重个人的看法”[4],用霍桑实验做了案例说明工厂中影响工人效率的因素,提出关注生理、心理、社会层面,重视工人间非正式组织形式,肯定人的合作。费氏强烈认可的因素在梅奥的书中均有讨论。可见,梅奥与费孝通在1943年的相遇促使了费孝通关于乡村工业的进一步思考,对心理因素和人的社会性关注,而不再一味认为工人的低效来源于习惯的束缚和组织的发展不足。

费孝通与梅奥的思想有承接之处,首先是费所探索的乡村工业思想里包含着对于劳工以及工厂组织问题,梅奥的理论与费的问题有相通之处。其次,费从马林诺夫斯基处承袭而来的文化心理研究与梅奥也有相似的地方;梅奥作为马氏的好友,或通过其老师的传递对费老施加了些许影响。费孝通确实从梅奥的思想中汲取了养分,对于合作的思想以及对于劳工和工业化的探索中增添了心理层面的要素,突破费孝通在马林诺夫斯基处习得的“文化论”的局限,而将个人与群体相连。因此,梅奥的思想可以说是费孝通发展早期乡村工业思想的推手。在学习梅奥思想时,费孝通并不局限在梅奥的思想,也从梅奥的著作中汲取到了涂尔干、La Play等人的思想,更为全面的丰富了他自身的研究。同时,这些思想也奠基着他之后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路径。

不同的是,费孝通作为“中国农民的发言人”,他的思想超越了梅奥仅对都市工业发展模式的关注。他指出中国工业的性质:“我们不能说中国没有工业。中国原有工业普遍的和广大的农民发生密切的关系”

[5],传统的工业和农业互相补充维持了家庭的生存,工业帮助农业养活了庞大的人口,人的生活将工业和农业结合在一起的。费在早期已经认识到中国乡村的工业并非如西方那样的大规模生产,是一种小规模的作坊生产,农民的“土性”使得他们扎根在农村的土地之上,故不离土。工业想要在农村的开展也只能在这一文化基础上建立一种相适应的生产模式。但是费孝通并非否认了乡村的社会变迁,《新工业的艺徒》、《机器的疲乏》、《乡土重建》、《小康经济》、《关于“城”“乡”问题》等一众作品的出版,讨论了希望通过乡村工业技术上的变质而使乡村工业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一味主张恢复旧式乡村手工业。他在这些文章中也多次反思了费达生在江村进行的蚕丝改革,提出乡土复原论。在费的观点中国,乡土工业和都市工业是互补而非相对立的,两者应该共同发展。只有在适合中国农民的文化模式中发展处与之契洽的现代工业方式,追求合作,城乡互补,才能促进乡村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改善。

参考文献:

[1]方慧容著. 费孝通早期思想探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2][3][4]费孝通著. 费孝通全集 第3卷[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5]费孝通著. 费孝通全集 第2卷[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