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应对宗教改革之措施及其影响

黄铖

南通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通226019

摘要：查理五世（1520~1556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身处宗教改革的中心德意志地区，经历了德意志宗教改革的滥觞，发展，乃至于天主教会分庭抗礼的全过程，作为德意志人的国王，他对待宗教改革的态度及措施直接影响着宗教改革的进程，这位深受伊拉斯谟人文主义影响，试图追求中世纪普世帝国理想的“上帝之旗手”，从维护帝国利益出发，试图扮演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仲裁者，最终受制于外部敌人和家族矛盾而失败，本文试论查理五世对宗教改革的种种措施，分析其在宗教改革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

关键词：德意志宗教改革；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奥格斯堡合约

宗教改革是16到17世纪欧洲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披着宗教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政治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95条论纲，标志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1536年加尔文出版《基督教原理》，并在日内瓦建立政教合一政权，标志着加尔文宗的兴起。英王亨利八世于1534年，通过《至尊法案》与罗马教会决裂，标志英国国教形成。至16世纪中后期，随着保禄三世的上台，天主教会开展了旨在对抗宗教改革的反宗教改革运动。1555年的奥格斯堡合约确定了帝国境内教随国定原则。而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正式承认了新教的合法与平等地位。查理五世作为西班牙国王，继承了伊比利亚双王“上帝之旗手”的称号，本应与罗马天主教廷具有天然的联盟关系，但他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对新教的处置却时常显得举棋不定，自相矛盾，在对待新教的态度也在宽容与镇压之间来回往复，看似古怪的现象背后是查理五世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外交环境和查理五世理想主义的帝国梦想和现实主义的外交手腕，他试图以武力为后盾，以天主教改革为手段，成为宗教改革之中的仲裁者角色，但随着它的失败和1555年奥格斯堡合约的签订，德意志地区的宗教分裂得以延续，新教诸侯得以存续和发展。

一 查理五世其人，他的宗教思想及其帝国梦想

查理五世是哈布斯堡王朝联姻战略的最高结晶，联姻与继承给予了查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去建立一个泛基督教世界的君主国的机会，他六岁丧父，继承了低地诸邦和弗朗什孔泰，16岁便继承了伊比利亚双王的遗产，19岁被选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随着匈牙利在莫哈奇的覆败，他更是获得了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王冠。对查理而言，这正是上帝垂青他之证明，更是他逐鹿欧陆的坚强后盾，“凯撒不是福音书博士，而是福音书的保护人。”[[1]]伊拉斯谟在他线上的著作中不吝对查理五世的溢美，因为对这位皇帝而言，帝国皇帝作为基督教世界世俗领袖的地位，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基督教世界的宗教与政治的团结也成为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它代表着中世纪皇帝观念在近代的复苏，而他也足可被称为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皇帝。

但在这位上帝之旗手光鲜的外表背后，他所统领的君合国却矛盾重重，他继承的每一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统义务和仇恨，西班牙人认为他是勃艮第人，害怕他会支持尼德兰商人掠夺西班牙的经济，德国人则认为他是西班牙人，诸侯们恐惧与新任皇帝的强大力量会摧毁他们的独立，意大利人更是以发动第二次西西里晚祷相要挟，寻求宽松的自治。[[2]]广阔而分散的领土导致了权力的分散，查理不得不派出自己富有才干而又忠心耿耿的弟妹以及姑母担任各地总督，并通过在他的帝国境内的巡行确保领地的忠诚，领土的分散与广阔也为查理树立了层出不穷的敌人，试图打破帝国封锁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对基督教世界虎视眈眈的奥斯曼帕迪沙苏莱曼，以及年轻好斗的英王亨利八世，乃至美蒂奇家族的教皇与新教诸侯，几乎所有的主要欧洲势力都尽其所能试图阻止这位皇帝实现自己的帝国梦想。

然而，困难并不能阻滞查理追逐帝国理想的脚步，它延续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帝国改革，维持了制度化的帝国议会，作为帝国政府的帝国咨政院和帝国最高法院，试图以法律秩序维系帝国的统一与存续。他亦在勃艮第总理大臣，伊拉斯谟的追随者加蒂纳拉的影响下试图建立跨国的上院和所有领地上统一的司库，他甚至被德国人认为是查士丁尼式的全世界的立法者，追求在领地内推行统一的普世的法律，“可能说只有一个查理皇帝，只有一种普世的法律。”[[3]]这些努力最终大多失败，但查理却最终得以维系哈布斯堡君主国领地的传承，并成为哈布斯堡霸权时代的象征。而查理在帝国事务，特别是对待宗教改革的问题上，鲜明地体现出了他对帝国理想的追求和受外部压力影响，不能专注于帝国事务的特征。

二 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建立前，皇帝追求帝国宗教和平之努力

查理在成为帝国皇帝后首次面对路德和德意志宗教改革问题，始于一场交易，哈布斯堡－瓦卢瓦的意大利争霸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而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已成为从意大利进攻帝国的重要通道，而法国委派总督控制着米兰和热那亚，萨伏伊更是沦为对法国国门洞开的附庸，因此，查理五世与教皇利奥十世合作，教皇出兵与皇帝一同进改米兰，而皇帝则允诺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处置路德。从西吉斯蒙德贸然处死胡司引发捷克胡司战争的教训和查理深受伊拉斯谟影响，对天主教改革充满热忱，对路德的理论也不乏兴趣两点出发，他给予了路德安全通行的许可，并允许路德在4月17日和4月18日两度出席帝国会议为自己辩护，17日发生的一切尚在教廷代表阿莱安德的掌控之中，路德在施压下对是否撤回自己的思想表示了犹豫，但在第二天，路德发表了精彩的演讲，要求教会说服自己的良心以让他撤回自己的观点，尽管路德在会上被宗教和世俗势力宣布不受法律保护，但皇帝没有食言，让路德在20天内自行回家。尽管出自阿莱安德的沃尔姆斯敕令打击了路德教派的影响力，并成为天主教诸侯的重要号召，但路德在沃尔姆斯会议上的出席亦使他结识了许多德国北部诸侯，他们大多改信新教，成为路德教派在德国传播的物质后盾。

查理清楚地认识到威胁帝国统一与稳定的症结正是宗教改革和新教诸侯的联盟，但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受外部压力所迫，查理只能试图把新教联盟的重要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在一个对天主教进行总体改革的框架内解决宗教问题。在接下来的5年间，查理与教皇哈德良六世，英王亨利八世结为同盟，在意大利与法国战端再起，通过对波旁的查理的拉拢和在帕维亚决定性的胜利中擒获弗朗索瓦，使法国濒临崩溃，“查理的胜利打破了欧洲的均势，自马里尼亚诺战役以来的第一军事强国法国被打败了”[[4]]，皇帝本希望以此为契机，开始对新教运动的压制，但皇帝权势的增强使盟友背离，意大利城邦、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和法国组成了科尼亚克同盟，穆斯林与金鸢尾的渎圣同盟也恶化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国际环境。秘鲁的银矿和西班牙的兵源无法皇帝征伐的需要，因此，忙于意大利战争的皇帝需要德意志诸侯，包括新教诸侯财政与军事上的支持。1526年斯派耶尔帝国会议上，罗马教廷代表要求执行沃尔姆斯敕令，而新教诸侯们则要求宗教礼仪方面的改革，此时奥斯曼人响应法国在匈牙利的进军在莫哈赤粉碎了匈牙利－波希米亚王国，奥地利成为抵抗穆斯林军队继续推进的前线，为了应对奥斯曼对基督教欧洲的巨大威胁，斐迪南号召组建一支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帝国军。[[5]]而路德劝新教诸侯按兵不动，在双方代表的妥协下，新教问题被搁置，各邦“同他们的臣民一起生活、治理和维持下去，如同各人希望和相信能对上帝和皇帝陛下负责那样。”[[6]]路德宗取得了在帝国境内继续巩固和发展的良机，新教各邦趁机攫取了邦国教会统治权，而萨克森选帝侯坚毅者约翰和黑森伯爵腓力也在这一时期倒向新教，是1527年新教邦国已能与天主教邦国在德意志境内分庭抗礼。

查理于1527年凭借新教军队洗劫了罗马，通过逐个击破粉碎了科尼亚克同盟，而于1529年再次召开的斯派耶尔帝国会议中查理携对法国大胜之威亲自来到会议，但因为奥斯曼军队发起了第一次维也纳之围，他否决了仍占优势的天主教诸侯和弟弟斐迪南执行沃尔姆斯敕令的要求，以和解的态度试图解决两方的矛盾。1530年转移至奥格斯堡举行的帝国会议可被视为斯派耶尔帝国会议的延续，梅兰希通与此次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奥格斯堡信纲》，而教廷代表则对《信纲》进行了驳斥，查理宣布教廷一方的胜利，并要求新教诸侯归还没收的天主教会土地，并回归公教信仰，与此相对应的，他承诺天主教廷改革，在德意志宗教问题上做出让步。这几乎等于宣告沃尔姆斯敕令的执行，萨克森和黑森为首的新教诸侯和帝国自由市为了自保，组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南部天主教诸侯也以响应皇帝对抗土耳其人号召为由组建联盟，天主教诸侯与新教诸侯正式陷入政治分裂。皇帝为了解决这一事态，一方面进攻被排除在联盟之外的瑞士茨温利派，另一方面在纽伦堡与路德方继续谈判，双方最终同意在一次在德意志召开的宗教会议解决宗教问题之前，双方达成宗教和平，帝国议院停止受理宗教相关诉讼。“上帝向我们致意，该是我们感恩的时候了。”[[7]]新教诸侯也遵守协议，在帝国会议上同意提供四万军队协助皇帝作战，最终在冬天迫使苏莱曼的军队撤退。

三 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建立后，皇帝武力镇压新教诸侯的努力

在合约的庇护下，新教徒们继续在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体系内扩张自己的势力，汉诺威、法兰克福、奥格斯堡等新教诸侯和帝国自由市先后加入同盟，同盟在1534年成功使得被士瓦本同盟倒台的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复位，随着茨温利的死亡，茨温利派也在维滕贝格和解协议中与路德达成一致，“德意志分裂成为两大武装阵营，双方之所以避免了军事冲突，仅仅是因为查理五世此时再次陷入了与土耳其人的战争，率领军队奔赴了维也纳。”[[8]]，在这九年的时间里，查理陷于与渎圣同盟作战的战争泥潭之中，但他并没有放弃寻求宗教和解的努力，教皇反对公会议的召开，认为其会有损教会的权威，而新教则担心教皇参与的公会议会是沃尔姆斯敕令的再演，于是查理亲自主持了新教与公教的谈判。1540年起，双方代表先后在黑格瑙、沃尔姆斯和奥格斯堡进行谈判，双方在教士结婚和圣餐礼上达成共识，但未能就圣餐礼变体说达成协议，出征北非抵御奥斯曼海盗的迫切威胁使得皇帝又一次不得不对新教做出让步。客观来讲，这一时期皇帝保护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督教世界的义务，阻碍了他像其他天主教君主一样加强自己的世俗权力并巩固对教会的控制。面对渎圣同盟的攻击，德意志诸邦国终于下定决心在1544年的施派耶尔帝国会议上联合起来，全力给予皇帝援助，皇帝也不得不继续延长宗教和平。最终皇帝在1546年决定性地击败了法国，几乎攻入巴黎，并在东线与忙于波斯战争的奥斯曼帝国缔结合约，查理终于得以从外部战士抽身，专心解决德意志宗教分裂，致力于天主教改革的教皇保禄三世于1545年召开特伦托会议，宣告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与教会从宗教领域向新教发起攻势，而查理的决心集结全部领地的军事力量，解决桀骜不驯的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查理五世在雷根斯堡召开诸侯大会，以萨克森选帝侯的头衔笼络萨克森公爵萨克森的莫里斯倒戈新教，又发表宣言不干涉未加入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新教领地以分化瓦解新教同盟，皇帝突袭赫穆尔堡行动迟缓的盟军获胜，并俘虏了萨克森选帝侯，随着维滕贝格和黑森伯爵的投降，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名存实亡，德意志终于归他所有，“这不仅仅是个胜利，而且还是个奇迹，因为正好像是为了使他易于实施一项长期构想的计划一样，他周围的一切困难全都已经克服”

[[9]]。教皇预见到皇帝可能采取妥协方式实现帝国境内的宗教统一，将特伦托会议的地点迁至教皇掌控下的波伦亚，由于皇帝与教皇在宗教问题上的决裂，皇帝在奥格斯堡又一次召开帝国会议，在与新教诸侯的妥协中，他承认了教职婚姻，圣餐礼等先前达成的改革天主教的共识，并发还新教地产，以此换来一份倾向于天主教的临时协议。皇帝开始在帝国境内着手恢复天主教的统治，但他的努力来得太晚，已经皈依新教的地区表现出了激烈的反抗。查理坚决镇压再洗礼派起义的“血腥敕令”激起了诸侯对皇权的恐惧，他们选择出卖三个帝国主教区与法国联盟，而查理试图让儿子腓力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努力也让他与弟弟斐迪南的关系降至冰点，最终皇帝的朋友萨克森的莫里斯背叛并在因斯布鲁克袭击了皇帝，而斐迪南和天主教诸侯对此冷眼旁观，逃亡至意大利的查理失去了先前累积的一切威势，“称雄一时的欧洲霸主那天在阿尔卑斯山窝里差一点就给冻死”[[10]]，为了对抗法国与奥斯曼的再次联合，查理不得不在帕纽合约中释放黑森伯爵并向新教方允诺宗教自由，在收复被新教诸侯出卖的梅斯的努力失败之后，这位痛风频发的皇帝心力俱疲，将德意志事务全权交给斐迪南，授权他主持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会议，斐迪南为了新教选帝侯支持他继承帝位，在帝国会议上与新教妥协达成奥格斯堡合约，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这被视为对德意志境内路德宗与天主教力量平衡的认可，也标志着查理维持帝国宗教统一的尝试的最终失败。

查理五世在其一生中矢志不渝地试图推动在天主教范畴内帝国宗教统一与和平，它延续其祖父马克西米利安帝国改革的轨道，维持了制度化的帝国议会和作为帝国政府的帝国咨汉院和帝国最高法院，这也是帝国与新教诸侯谈判妥协的主要平台。查理长期受制于外部势力的干扰，无法采取武力直接解决新教诸侯联盟问题，又在对外战争中有赖于新教诸侯的帮助，因此，长期表现出了对新教妥协与新教和解的宗教立场，并以接受新教部分教条改革天主教为手段试图吸纳新教诸侯重新回到天主教轨道。在外部局势缓和之后，查理以武力为后盾重塑帝国皇帝的权威，以谋求在帝国内重振改良后的天主教，因为诸侯对过于强势的皇帝及其但丁式帝国梦想的恐惧，外部威胁的再起和家族的不睦，查理的努力在众叛亲离中宣告失败，也宣告了普世基督教帝国理想的终结和德意志地区的持续宗教分裂。

参考文献：

[[1]] （英）埃尔顿（Elton G.R.）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2 宗教改革 1520-1559[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01.p391.

[[2]] （英）埃尔顿（Elton G.R.）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2 宗教改革 1520-1559[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01.p430.

[[3]] （英）埃尔顿（Elton G.R.）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2 宗教改革 1520-1559[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01.p401.

[[4]] （英）埃尔顿（Elton G.R.）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2 宗教改革 1520-1559[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01.p446.

[[5]] 宋保军.试析“维也纳危机”对新教改革进程的影响[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8(11):46-49.

[[6]] （德）马克斯·布劳巴赫，瓦尔特·彼得·福克斯，格哈尔德·厄斯特赖希，瓦尔特·施莱辛格，威廉·特罗伊著. 德意志史 第2卷 从宗教改革至专制主义结束 1500-1800 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11.p96.

[[7]] （英）埃尔顿（Elton G.R.）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2 宗教改革 1520-1559[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01.p210.

[[8]] 宋保军. 奥斯曼威胁对新教运动的影响[D].东北师范大学,2006.

[[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吴模信译.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第2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04.p430.

[[10]] （美）威尔·杜兰（Will Durant）著；幼狮文化公司译. 世界文明史 第6卷 宗教改革[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09.p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