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经济压力与人际交往的关系:父母教养方式与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2-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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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经济压力与人际交往的关系:父母教养方式与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杨颖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

摘要:本研究基于压力的应激缓冲模型,探究大学生经济压力与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应对方式和父母教养方式对关系的影响作用。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广东地区随机调查了750名大学生。结果显示:(1)大学生经济压力与其人际交往相关显著;(2)应对方式在大学生经济压力与人际交往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父母教养方式对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起调节作用。结论显示,大学生经济压力越大学生人际交往问题越明显,积极应对方式和降低父母过度保护与父亲拒绝能有效改善经济压力大的贫困大学生人际交往问题。

关键词:经济压力  人际关系  应对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

(本论文系2020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立项课题,课题编号2020WT031;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校级科研项目课题,课题编号GDCP-ZX-2019-018-N1)

一、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据我国2020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统计结果显示,2006 年至 2019 年期间,我国对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人次从1530万增长至4817万,总体增长3倍。其中大学生助学金申请比例占在校生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我国贫困大学生是一个数量较大、不可忽视的群体。已有研究证实经济压力对人的生理(Hagstrg et al., 2018)、心理和行为(Gilbert , Brown &Mistry , 2017)都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国内研究表明,相对比普通大学生,经济压力大的贫困生心理健康水平更低(程刚,张大均,2018)。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精神病性、人际交往敏感、焦虑等(胡莹莹,陈功生,2020),其中人际交往问题是高校大学生最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也是贫困生心理健康水平低的重要表征之一(Hwang K H, Yoo & Cho,2012)。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大学生经济压力与其人际交往之间的关系研究。

大学生人际交往情况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其中应对方式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使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人更易受到众人的喜欢,而习惯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大学生则存在更多的人际交往问题(韩艳萍等,2018)。经济压力水平的差异也会影响大学生应对方式的选择,经济压力大的学生更容易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处理问题(Serido et al., 2014,辛延伟等,2021)。另外,人际关系还跟家庭因素有较大关系,比如家庭氛围、亲子关系、父母教养(左晓阳,2018)。父母采用良好教养方式培养的孩子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人际关系问题发生的几率更低(Masoud, 2014; 张丹丹,张红坡,2017)。而经济压力大的大学生普遍来自贫困家庭,父母教养方式较为简单粗暴,进而使得经济压力的大学生在校时更容易出现自卑、孤独等人际关系问题(鲜于乐娇,2017)。

应激的压力缓冲模型( Stress Buffering Model) 指出,即使面对同样的事件或相同强度的压力,个体会因环境或个人认知因素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反应,而这些应激源与应激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发挥了积极或消极的作用(Lazarus, R. et al)。Gerdes 将保护性变量分为内源性的个人因素和外源性的社会因素(Gerdes H,. et al, 1994)。具体到以往贫困生心理问题的研究中,多是单一保护性变量,要么是外源性的社会、家庭、学校系统,要么是内生性的个人性格、认知、应对方式等因素,但序列性的中介变量,特别是结合外源性-内生性系统的序列模型建构不足。

因此,本研究取大学生人际交往这一突出的心理问题作为因变量,探究经济压力是如何通过外源性父母教养方式与内生性应对方式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问题。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经济压力与大学生人际关系相关显著。

假设2:经济压力与大学生人际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假设3:父母教养方式和应对方式对大学生的经济压力与人际关系间的作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本研究随机选取广州市8所大学中的在校大学生750人,采用问卷研究法收集大学生经济压力、人际交往、父母教养方式与应对方式等变量,共计发放问卷750,回收问卷739份(回收率98.53%),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727份有效数据(有效回收率为97.06%)。其中男生351人(48.29%),女生376人(51.71%),平均年龄19岁(19.14±3.92)。

(二)测量工具

1.经济压力:采用Wadsworth和Compas设计的经济压力量表。该量表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对家庭经济压力进行测量。例如“我难于支付住房和水电等费用”;“我在购买食物方面有所顾虑”;“我在购买衣服方面有所顾虑”;“我限制我的娱乐休闲活动”这四个条目,要求被试报告过去一年中家庭经济压力与项目的符合程度,采用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计算4个项目的总分,分数越高表示经济困难越大。该量表的系数为0.79。

2.人际关系:采用国内学者郑日昌(1999)所编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用来诊断人际关系行为困扰的程度,共有28道题目,每个题目只用"是"与"否"来回答,例如“在社交场合感到紧张”,“自己的烦恼无人可申诉”,其中回答"否"得0分,回答"是"得1分。总分越高代表人际关系状况越差,反之越低则代表人际关系状况越好。该量表的系数为0.84。

3.应对方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共有两个维度,共20个条目,积极应对维度有12 个条目,消极应对维度有8 个条目。条目1—12为积极应对维度;条目13—20为消极应对维度,每个条目都有4个选项,为0、1、2、3 分,得分越高越倾向于采用偏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应对方式。该量表在本研究中有理想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的系数为0.85。

  4.父母教养方式:采用蒋奖等人(2010)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s-EMBU-C共分为42道题目,分为父亲和母亲2个分量表,均从情感温暖、拒绝和过度保护三个维度来进行划分,以4点计分方式进行计分,从“从不”到“总是”。本研究a系数为0.78。

(三)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并对所得数据采用SPSS21.0(含process)进行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分析、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三、研究结果

( 一)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关系

表1 主要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矩阵(N=727)

变量

M

SD

经济压力

2.91

1.05

应对方式

0.63

0.62

人际关系

6.72

5.76

父亲拒绝

1.49

0.52

母亲拒绝

1.48

0.48

父亲情感温暖

2.41

0.62

母亲情感温暖

2.52

0.63

父亲过度保护

1.92

0.42

母亲过度保护

2.01

0.48

注:*表示p<0.1,**表示p<0.01,***表示p<0.001。

表2 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N=727)

变量

经济压力

应对方式

人际关系

父亲拒绝

母亲拒绝

父亲情感温暖

母亲情感温暖

父亲过度保护

母亲过度保护

经济压力

1

-0.73*

0.386**

0.09*

0.02

0.04

0.059

0.047

-0.02

应对方式

1

-0.310**

-0.27**

-0.259**

0.159**

0.196**

-0.166**

-0.206**

人际关系

1

0.28**

.285**

-0.124**

-0.128**

0.246**

0.22**

父亲拒绝

1

0.628**

-0.206**

-0.072

0.551**

0.422**

母亲拒绝

1

-0.025

-0.193**

0.442**

0.523**

父亲情感温暖

1

0.572**

0.165**

0.169**

母亲情感温暖

1

0.159**

0.231**

父亲过度保护

1

0.629**

母亲过度保护

1

注:*表示p<0.1,**表示p<0.01,***表示p<0.001。

由表2结果可知,经济压力、人际关系和应对方式三者之间的两两相关关系同研究二一致。而经济压力除了与父亲拒绝呈显著正相关外,与其他的教养方式都不相关。

应对方式与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度保护、父亲拒绝、母亲拒绝都呈现显著负相关,而与母亲情感温暖和父亲情感温暖呈显著正相关;而人际关系问题与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度保护、父亲拒绝、母亲拒绝都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与母亲情感温暖和父亲情感温暖呈显著负相关。

(二)应对方式在经济压力与人际交往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应对方式在经济压力与人际关系之间的影响作用,根据上文的相关分析结果,以经济压力为自变量(X),人际关系为因变量(Y),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M),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大学生的应对方式在经济压力对人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Y = cX+e1(1)

Y=0.386X

SE=0.037

t=3.735***

M = aX+e2(2)

M=-0.065X

SE=0.033

t=-1.981*

Y = c`X +bM +e3(3)

Y=0.115X

-0.340M

SE=0.035

SE=0.040

t=3.277**

t=-8.562***

注:*p<0.05,**p<0.01,***p<0.001。

由表3的结果可知,X为经济压力,Y为人际关系,M为应对方式。根据中介效用检验流程:第一步:在方程(1)中的系数c=0. 386(t=3.735,p<0.01), c显著,按中介效应立论。第二步:依次检验方程(2)的系数a 和方程(3)的系数b, a=-0.065 (t=1.981,p<0.05),b=-0.340(t=-8.562,p<0.001),a、b都显著,间接效应显著,第三步:检验方程(3)的系数c`, c`=0.115(t=3.277,p<0.01), c`显著,即直接效应显著,说明有部分中介效应。依次检验结果表明,中介变量应对方式在经济压力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5.72%。

(三)父母教养方式的调节作用

为了探讨感知到的父母教养方式在大学生经济压力通过应对方式影响人际关系的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process进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的分析。

模型一:父亲教养方式在大学生经济压力通过应对方式影响人际关系的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依据前人对教养方式的研究,父亲教养方式可以分为父亲拒绝、父亲情感温暖和父亲过度保护三种类型,我们由此建立了三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作为假设模型,并通过配对乘积法以此对其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 可知,为简化模型,我们移除了模型中不显著的路径,其他各路径均显著。由图XX可以看出,父亲拒绝与经济压力的乘积交互项对大学生的应对方式的路径显著(β=0.078,p < 0.01),父亲拒绝与应对方式的乘积交互项对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的路径显著(β=-0.08,p < 0.05),表明了父亲拒绝这种教养方式在经济压力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的过程中起有调节作用。

为了更为清晰地揭示父亲拒绝在经济压力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根据以往研究的常用方法(Preacher, Curran, & Bauer, 2006),用回归方程分别计算父亲拒绝在经济压力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直接作用中的调节作用,及父亲拒绝在应对方式和人际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在低(平均数以下一个标准差)和高父亲拒绝(平均值以上一个标准差)两种条件下,经济压力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趋势如图4 所示。

图4 不同父亲拒绝水平下经济压力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因此,在高父亲拒绝的条件下,经济压力到人际关系的直接效应是显著的(β直接效应=0.107, p < 0.05);在中父亲拒绝条件下,经济压力到人际关系的直接效应也是显著的(β=0.106, p < 0.01);在低父亲拒绝条件下,经济压力到人际关系的直接效应也是显著的(β=0.105, p < 0.05)。另外,在低(平均数以下一个标准差)和高父亲拒绝(平均值以上一个标准差)两种条件下,应对方式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趋势如图5所示:

图5 不同父亲拒绝水平下应对倾向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因此,在低父亲拒绝条件下,应对方式在经济压力和大学生人际关系起中介作用的间接效应量为0.02 (95% CI: 0.00 to 0.05);在中和高的父亲拒绝下,应对方式在经济压力和大学生人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可知,只有在低父亲拒绝下,经济压力才会通过影响应对方式来影响大学生的人际关系。

同时,由图3可知,父亲情感温暖不在大学生的经历压力与人际关系中起任何调节作用,仅父亲过度保护(β=0.087,p < 0.01)仅在大学生的经历压力与人际关系的直接作用中起调节作用。

模型二:母亲教养方式在大学生经济压力通过应对方式影响人际关系的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依据前人对教养方式的研究,母亲教养方式可以分为母亲拒绝,母亲情感温暖和母亲过度保护三种类型,我们依次建立了以下的三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作为假设模型,并通过配对乘积法以此对其检验,结果如图6所示。

由图6可知,为简化模型,我们移除了模型中不显著的路径,其他各路径均显著。由图XX可以看出,母亲拒绝,母亲情感温暖在经济压力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的过程中不起任何调节作用,仅母亲过度保护(β=0.065,p <0.05)在大学生的经历压力与人际关系的直接作用中起调节作用,并且是起增强的作用。

(四)讨论

首先,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经济压力与其人际关系呈现显著正相关,经济压力越大的大学生更容易受到人际关系的困扰,研究假设1成立。这一结果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毕鹤霞,2016;杜磊,2015)。基于研究结果,我们建议在针对经济压力较大的大学生,大学校应该考虑对其开展人际交往类主题的讲座或者干预(马先明, 孙荣山, & 桑运川, 2013),帮助经济压力大的大学生正确看待人际关系,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从而更少受到人际关系的困扰。

其次,进一步的探索分析发现,应对方式在经济压力和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研究假设2成立。具体而言,经济压力会通过应对方式的不同而影响着大学生的人际交往问题,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韩艳萍等,2018)。经济压力较大的大学贫困生相比较于非贫困生在与他人相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出退缩、回避等消极应对方式,较少表现出积极的应对方式,而应对方式的不同也会影响人际交往的情况,常使用消极应对方式的大学生更容易在人际交往中出现问题,受到人际关系的困扰(雷希等, 2018)。

最后,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假设3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父母教养方式(父亲拒绝、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度保护)对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起着调节作用。具体来说,父母教养方式的调节作用表现为,在经济压力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问题的过程中,父亲拒绝、父母亲的过度保护的大学生人际交往问题更加严重。这一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史琼, 2018)。陈奇, 桑悦赟, 王慧, & 杨廷忠. (2018)研究表明,那些在父母采取过度保护子女的教养方式下长大的个体,更容易有不合群的现象,这些人由于缺乏良好的社交能力,从而比较难以融入新集体,交到好朋友,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父亲的拒绝也会让孩子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去处理问题,因此也更容易产生人际交往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大学生经济压力直接影响其人际交往,并且会通过应对方式与父母教养方式,对应应激的压力缓冲模型的内外影响因素,对其人际交往问题产生影响。一方面,较大的经济压力会直接影响大学生的人际交往,经济压力越大人际交往问题越明显。基于这一结果,本研究认为在对贫困生的帮扶中应加强对其心理,特别是人际关系问题的关注,能有效提升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另一方面,经济压力能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其人际交往情况。相同经济压力情况下,如果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其人际交往情况能得到有效改善。这提示我们,学校在对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时可适当加入应对方式的相关培训,引导经济压力大的学生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处理问题,能更好地帮助他们处理人际关系。最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母过度保护与父亲拒绝对应对方式在经济压力和人际交往的中介效应中起调节作用,这意味着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也起着重要作用。在贫困人员帮扶中,政府与学校可建立家校联系,加强对贫困生父母养育方式的科普与教育,鼓励贫困家庭多给予孩子鼓励与自由空间,减少过度保护,能有效缓解贫困大学生人际交往问题,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当然,由于研究过程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被试取样方面,由于个人的资源有限,被试取样的样本量不足,覆盖面不广,使得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得到一定限制。其次,由于时间的限制,本次研究仅为横断研究,未能对大学生进行追踪研究,不能有效的观测各个变量在个体在整个大学阶段的差异及变化。最后,本次研究仅使用问卷测量法,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加入适当的干预方法或者实验法,为经济压力大的大学生减少人际困扰提供更实用的可操作性建议。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大学生经济压力、应对方式、父母教养方式及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具体结果如下:

1.大学生的经济压力与人际关系呈显著正相关,经济压力越大的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越差,越容易受到人际关系的困扰。

2.应对方式在其经济压力和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

3.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应对方式对大学生的经济压力与人际关系的中介效应中起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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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颖(1992-),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海事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