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先锋和闯将：万里与“大包干”

 改革先锋和闯将：万里与“大包干”

杜桂剑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部 安徽省合肥市 230001

摘要：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由其全面主持安徽工作。万里为“大包干”的诞生、发展、中途避免夭折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制定并推行“省委六条”、“借地渡荒”政策，为“大包干”的诞生起到了推动作用；“大包干”出台不久即受到严厉批评，万里顶住压力，用自己的言行支持了“大包干”，从而避免了其夭折；万里调离安徽后，多次高度评价“大包干”的历史作用。同时，“大包干”一定程度上也成就了万里作为农村改革先锋和闯将的光辉形象。

关键词：万里 ；大包干 ；改革先锋；闯将

一、引言

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由其全面主持安徽工作。万里到任后，积极推进农村农业体制改革。万里和“大包干”之间的关系，已有的叙述主要是在万里传记、万里与安徽农村体制改革专题论著中有所涉及[1]。在少数几篇探讨万里和“大包干”关系的文章中，是当事人依据自己笔记、经历，记录一些片段[2]，且对“大包干”成就万里作为改革先锋和闯将的方面多未提及。这似不能很好地展现万里和“大包干”之间的关系。本文拟以万里文集、讲话、当事人的回忆等相关材料为基础，力图在还原历史场景的基础上，厘清万里和“大包干”之间的关系。

二、万里与安徽农村农业政策的松动

1977年6月万里到任后，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农村调查。11月15日，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万里强调，“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在这次会议上，万里认为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一是“靠干部”、二是“靠政策”[3]。11月15日，省委通过了《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省委六条”确立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就和“大包干”的关系来说，最重要的规定是，“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作业到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4]。

为宣传和贯彻“省委六条”，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做了不少工作。一是在重要媒体上宣传解释“省委六条”。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一文。文章认为，“省委六条”是安徽省委主要领导“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经过自下而上、由上而下地多次酝酿、调查研究，经过十几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才诞生的。“省委六条”是“省委带动各级党组织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的产物”[5]。2月5日，万里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再次强调了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认为这是“省委六条”中“最重要、最受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欢迎的一条”[6]。并指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政策，搞得好，就能激励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主动精神”[7]。二是召开各级干部会议，积极落实“省委六条”。 2月15日,万里在安徽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不要搞形式主义，他反问：“农村不以生产力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8] 。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大旱灾。全省“雨水比正常年景少八百毫米，梅雨季节没有雨”[9]，结果是 “早稻收了一些，秋季作物颗粒无收。秋季的晚稻、玉米、大豆等都因没水干枯了”[10]。全省6000多万亩农田、400多万人口受灾。面对严重的灾情，安徽省委全力领导抗旱救灾，“抗旱工作，从7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底”[11]。5月，万里在嘉山、定远县调研抗旱情况，在同农村基层干部谈话时，万里说，“要实事求是，因地因时制宜，特殊情况特殊处理”[12]。

面对严重的旱情，9月8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出台了“借地渡荒”政策，主要措施有：一是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不计算在征购中；二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少量给社员私人种麦种菜；三是社员利用 “四旁”[13] 零星荒地所种小麦、 蚕豆、 蔬菜， 谁种谁有谁收，国家不征粮，不分统购任务[14]。据王光宇回忆，“借地渡荒”的政策效果很好，不仅使得社员的抗灾情绪高涨、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而且为在农村广泛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提供了契机和良好条件”[15]。

“省委六条”、“借地渡荒”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然在政策层面并不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在贯彻执行“省委六条”和“借地渡荒”政策过程中,据王光宇回忆，“全省许多农村闻风而动,或公开、或暗地、或自发、或有组织地搞起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6]。那么，万里为首的省委对待突破“省委六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关系到农村改革的前景。

1978年9月初,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自救等工作，会议中发现了三个典型。第一个典型是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1978年春他们把生产队分成两个组,每组10户,实行“三包一奖”

[17]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结果是，别的生产队普遍减产的情况下,魏郢生产队的粮食产量由上年4万多公斤增加到6万多公斤,油料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收人增长30%。第二个典型是天长县新街公社。1978年春,公社把棉花包产到户,超产奖励,减产赔偿。大其结果是，新街公社棉花亩产较上年增产近九成。第三个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广大公社把全年粮、油、棉和猪、禽、蛋等生产指标,分解成一百分,对基层干部实行责任制,年终时按实绩进行奖罚,大旱之年生产全面增产[18]。从后来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来看，第一个典型实际上是包产到组，第二个典型实际上是特殊农作物的包产到户，第三个典型是对基层干部物质激励。

10月,滁县地委把上述3个典型做了汇报。万里看到汇报材料后，要求把三个典型作详细调查并向省委报告。在10月11日的省委常委会上，万里肯定了滁县地区在农业生产中的这种三种做法，并强调“可以大胆试行”。万里还指出，不同作物“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19]。在万里的支持下,滁县地委以文件形式将几个典型调查报告印发全地区,要求各县试点时，最好把三种办法“结合起来，一并实验”[20]。文件下达后,滁州各县要求扩大试点范围。万里批准的在滁县地区推行的包产到组试点在全区迅速推开。到1979年3月，滁县地区“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已超过半数，占生产队总数的68.3％”[21]。

三、万里的态度避免了“大包干”的夭折

滁县地区的凤阳县，在落实包产到组的试点过程中，搞起了“大包干”[22]。1979年2月20日[23]凤阳县委工作会议上，很多人认为，凤阳县马湖公社包产到组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太繁琐，定工要搞80项，极不方便。有人建议，“把一个生产队分成若干组，各项任务落实到组，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来个‘大包干’”[24]。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在总结发言中说，“大包干办法可以用”[25]。在县委的认可下，3月底,凤阳全县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已“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2.8%”[26]。

但是，“大包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3月上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出现了对包产到组的不同声音。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允许把劳力、农具、土地、牲畜‘四固定’，常年到组。有的认为不能固定到组，认为那就是分队，是‘三级所有’变成‘四级所有’”[27]，很明显，这种看法是反对“大包干”的。更大压力是，在会议期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读者来信。来信认为，“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是不得人心的”，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休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人民日报》编者按认为，“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在政策上有问题,要“坚决纠正错误做法”[28]。

鉴于《人民日报》的权威性，万里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万里顶住压力，坚定地支持“大包干”，从而避免了其夭折。一方面，万里到“大包干”发展较快的滁县地区考察、讲话，稳住人心，另一方面，万里注重舆论上的引导。3月16日，万里来到滁县地区，先后到全椒、滁县、来安、天长、嘉山、定远等县调研。针对全椒县委领导担心《人民日报》的态度。万里说，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它还强调，“绝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万里还要求，“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政策可不要变来变去农民就怕政策多变,看准了就定下来,就干”，群众“对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办法都是拥护的”[29]。万里还指示安徽省委书记王光宇、周曰礼等人针对“张浩来信”内容,写文章予以回应[30]，3月20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读者来信。来信认为，包产到组“不会构成一级核算，也不会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它既没有改变所有制的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31]。《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承认发表张浩来信和编者按语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32]。

万里除了直接指挥处理“张浩来信”外，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都肯定“大包干”，从而坚定了干部群众的信心。5月25日，在安徽省委扩大会议上，万里认为农村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起来了，农村搞活了，“政策上再也不能失信于民了”[33]。6月5日,万里来到定远、风阳考察。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汇报了实行“大包干”的相关情况，万里予以肯定并认为“大包干”，“可以让他干三五年。只要社员积极生产，都富就行了”。针对有人担心包产到组是四级核算，万里说，“我认为包产到组实际是四级核算”，并反问，“多一级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只要能增产，五级核算也可以。每家核算才好呢！”。 针对有干部担心怕搞“大包干”犯错误，万里说，“错不了，错了我负责”

[34]。针对有群众担心“大包干”政策会变，万里说，“现在我们说话要算数，不然群众还是不相信我们”[35]。万里的讲话，坚定了干部群众的信心。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后来回忆，“万里同意了,我等于把此事捅到了天。领导的指示使我们在仿徨中更加坚定了改革的信心和决心”[36]。12月1日，在中共安徽军区第六次代表会议上，万里肯定了凤阳“大包干”的成就，他说，凤阳“去冬以来，大部分社队实行了大包干式的联系产量责任制，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大幅度上升，大灾之后反而没有什么外流，而且开始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37]。12月25日，在安徽省人代会上，万里肯定了“大包干”作为一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作用。他说，“从一年多来的实践看，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大大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38]。

1980年1月1日至11日,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万里在总结发言中再次肯定了“大包干”。他说：“凤阳县采取把对“大包干”有看法的人带到现场去参观,让他们实地感受,消除他们的顾虑,效果不错。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可以并存,不要一刀切。”[39]在万里的支持下，这次会议给“大包干”落了“户口”。会上，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作了《顺应民心，积极引导》的发言，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40]。1月11日，万里在会议总结讲话时把“大包干”比作孩子出生。他说，“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并指出，大包干“根本不是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41]。

调离后的万里，在不同场合肯定了“大包干”。1982年1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万里说大包干“利益最直接，责任最明确，方法最简便，群众最欢迎”[42]。1997年10月，万里回忆说，“凤阳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搞的是大包干，开始是包干到组。包产到组与大包干到组都是包产到组,但包干到组更简单些,更彻底些”[43]。

四、“大包干”成就了万里改革先锋和闯将的光辉形象

万里在“大包干”政策诞生、发展、避免夭折中的贡献，得到了历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认可、高度评价，成就了他作为改革先锋和闯将的光辉形象。早在1978年春，邓小平出访路过四川成都时，对当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在农业政策方面你们的思想要解放一些，万里在安徽搞了个“六条”，你们可以参考”[44] 。1979年6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休息时，万里征求陈云关于安徽农村责任制改革的看法，陈云表示“双手赞成”[45]。1980 年 2 月，万里奉调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这是对万里在安徽农村改革的肯定。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安徽的“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46]。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及改革，他说，“中国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47]。1982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见安徽省委常委时，充分肯定了万里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贡献。他说，“万里同志是走在前头的，安徽的同志是走在前头的，这是公道的”，“万里同志、安徽一批同志走在前头，这对于打开农业局面是有贡献的”[48]。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安徽考察发表讲话时，肯定“安徽是大包干的发源地”，并说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进而推动了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49]。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在安徽省小岗村考察时说，“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不仅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而且为全国农村改革探索了路子”[50]。2015年7月15日，万里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在讣告中评价万里在安徽，“积极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盛赞万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51]。2016年12月，在纪念万里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评价万里在安徽工作期间，“勇当改革先锋和闯将，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重大贡献”[52]。

五、结语

“大包干”诞生、发展、中途避免夭折，虽然离不开“文化大革命”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农村政策松动的大环境。但是，万里发挥了重大作用。在重要的历史关口，万里推动“省委六条”、“借地渡荒”等政策的出台和实践，使得安徽农村政策松动。当滁县地区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出现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时，万里并没有把其“消灭”，而是支持并批准在滁县地区搞包产到组，这为“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出台作了铺垫。“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对原有农业体制的突破，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引起了中央、地方层面的批评，甚至面临夭折。在这种情况下万里直接到“大包干”、包产到组发展较快的滁县地区考察，发表谈话予以肯定，在各种会议上也表明支持态度，并且重视宣传舆论的引导，从而避免了“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夭折。调离安徽后，万里多次肯定了“大包干”的历史作用。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万里成就了“大包干”，没有万里的艰苦工作，就不会有后来的“大包干”。

在另一方面，“大包干”也成就了万里作为改革先锋和闯将的光辉形象。万里在安徽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历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评价。1980年万里的上调中央，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总理，到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职务，再到万里逝世后中共中央对其在农村改革中作用的高度评价，这些都无疑与万里对“大包干”的重大贡献紧密关联的。

（感谢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鹏老师对本文提出的重要修改意见）

本文是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般项目“政策、执行与效果：1950年代皖北区土地改革研究”（项目批准号：AHSKY2018D02）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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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广友、丁龙嘉：《万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陈廷一；《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安徽农村改革实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等。

[2]代表性的有，吴象：《万里与大包干》，《农村工作通讯》2002年第4期；陈怀仁：《万里与凤阳大包干》，《邓小平研究》2018年第3期等。

[3]《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1977年11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1页。

[4]《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1978年2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6页。

[5]田文喜、姚力：《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人民日报》1978年2月3日。

[6]《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1978年2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4页。

[7]《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1978年2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6页。

[8]《农村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1978年2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8页。

[9]《要采取特殊政策战争灾害》（1978年9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14页。

[10]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往事回顾：王光宇口述》，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9页。

[11]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往事回顾：王光宇口述》，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9页。

[12]《首先要解决群众吃饱饭的问题》（1978年5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13]“四旁”是指村旁、宅旁、路旁、水旁。参阅：《要采取特殊政策战争灾害》（1978年9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1996年版，第17页，注释2。

[14]周曰礼：《中共安徽省委“六条”出台前后》，《江淮文史》2008年第6期；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往事回顾：王光宇口述》，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0页到211页；吴象：《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百年潮》1998年第3期。

[15]王光宇：《我所经历的安徽农村改革—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6]王光宇：《我所经历的安徽农村改革—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7]“ 三包一奖”是当时的一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指包干、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励。参阅：滁县地位、来安县委调查组：《一个大胆的尝试：魏郢生产队“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以产记工，统一分配”办法的调查》（1978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安徽省农业生产责任制资料选编》（内部材料），1983年，第148页；

[18]参阅：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王郁昭：《中国改革从农村突破:包产到户及其引申》，《改革》2008年第8期；《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可以大胆试行》（1978年10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19页，注释4。

[19]《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可以大胆试行》（1978年10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20]《滁地发（1978）96号文》，转引自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21]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

[22]包产到组不同于大包干，主要是分配核算上，包产到组是生产队根据产量，记工分来核算分配，大包干则是上交国家、留够集体，剩下的由小组成员在组里核算分配。参阅：杜桂剑：《“大包干”概念之考辨》，《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年第3期。

[23]据此，有人认为这一天是“大包干”生日。参阅：陈新兴编：《土地之子——陈庭元纪念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

[24]吴庭美：《凤阳的大包干》，凤阳县地方志办公室：《凤阳古今》，凤阳县印刷厂承印，1985年，第34页。

[25]陈庭元：《在县委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2月20日），陈新兴编：《土地之子——陈庭元纪念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

[26]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185页；。

[27]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4到105页。

[28]《“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人民日报》，1979年3月15日。

[29]《让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1979年4月17日—19日），《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125页。

[30]王光宇：《我所经历的安徽农村改革—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31]《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人民日报》，1979年3月20日。

[32]《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1979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安徽省农业生产责任制资料选编》（内部材料），1983年，第35页。

[33]《政策上再也不能失信于民》（1979年5月25日），《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127页。

[34]《尊重群众意愿，允许搞大包干》（1979年6月5日），《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页。

[35]《尊重群众意愿，允许搞大包干》（1979年6月5日），《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2页。

[36]沈正赋：《十八个红手印点燃农村改革之火—访原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经济世界》1998年第10期。

[37]《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1979年12月1日），《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3到134页。

[38]《在安徽省人代会上关于农业问题的讲话》（1979年12月25日），《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0页。

[39]《要敢于改革农业——万里同志在全省农业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0年1月11日），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安徽省农业生产责任制资料选编》（内部材料），1983年，第15页；王光宇：《我所经历的安徽农村改革—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40]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203页；

[41]《在实践中探索农业发展的新路子》（1980年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81到82页。

[42]《进一步发展已经开创的农村新局面》（1982年11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176页。

[43]张广友、韩钢记录整理：《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

[44]周曰礼：《回顾安徽的农村改革》，于晨主编：《亲历中国共产党的90年》，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2页。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

[46]《关于农村政策问题》（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5页。

[47] 这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万里的评价，但在《邓小平选集》（三）中并没有收入。习近平：《在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12月5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张广友、丁龙：《万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

[48]王郁昭：《胡耀邦的五个工作日》，《百年潮》2013年第5期。

[49]《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7到208页。

[50]《同小岗村村民的谈话》（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5页。

[51]《万里同志逝世讣告》（2015年7月1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715/c1001-27310528.html（人民网）。

[52]习近平：《在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12月5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