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纽约兄弟》中盲人记忆

论《纽约兄弟》中盲人记忆

唐微

摘要：本文从听觉叙事的角度阐发多克托罗小说《纽约兄弟》中以盲人记忆来感知历史的独到之处。主人公的失明赋予其敏锐的听觉、触觉和嗅觉能力，其盲人的感知呈现出不同时代的音景转变，传达出历史变迁过程中人类纯真的失落以及20世纪历史中加速的动荡。

关键词：听觉叙事；记忆；历史；《纽约兄弟》；多克托罗

多克托罗2009年的小说《纽约兄弟》以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20世纪上半叶生活于纽约上东区的科里尔兄弟为原型，以盲人的视角复现了20世纪美国的历史变迁和普通人的生活遭际。小说涉及的历史以回忆录的形式呈现，年少失明的主人公霍默·科里尔同时也是故事的叙述者和历史的记录者。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指出，记忆“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按照自己的规则作用的能量”（阿斯曼，22），它具有生产历史的潜能。霍默一边回忆，一边记录，使得《纽约兄弟》成为一本记忆的存储之书，他所体验过的生活都包含于其中，其新颖之处便是以盲人的感知来切入历史。

小说开头“我是霍默，眼盲的弟弟”（多克托罗，1）给人一种突兀的惊异之感，揭示了一种奇异的不可靠性，因为叙述者要描述的事物都是他看不见的。在少年时期，霍默依靠视觉来观察事件，失明后他对世界的观察少了一个直观的维度，只能借由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经验来达成对世界的视觉重现。他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有别于正常人，但又比正常人更为敏感、生动而复杂。“盲人们一直拥有一个顽固的认识，他们把有眼睛的地方习惯性地叫做‘主流社会’”（毕飞宇，104）。盲人生理上的特殊造就了其身份的特殊，失明使霍默自愿成为一个边缘化的历史旁观者。

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意味着“眼见”的事物是板上钉钉的，而“耳听”的事物则因为难以找到源头进行验证，其真实性便大打折扣。在小说中，“耳朵”扭转了局势，“耳听”也能“为实”。说《纽约兄弟》采取了盲人“视角”其实并不确切，因为盲人恰好无法“观察”，只能“聆察”[1]。 “阿莱达·阿斯曼指出，“近代的主体从本质上来说是观察者”，“观察”意味着必须调动视觉，但视觉“会把他周围的世界以及自己都客体化……暗含着距离和去身体化”（阿斯曼，100-101）。霍默的失明表面上拉开了他与世界的距离，但其他感官空前发达，反而使得他与世界的距离更为贴近，他必须调用听觉、味觉、触觉全身心融入到生活中去。如果通过视觉从外部来观察种种社会事件，这样它们便属于“关于事物的外在的历史”；如果取消视觉的外部观察，以听觉等其他感官把同样的事件作为个人生活的一幕幕来感知，从内部来进行推测与理解，那么就建立起一种“人格化的”、“包含自我的内在的历史”。“在外在的历史中，我们处理的是客体；在内在的历史中，我们关心的则是主体”(Niebuhr, 47)。霍默能“通过街上不断变化的声音和气味测知时代”（21），他把历史具体化为可以触摸、聆听、品咂的人和事物，挖掘出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历史的角度。

他用盲人特有的敏感记录了纽约的变化，展现出一种身体化的个人记忆：“过去四轮马车和马车车队发出嘶嘶的、吱吱的、或者是哼哼的声音，马拉板车咔嗒咔嗒地驶过，运啤酒的货车由一整队人马拉着雷鸣般地经过，而所有这一切音乐背后的节奏是马蹄的得得声。然后摩托车的突突声加了进来，空气中渐渐少了那种动物皮毛的有机味道，大热天里也不再有马粪的臭味飘得满街都是，同样也听不到马路清洁工用宽铲子铲起马粪时那唰的声音了，到最后，也就是我现在写下这些的时候，一切都是机械的了，那些噪声，汽车从你两边飞速驶过，喇叭的嘟嘟声，还有警察吹哨子的声音”（21-22）。街景最能反映一个城市的时代变迁，霍默的描述形象化地呈现出农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里不同的主音律。在机械化尚未普及、汽车尚未普及的十九世纪晚期，马的嘶叫声和马车的咔嗒声，无疑是那段历史的定调音。那时人们依赖土地，人与自然合而一体，人类需要借助畜力作为耕种和运输工具，动物与人声相嘈杂，充满着鲜活之气，是那个时代主音律的一部分。20世纪开始时，工业化和机械化早已粉墨登场，美国也成为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约四分之一的巨大经济实体。机器逐渐取代了人和牲畜成为生产和运输主力，聒噪杂乱的汽笛声和马达声变成了新时代的定调音，汽车尾气尖锐刺鼻的气味代替了马粪的臭味。声音和气味的改变暗示着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人与自然越来越疏离——“当我们的国家上空冒出越来越多的工厂，煤矿里轰隆隆地运出越来越多的煤，越来越多的机车轰鸣着在深夜里驶过，越来越多的收割机划过稻田，越来越多的黑色汽车充斥街头，摁着喇叭横冲直撞时，美国人们越发崇尚大自然”（6-7）。自然不再与人共生和亲近，而沦为了人类费尽心机要攫取的资源，雄心勃勃要攻克的对象。科里尔的家与著名的中央公园有着一街之隔，霍默年少时坐在家中便能听到公园里的人们的笑闹声、冬天冰鞋划过冰面的咔嚓声，而这些声音在工业化时代来临之后被马路上水泄不通的汽笛声和叫骂声席卷吞没。随着城市的生产和居住空间日益往高处生长，中央公园在日渐繁华的都市生活的包围之下显得“失声”了：

“这里似乎是一座沉没的公园，在一个上升的城市里慢慢沉没的自然天主教堂”（214）。

霍默回忆起他视力尚存之时的一幕场景：“我嚼着草药的小叶子，这明媚眼光下盛放的生动色彩，湿润的绿叶气味和潮湿泥土的味道让我沉浸在幸福的微醺中。当然，和我的视力一样，这个农场早就消失了，现在那地方成了兵工厂”（34）。在极富感官意象的一幕后有着一个戛然而冷漠的收尾，传达出一种工业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被生硬而粗暴地割裂的感觉。兵工厂不仅象征着毁灭性的机械文明，还暗指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酝酿。在十九世纪晚期工业噪音较少，霍默能清楚地分辨不同的声音。步入20世纪后，汽车的发明、各种工厂拔地而起，隆隆的汽笛声和机器声、城市中的喧闹声盖过了自然的声音，声音的膨胀和拥挤让霍默难以分辨，也预示着一个动荡与混乱的世纪的来临。正是这样，历史的流动在栩栩如生的感觉空间中得到呈现，历史的流动是有声音的，声音的景象构成了历史。霍默对历史充满感性和智性的聆听，使得一系列声音事件的联结构成了“声景”，历史的流动巧妙地被“声景”的更迭展现了。通过鉴别不同时代的“声景”，霍默“听诊”出历史变迁中过往纯真的失落，以及隐藏在声音之后的世界的冲突和连续。

有趣的是，霍默的名字与古希腊盲眼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荷马完全一样（Homer），读者不难窥见其中的喻指。失明与洞见似乎向来构成一种隐喻性的联结，多克托罗用富有艺术家气息的盲人霍默来暗比欧洲四大史诗诗人之一的荷马，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增强了他对20世纪美国历史体察的可信度。以盲人视角写出历史之盲和人类之盲，多克托罗使霍默与主流社会、与其时代保持着冷静的疏离，同时也让他更为依赖记忆去清醒地“看见了”时代。

参考文献：

Niebuhr, H. Richard. The Meaning of Revel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0.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毕飞宇：《推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多克托罗：《纽约兄弟》，徐振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傅修延：《论聆察》，《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第26-34页。

[1] “聆察”（auscultation）是我国学者傅修延针对“观察”（focalization）提出的一个平行概念。他指出，“读图时代”的一大弊端便是“以目代耳”，听觉在日常生活和文学鉴赏中时常缺位，因而我们应当从听觉角度重新开启对文学作品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