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民族团结政策的哲学基础及实践

 民族地区民族团结政策的哲学基础及实践

王剑武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云南蒙自，661199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意识归根结底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反映，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民族团结政策的哲学基础首先是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断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是中华民族传统哲学的主体思想，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通过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云南的具体实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关键字：民族团结政策    哲学基础     云南红河       实践

引言

近几年来，国家对民族团结给予了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如何从学理上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分析民族团结的哲学基础，从而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2015年1月和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来到云南，对云南提出了“一个跨越”“三个定位”的要求，为处在发展关键时期的云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新时代云南发展进一步打开了视野、指明了路径。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云南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结合云南的实际情况，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具体事例，简要回顾总结红河州在民族团结方面取得的成就，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实践提出若干建议和对策。

一、民族团结政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不是从来就有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1】同样，意识也不是先验产生的，它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存在的一种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在这个根本的前提下同时要注意，意识并不是对存在、对生活的简单直观反映，它与不同的主体对象有密切的关系，“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3】而且，意识具有自身的独特属性。“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4】。因此，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既要从中国的历史、现实中去认识，也要从中国自身的传统和现代意识中去认识。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断相互作用下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鲜明指出：“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5】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交往形式，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生产关系。结合中国的历史不难看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关系随之调整而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在他的著作《中国通史纲要》中，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详实的描述。白寿彝先生指出：三千六百年前的商，是第一个可考的朝代。商以及后面的周，开始在今天河南安阳和陕西西安形成中心地区，由于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农业发展起来。生活在其中的人民交往日益频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逐渐代替了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农民的个体劳动代替了奴隶在农业中的集体劳动，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第一个统一的皇朝为标志，封建制在全国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开始了。从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历史描述中不难看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一直到公元1840年前后，中国的历史发展尽管有一些具体的变化和不同，但总的说来，从政治上看，中央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地方各级的权力越来越受到限制。从经济上看，历代王朝为巩固自身统治，不断通过国家赋税、劳役、徭役等政策来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国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从民族融合来看，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甚至每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组合、分化和融合的过程，总是不断地接受兄弟民族的成员，也不断地有自己的成员参加到兄弟民族里去。进入近代，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制度和生产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刻，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激励全体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外来入侵和封建统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自觉地成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称号。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形成，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为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要求，中国的各个朝代不断调整各种统治政策，优化分工，促进民族交往和融合，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不断融合、走向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发展规律，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具体体现。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哲学的主体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决定的。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又是许多思想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动完成的，它在中华民族传统哲学中处于主体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先贤就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虽然孔子有“华夷”的区别，认为中原地区的中国人比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要先进，但先进地区的中国人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因为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兄弟般的关系。到了秦汉，秦始皇在政治上统一六国，实现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为汉代在思想上提出大一统观念奠定基础。汉代的董仲舒直接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官方的主要指导思想。此时的著名历史学者司马迁，从具体历史记载的角度，记载了许多少数民族人物的事迹，通过这些少数民族的事迹，直接倡导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其后两千多年，尽管王朝变更，也出现过短暂的民族内部战争和国家分裂的情况，但从总体上看，国家的统一是主流，提倡中华民族大一统是主体思想。近代以来，由于救亡图存变成了国家的主题，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加自觉地思考这个问题，当他们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结合着时代的需要，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自觉地凸现出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是其中的代表。顾颉刚先生早年以“疑古”的学术态度，认为中国人经常讲的中国人都是黄帝子孙这样的观点，虽然有凝聚中国人心的作用，但并没有史料佐证，所以不应该提倡一个始祖这样缺乏学术论证的说法。但是，后来在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下，更重要的是经过实地考察中国民族地区和文献资料，顾颉刚先生发现了中华民族在实际上的统一性和不可分性，所以，他鲜明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后来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此基础上，经过严格考察和论证，更进一步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得到了学术界、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认可。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断，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依据，对我国社会现实深入总结得出的结论。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特别是生产力方面已基本摆脱了落后状况，我国的社会生产水平包括总量、速度等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和飞跃，社会生产能力在一些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是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突出，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区域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明显，并且有扩大的趋势。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东部地区的发展与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程度都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性。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在全面小康道路上，一个兄弟民族都不能少的意识，让全体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红河实践

从云南的具体实际情况看，云南有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2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人口在6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25个，其中15个少数民族为云南特有，有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70%以上，全省总人口1/3以上是少数民族，国境线长达4200公里，与3个国家毗邻，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特有少数民族、跨国境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民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研究好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其中，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历史悠久，素有“滇南商埠”、“滇南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是七彩云南的缩影，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红河的具体实践，就非常能够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云南的生动实践。

（一）云南红河各族人民对民族团结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早在1951年，云南红河地区的各族各界代表就签订了《团结爱国公约》，表明了维护边疆民族团结、永远跟党走的坚定决心。建州六十多年来，全州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乡下，始终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永恒的工作主题，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让“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相互之间也离不开”的观念深入人心，全州各民族紧密团结、守望相助，呈现出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宗教和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2019年12月9日，国家民委将红河州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红河各族人民为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作出了贡献，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此基础上，2020年，红河州各族各界再一次庄严地签订了《新时代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爱国公约》，继续在新时代在各民族之间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1年5月27日至28日，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在红河召开现场办公会，提出红河州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以发展促团结，以团结促发展，持续提高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巩固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发展良好局面，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这些举措，无疑将进一步铸牢红河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加强生产力发展是铸牢云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前提和基础。在国家的帮助下，在各族人民自身的艰苦奋斗下，云南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到2020年年底，云南已经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与全国人民一起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但从横向比较来看，云南的经济社会与许多经社会发达地区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只有保持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从根本上赢得人民的信任。因此，要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要的任务依然还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全面提高云南的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距离。

（三）、优化社会分工是铸牢云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法和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力对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作用，而社会的分工是生产力水平的最明显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体现出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在同一种所有制形式下，分工又会进一步发展。从云南的实际情况看，在前十余年，青壮年劳力基本上外出务工，部分村庄甚至出现了空心化的情况。近几年来，在国家的指导帮助下，民族地区的务工情况逐步呈现多元化。有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劳动力在政府的帮助下，返乡创业，在家门口务工，不仅解决了背井离乡带来的留守儿童、老人等问题，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帮助当地群众共同致富。这种情况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另外有些情况则是，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依旧会选择外出务工，但是情况有所变化，即不是一年到头外出务工，而是在一年中选择若干个月外出务工，其余时间则返回家乡务农务工。在家务农的农民也在政府的指导下，在扶贫干部的直接帮助下，根据自身情况不断优化生产结构，提高收入水平。结合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使各民族劳动力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使分工尽可能合理化，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进而体现出他们的人生价值。这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就很容易得到各族人民内心的充分认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奂平清.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民族史编撰为中心[J].史学集刊,2021,No.194(03):85-95.

[5]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志编纂委员会：《红河州志第一卷》[M]，三联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作者简介：王剑武，1975年7月生，男，哈尼族，云南绿春人，云南红河卫生职业学院副教授。

红河州第六批社科规划课题结题性论文，编号：2021ZC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