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性脐膨出的诊治进展

先天性脐膨出的诊治进展

曾甜 ,李新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广西南宁  530003

【提要】先天性脐膨出是一种腹壁缺损，出生后即要处理，死亡率较高。本文从脐膨出的诊断，治疗，预后及长期生活质量三个方面对国内外最新观点进行了综述，并为目前脐膨出的诊治提出了建议，在产前诊断、治疗、预后方面给医护人员和患儿家属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和参考。

【关键词】先天性脐膨出；诊断；治疗；预后；综述

【中图分类号】R65

【文献标识码】A

先天性脐膨出是一种腹壁缺损，出生患病率约为2.6/10000[1],如果考虑死产和终止妊娠的，其患病率更高。相关异常和遗传疾病的高发生率常常导致妊娠终止,染色体异常约10-30%[2]，其他合并畸形心脏和胃肠道异常是最常见的。它的结构特征是脐部膨出物表面被三部分膜覆盖：外为羊膜，内为腹膜，中间为间质或沃顿氏胶[3]。根本原因是胚胎发育期腹壁折叠缺陷，正常情况下，在妊娠4-10周，腹壁皱褶闭合，如果折叠过程[1]失败，就形成脐膨出[4]。

一、诊断

早期诊断出脐膨出，对于严重的病例可以引产，就可以减少出生缺陷，提高优生率，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是首选的检查方法，可以早期诊断[5]。彩超具有动态、全面、可重复、分辨率高、无创等优点，常用于孕妇及胎儿的检查。脐膨出的彩超检查有典型特征：胎儿前腹壁中线处回声中断、缺损并伴向外膨出的包块，国内张金娥报道诊断孕周14-38周，能达到96.9%[6]，傅煜报道能100%筛查出脐膨出[7]。国外学者报道经阴道或经腹超声可检测脐膨出，特异性大于95%，但仍有5%的可能误诊，MRI能更准确的检查出脐膨出，即使在羊水偏少的情况下[8]。相对来说，MRI是彩超的重要补充，两者联合，可以防止漏诊。尽管彩超和MRI能检查出来脐部的畸形，但是大部分相关异常是出生后才能被诊断出来的，几乎有三分之二，许多在出生后被诊断出来的异常是次要的，然而，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当产前诊断为脐膨出时，分娩后诊断出相关异常的几率很高[9]。这些异常包块染色体异常，胃肠道异常，心脏异常，泌尿系异常等。最常见的染色体异常是Beckwith Wiedemann Syndrome综合征（BWS）和13、18或21三体，所以产前检查染色体是必须的。一般13、18、21三体异常的建议终止妊娠。BWS综合征是一种过度生长的疾病，以新生儿低血糖、巨舌、内脏肿大为特征，有发生胚胎性肿瘤的风险，可以通过分子检测来诊断，显示11p15染色体异常，大约80%的病例存在甲基化或单亲代二体现象。国内学者陈益明等通过检测中孕期母血清甲胎蛋白和游离β-hCG筛查胎儿腹裂和脐膨出，认为中孕期母血清甲胎蛋白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而游离β-hCG意义不大[10]。

二、治疗

1802年Hey首次报道了一例脐膨出修补术，几百年来，医生用各种方法来治疗它，小型脐膨出一般一期手术修补，巨型脐膨出（缺损>5cm）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非手术延迟闭合，二是分期手术，三是一期手术，各种方式都有它的有效性，所以争论一直存在。

非手术延迟闭合最常见的是直接在脐膨出膜上应用局部药物，以促进痂皮的形成，然后是肉芽形成和新上皮形成，下一步是间隔修补余下的腹壁疝。这些药物包括磺胺嘧啶银、聚维酮碘、70%酒精溶液、硝酸银等。用银离子材料外涂的优点包括易于应用（可以在家里进行），广泛的抗菌覆盖，经济负担轻，以及为快速形成肉芽组织提供一个潮湿和有效的环境[11]。聚维碘酮外涂，非常有效，副作用较小，并发症发生率低、在医院外使用方便等[12]，缺点是有甲状腺刺激激素升高的风险。2019年有报道22例巨型脐膨出用聚维碘酮加抗生素治疗，可缩短住院时间，早期行闭合手术。有学者报道初级非手术延迟处理组的累积死亡率为21.8%，开始肠道喂养的时间较早，为14.6天，发现银治疗的非手术延迟处理与较低的死亡率和较短的全肠喂养时间相关，建议将非手术延迟作为新生儿巨大脐膨出的主要治疗方法[13]。这些治疗都取得了一定的疗效，如果羊膜囊破溃，在治疗过程中容易感染。后期腹壁外观难看，需要二次手术修复，在修复过程中，羊膜囊与肠管、肝脏分离粘连困难，手术难度增大[14]。

分期手术就是使用多种方法，包括放置硅橡胶体、腹腔内组织扩张器、合成夹层网片、皮瓣转移等，所有这些手术方法，是一种暂时的闭合，必须在随后的手术中闭合腹壁筋膜。2018年孙健等[15]报道了硅胶袋整复巨型脐膨出16例,1-2月后也要二期手术，住院时间偏长，容易造成感染。和腹裂一样，巨大脐膨出也能用硅橡胶筒仓，将筒仓固定在皮肤上，将筒仓提高，用重力帮助膨出物复位，筒仓逐步地拧紧，直到可以直接关闭[16]。2019年唐小捷等[17]报道用皮肤牵引器治疗幼儿巨大脐膨出1例，因膨出物太大 ，采用分期手术，用皮肤牵引器逐步牵引腹腔，让容积扩大，三次手术最后还纳，此方法过程太长，需多次手术才能完成。

随着时代的发展， 材料学和技术的进步，有些学者开始用一些材料来修补缺损，一期完成手术，2005年姜子非等[18]报道了用涤纶补片修补巨大脐膨出缺损9例，但涤纶补片是异物，与组织相容性差，容易产生粘连，远期疗效堪忧。2011年许光等[19]报道了用动物组织经处理后的补片来修补巨大脐膨出8例，远期是否排斥值得随访。随着组织工程学的发展，同种脱细胞异体真皮（human  acellular dermal mantrix,HADM）被应用于临床，采用HADM作为材料来修补缺损，该材料是同种异体组织，经脱细胞技术去除引起免疫排斥反应的成分，完整保留细胞外支架结构，在宿主体内修复后，可以让宿主肌纤维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在支架上生长并重建血管和组织，形成新的自身组织，完成对缺损的修复[20, 21]。HADM已经在口腔粘膜修复[22]、疤痕创伤修复[23]、膀胱外翻腹壁缺损修复[24]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5年梁挺等[25]报道了用HADM修补17例巨型脐膨出，与传统修补比较，可明显降低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为巨型脐膨出的合理治疗提供了好的手术方式。

三、预后及长期生活质量

当怀孕期间被诊断为脐膨出后，有关长期预后的问题对父母来说是最重要的，父母经常表达对长期生存、生活质量、手术次数、喂养问题、运动和认知发展等的担忧。脐膨出通常在妊娠中期超声检查发现，随后是羊膜腔穿刺术和染色体分析，研究报告有染色体异常的脐膨出的妊娠终止率为50%，孤立的脐膨出妊娠终止率为30%，20世纪70年代，多达80%的脐膨出死于饥饿和相关的手术并发症。70年代后全肠外营养的发展和分阶段手术提高了脐膨出的存活率。尽管现在产前B超和MRI产前诊断有所改善，但大量相关异常只有在出生后才会被诊断出来,并可能影响患儿的预后。Peter Conner 统计了42例脐膨出,60%合并其他畸形，巨大脐膨出合并畸形的比非巨大脐膨出比例要少，巨型脐膨出死亡率为10%，而非巨型脐膨出死亡率仅为7%[2]。也有学者统计对于巨大脐膨出，35%的人有心脏缺陷，15%的人有膈肌缺陷，住院总死亡率接近20%，呼吸功能发育不全较高，需要更长的呼吸机[26]。新生儿期以后，有较多的慢性肺部疾病和胃食管返流病。相比之下，一般脐膨出愈合较好。

目前，1年生存率按孤立性和非孤立性脐膨出统计，对于染色体异常的婴儿，早期死亡率高达40%[27]，患儿脐膨出合并畸形的婴儿在出生后第一年的死亡的可能性是正常婴儿的7倍[28]。Marshall统计十年文献数据报道脐膨出婴儿的2年生存率为75%,尽管进行了仔细的筛查，非致命性出生缺陷还是经常在出生后被诊断出来，近17%的脐膨出婴儿有染色体异常，32%有先天性心脏缺陷，8%有中枢神经系统异常，22%有跨越各个系统的缺陷，相关异常的存在对长期生存有决定性的影响[29]。

2009年荷兰的医生研究报告了111名1971年至2004年出生的患有脐膨出儿童的长期随访，其中20%是巨大脐膨出，伴有肝脏膨出，22人死亡（20%），36小时内死亡7人，一年内死亡12人，其中3人死亡在1到8岁之间。对所有18岁以上的幸存者进行了健康调查和生活质量调查，这项调查包括四个部分：健康和疾病，胃肠和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美容效果和社会功能。结果与对照组进行比较，超过80%的幸存者进行了调查，70%的人至少有一次再入院，三分之一的继续需要药物治疗，大部分是肺部药物，那些巨大脐膨出的人对美容效果更担心。最终结论，患有脐膨出的儿童最终可以达到与一般人群相对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唯一显著不同的是那些有巨大脐膨出病史的人外观上的不满[30]。

脐膨出患儿术后可能会出现腹痛、便秘、肠梗阻、肠扭转、腹壁疝等各种并发症，有些可能要再次手术。Van回顾了30年来做过脐膨出或者腹裂手术的患儿，肠梗阻发生率在第一年接近13%，近90%需要剖腹探查，10年内粘连性肠梗阻的发生率为15%，败血症和筋膜裂开的病史是危险因素，如果诊断延误，将会导致死亡[31]。Abdelhafeez[32]回顾性报道脐膨出患儿儿童时期肠扭转发生率约为3%，对脐膨出患儿肠系膜固定的宽度和位置要探查和评估，如果不这样做，可能导致术后中肠扭转或者死亡[33]。

最近一个97例脐膨出肠内喂养的研究报告，有36%巨大脐膨出和64%一般脐膨出婴儿一般出生后一周内排大便，均在出生后一周开始进食，那些有较小缺陷的患儿可以显著更快地获得肠内营养，并且所需静脉营养天数更少，染色体异常的婴儿进食也能获得几乎相同的肠内营养[34]。在出生后三个月内脐膨出患儿以母乳喂养获得肠内喂养的速度明显更快，出生时呼吸功能不全和胃食管返流会严重影响肠道喂养。脐膨出大小、先天性心脏缺陷和鼻饲管放置影响不大，提示呼吸困难是影响喂养的主要原因[35]。只有零星的报道研究了胃食管返流对脐膨出婴儿营养结果的影响，一份报告发现，胃食管返流延长了脐膨出婴儿肠内喂养的时间，如果存在呼吸功能不全，会更加严重。超过20%的脐膨出患儿有胃食管返流，并且在平均7个月大的时候出现，通畅伴有食管炎。超过一半的患者的诊断依据是普遍的呕吐、无法忍受喂养和频繁的肺炎，36%保守治疗无效可能要行胃底折叠手术

[34]。有报道11例脐膨出患儿全部有胃食管返流，一半保守治疗无效，需要胃底折叠手术[36]。

脐膨出患儿后续智力发育和运动发育怎样了？Van Eijck报道荷兰的研究结果，77%的先天性脐膨出孩子最终接受了高等教育，这个比例被认为与全国人口的比例差不多，这项研究包括了80%非巨大脐膨出的患儿[31]。还有研究报道[37]，超过93%脐膨出患儿能预期进入幼儿园，这两项研究表明，尽管最初存在困难，大多数患脐膨出的儿童最终获得了与年龄相适应的神经发育。对于那些有巨大脐膨出病史的人，Danzer用婴儿发育Bayley量表描述了他们的症状，该评分系统发表于2006年，并对1-42个月婴儿进行了评估，这些量表为认知能力和运动能力、语言能力提供了一个综合评分[38, 39]。研究发现，幸存者有神经系统发育延迟，超过5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认知、语言和运动问题，分数比一般人低。类似的，Hijkoop报告了42名患儿脐膨出的儿童在12月和24月的Bayley发育指数，在24个月大时，巨大脐膨出中的82%有运动延迟，小型脐膨出只有21%，巨大脐膨出比小型脐膨出少15分[28]。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前延迟的体质增长接近正常范围，在3.5岁至12岁的巨大脐膨出患儿中，运动功能正常。适当的物理治疗干预是有益的，脐膨出患儿能从体育运动中获益[40]。总之，巨大脐膨出开始会有发育迟缓，神经发育监测和早期物理治疗是必要的，尽管早期存在手术、喂养等困难，但最终可以获得与一般人群相似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35]。

脐膨出患儿的存活率取决于相关异常的严重程度[41]。孤立的脐膨出患儿通常预后良好。脐膨出患儿不能预测WBS存在的风险，WBS综合征筛查不是必须的，因为这些孩子长期预后很好，但是新生儿肿瘤的风险应该要讲清楚，总体来说风险较低[42]。大多数儿童时期幸存的脐膨出患者都会是健康的成年人，研究结论告知诊断胎儿脐膨出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可能会承受早期外科干预的高负担，如果没有相关的异常，则可能产生良好的健康状态和生活质量满意度。

参考文献

[1]Nembhard W N, Bergman J, Politis M D, et al. A multi-country study of prevalence and early childhood mortality among children  with omphalocele[J]. Birth Defects Res, 2020,112(20):1787-1801.DOI:10.1002/bdr2.1822.

[2]Peters N, Hijkoop A, Lechner R L, et al. The validity of the viscero-abdominal disproportion ratio for type of surgical  closure in all fetuses with an omphalocele[J]. Prenat Diagn, 2019,39(12):1070-1079.DOI:10.1002/pd.5546.

[3]Khan F A, Hashmi A, Islam S. Insights into embry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omphalocele[J]. Semin Pediatr Surg, 2019,28(2):80-83.DOI:10.1053/j.sempedsurg.2019.04.003.

[4]Logsdon N T, Gallo C M, Favorito L A, et al. Investigation of a connection between abdominal wall defects and severity of the  herniation in fetuses with gastroschisis and omphalocele[J]. Sci Rep, 2021,11(1):27.DOI:10.1038/s41598-020-79599-y.

[5]Di Filippo D, Henry A, Patel J, et al. Fetal abdominal wall defects in an Australian tertiary setting: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ultrasound accuracy, and outcome[J]. J Matern Fetal Neonatal Med, 2021,34(8):1269-1276.DOI:10.1080/14767058.2019.1633303.

[6]张金娥, 纪伟英, 张静. 胎儿前腹壁畸形的产前超声诊断与妊娠结局[J]. 中国临床医学影像杂志, 2017,28(6):450-451.DOI:10.3969/j.issn.1008-1062.2017.06.019.

[7]傅煜, 宋文君, 陈玲. 彩色多普勒超声鉴别诊断胎儿脐膨出与腹裂的临床价值研究[J]. 中国超声医学杂志, 2019,35(5):451-454.DOI:10.3969/j.issn.1002-0101.2019.05.024.

[8]Bence C M, Wagner A J. Abdominal wall defects[J]. Transl Pediatr, 2021,10(5):1461-1469.DOI:10.21037/tp-20-94.

[9]Verla M A, Style C C, Olutoye O O. Prenatal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omphalocele[J]. Semin Pediatr Surg, 2019,28(2):84-88.DOI:10.1053/j.sempedsurg.2019.04.007.

[10]陈益明, 张闻, 卢莎, 等. 中孕期母血清甲胎蛋白和游离β-hCG筛查胎儿腹裂和脐膨出的效率[J].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7,46(3):268-273.DOI:10.3785/j.issn.1008-9292.2017.06.07.

[11]Oquendo M, Agrawal V, Reyna R, et al. Silver-impregnated hydrofiber dressing followed by delayed surgical closure for  management of infants born with giant omphaloceles[J]. J Pediatr Surg, 2015,50(10):1668-1672.DOI:10.1016/j.jpedsurg.2015.06.011.

[12]Binet A, Scalabre A, Amar S, et al. Operative versus conservative treatment for giant omphalocele: Study of French  and Ivorian management[J]. Ann Chir Plast Esthet, 2020,65(2):147-153.DOI:10.1016/j.anplas.2019.03.004.

[13]Dörterler M E. Management of Giant Omphalocele Leading to Early Fascial Closure[J]. Cureus, 2019,11(10):e5932.DOI:10.7759/cureus.5932.

[14]Skarsgard E D. Immediate versus staged repair of omphaloceles[J]. Semin Pediatr Surg, 2019,28(2):89-94.DOI:10.1053/j.sempedsurg.2019.04.010.

[15]孙健, 祁泳波, 张磊, 等. 硅胶袋整复与局部压迫治疗巨型脐膨出的疗效分析[J]. 临床小儿外科杂志, 2018,17(10):774-777.DOI:10.3969/j.issn.1671—6353.2018.10.011.

[16]Lakshminarayanan B, Lakhoo K. Abdominal wall defects[J]. Early Hum Dev, 2014,90(12):917-920.DOI:10.1016/j.earlhumdev.2014.09.018.

[17]唐小捷, 吉毅, 向波. 皮肤牵张器分期治疗幼儿巨型脐膨出1例[J]. 临床小儿外科杂志, 2019,18(9):800-802.DOI:10.3969/j.issn.1671-6353.2019.09.019.

[18]姜子非, 徐旭军, 贺早. 巨型脐膨出的治疗探讨[J].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2005,26(5):279-280.DOI:10.3760/cma.j.issn.0253-3006.2005.05.019.

[19]许光, 李碧香, 周崇高, 等. 用胸普外科修补膜一期修补巨型脐膨出[J]. 医学临床研究, 2011,28(1):148-149.DOI:10.3969/j.issn.1671-7171.2011.01.057.

[20]Patel B, Wonski B T, Saliganan D M, et al. Decellularized dermis extracellular matrix alloderm mechanically strengthens  biological engineered tunica adventitia-based blood vessels[J]. Sci Rep, 2021,11(1):11384.DOI:10.1038/s41598-021-91005-9.

[21]Sorkin M, Qi J, Kim H M, et al.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in Immediate Expander/Implant Breast Reconstruction: A  Multicenter Assessment of Risks and Benefits[J]. Plast Reconstr Surg, 2017,140(6):1091-1100.DOI:10.1097/PRS.0000000000003842.

[22]Xu X, Cui N, Wang E. Application of an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to a rabbit model of oral mucosal  defects[J]. Exp Ther Med, 2018,15(3):2450-2456.DOI:10.3892/etm.2018.5705.

[23]Solarte D V, Güiza-Argüello V R, Arango-Rodríguez M L, et al. Decellularized Tissues for Wound Healing: Towards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Scaffold Design and Effective Extracellular Matrix Remodeling[J]. Front Bioeng Biotechnol, 2022,10:821852.DOI:10.3389/fbioe.2022.821852.

[24]Bonitz R P, Hanna M K. Use of human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during classic bladder exstrophy repair[J]. J Pediatr Urol, 2016,12(2):111-114.DOI:10.1016/j.jpurol.2015.10.005.

[25]梁挺, 马柱, 李万福, 等. 脱细胞异体真皮治疗脐膨出的病例对照研究[J].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2015,36(12):909-912.DOI:10.3760/cma.j.issn.0253-3006.2015.12.007.

[26]Nolan H R, Wagner M L, Jenkins T, et al. Outcomes in the giant omphalocele population: A single center comprehensive  experience[J]. J Pediatr Surg, 2020,55(9):1866-1871.DOI:10.1016/j.jpedsurg.2020.04.019.

[27]Akinkuotu A C, Sheikh F, Olutoye O O, et al. Giant omphaloceles: surgical management and perinatal outcomes[J]. J Surg Res, 2015,198(2):388-392.DOI:10.1016/j.jss.2015.03.060.

[28]Hijkoop A, Peters N, Lechner R L, et al. Omphalocele: from diagnosis to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t 2 years of age[J]. Arch Dis Child Fetal Neonatal Ed, 2019,104(1):F18-F23.DOI:10.1136/archdischild-2017-314700.

[29]Marshall J, Salemi J L, Tanner J P, et al. Prevalence, Correlates, and Outcomes of Omphalocel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2005[J]. Obstet Gynecol, 2015,126(2):284-293.DOI:10.1097/AOG.0000000000000920.

[30]van Eijck F C, Hoogeveen Y L, van Weel C, et al. Minor and giant omphalocele: long-term outcomes and quality of life[J]. J Pediatr Surg, 2009,44(7):1355-1359.DOI:10.1016/j.jpedsurg.2008.11.034.

[31]van Eijck F C, Wijnen R M, van Goor H. The incidence and morbidity of adhesions after treatment of neonates with  gastroschisis and omphalocele: a 30-year review[J]. J Pediatr Surg, 2008,43(3):479-483.DOI:10.1016/j.jpedsurg.2007.10.027.

[32]Abdelhafeez A H, Schultz J A, Ertl A, et al. The risk of volvulus in abdominal wall defects[J]. J Pediatr Surg, 2015,50(4):570-572.DOI:10.1016/j.jpedsurg.2014.12.017.

[33]Gamba P, Midrio P. Abdominal wall defects: prenatal diagnosis, newborn management, and long-term  outcomes[J]. Semin Pediatr Surg, 2014,23(5):283-290.DOI:10.1053/j.sempedsurg.2014.09.009.

[34]Haug S, St P S, Ramlogan S, et al. Impact of Breast Milk, Respiratory Insufficiency, and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on Enteral Feeding in Infants With Omphalocele[J]. J Pediatr Gastroenterol Nutr, 2019,68(6):e94-e98.DOI:10.1097/MPG.0000000000001463.

[35]Baerg J E, Munoz A N. Long term complications and outcomes in omphalocele[J]. Semin Pediatr Surg, 2019,28(2):118-121.DOI:10.1053/j.sempedsurg.2019.04.004.

[36]Roux N, Jakubowicz D, Salomon L, et al. Early surgical management for giant omphalocele: Results and prognostic factors[J]. J Pediatr Surg, 2018,53(10):1908-1913.DOI:10.1016/j.jpedsurg.2018.04.036.

[37]Henrich K, Huemmer H P, Reingruber B, et al. Gastroschisis and omphalocele: treatments and long-term outcomes[J]. Pediatr Surg Int, 2008,24(2):167-173.DOI:10.1007/s00383-007-2055-y.

[38]Del R C, Slevin M, Molloy E J, et al. How to use the Bayley Scales of Infant and Toddler Development[J]. Arch Dis Child Educ Pract Ed, 2021,106(2):108-112.DOI:10.1136/archdischild-2020-319063.

[39]Danzer E, Gerdes M, D'Agostino J A, et al.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neurodevelopmental outcome  during infancy in giant omphalocele[J]. Early Hum Dev, 2015,91(3):187-193.DOI:10.1016/j.earlhumdev.2014.12.009.

[40]van Eijck F C, van Vlimmeren L A, Wijnen R M, et al. Functional, motor developmental, and long-term outcome after the component  separation technique in children with giant omphalocele: a case control study[J]. J Pediatr Surg, 2013,48(3):525-532.DOI:10.1016/j.jpedsurg.2012.08.010.

[41]Barrios-Sanjuanelo A, Abelló-Munarriz C, Cardona-Arias J A. Mortality in neonates with giant omphalocele subjected to a surgical technique in  Barranquilla, Colombia from 1994 to 2019[J]. Sci Rep, 2021,11(1):310.DOI:10.1038/s41598-020-78991-y.

[42]Barisic I, Boban L, Akhmedzhanova D, et al. Beckwith Wiedemann syndrome: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n prevalence, prenatal  diagnosis, associated anomalies and survival in Europe[J]. Eur J Med Genet, 2018,61(9):499-507.DOI:10.1016/j.ejmg.2018.05.014.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自筹经费科研课题（Z20200012）

▲基金项目：广西科技计划项目：广西儿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桂科AD22035121）

作者简介：曾甜（1980~），男，硕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先天性结构畸形。

通信作者：李新宁（1963~），男，本科，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先天性食道闭锁，腹壁缺损，胃肠畸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