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首席执行官的经营权集中化水平对成本不对称性的影响

对首席执行官的经营权集中化水平对成本不对称性的影响

李承玹

韩国京畿大学

绪论

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对企业的整体运营负责，最终决定企业的重要决策。 因此, 根据首席执行官的特性或围绕首席执行官的环境因素, 对企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进行了多种研究。 其中备受关注的主题之一是首席执行官拥有的影响力或权限的大小对企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首席执行官对企业运营有明确的战略, 并有实施该战略的详细计划, 那么集中于首席执行官的权限越大, 就越有可能更有效地实施计划, 这对企业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如果首席执行官将集中在自己的权限用于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不是企业的利益，这将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本研究拟通过分析最高经营者经营权集中化水平对销售管理费不对称成本行为的影响进行相关探讨。

理论背景和假设的设定

在传统的成本模型中，通常假设成本随成本动因的变化程度成正比变化（Noreen 1991）。 但是, Cooper and Kaplan(1998)提出, 成本并非总是按比例移动, 与成本动因增加时成本增加的程度相比, 成本动因减少时成本减少的程度可能较小。 Anderson et al. (2003) 通过对美国企业销售管理费用的分析，提供了这种不对称成本行为的实证证据。 他们的研究表明，与销售额增加时销售管理费用的增加程度相比，销售额减少时销售管理费用的减少程度较小。

Anderson et al. (2003) 提出出现这种不对称成本形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调整费用(adjustment cost), 成本不是经营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整, 而是可以以一定单位为标准进行调整。 特别是经营者想要减少成本时, 要考虑调整费用。 想要减少制造设备时, 应考虑与设备处理相关的费用, 相反, 想要增加制造设备时, 应考虑所需时间、安装费用等。 由于这种调整费用, 经营者不顾目前的销售不振, 预测今后销售额会增加时, 可以做出以相对较少的比率减少费用的决策。

二是经营者的私利追求行为。 从Jensen and Meckling(1976年) 提出的"主人-代理人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的观点来看, 如果经营者不顾销售额的减少, 维持目前的闲置资源有利于自己的私人利益, 就可以做出维持闲置资源的决策, 因此可能会出现不对称的成本形态。

另外, 自Finkelstein(1992年)研究以来, 对首席执行官的权限、影响力对企业的影响进行了正式的研究。 与此相关的研究中, 难题是如何测定经营者所具有的影响力。 但是, Bebchuk et al. (2011)将Top5管理层获得的总报酬中最高经营者获得的总报酬的比率(CEO Pay Slice: CPS)作为表示经营者具有影响力的代用值, 之后在后续研究中作为代表最高经营者拥有权限水平的指标, 利用CPS的研究越来越多。

对最高经营者的经营权集中化水平(CPS)对企业的影响相关的先行研究大体上报告说,经营权集中化水平越高, 大体上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Bebchuk et al. (2011)发现CPS和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 Chen et al. (2013)报告称,经营权集中化水平越高,内在资本成本就越高,这种倾向在代理人问题大的情况下就越多。 Chintrakarn et al. (2018)研究了经营权集中化水平对分红的影响, 结果显示经营权集中化水平越高,支付分红的概率就越小, 即使支付分红,分红规模也会减少。

如果将有关首席执行官的经营权集中化水平的先行研究结果代入本论文关注的主题成本不对称性问题, 那么随着对首席执行官的经营权集中化水平的提高, 首席执行官将自己的权限用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就越容易, 这有可能加强成本的不对称性。 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可以如下设定。

假设: 对首席执行官的经营权集中化水平越高，销售管理费的不对称成本行为就会越强。

研究模型和样本的选定

本文的研究模型由Anderson et al. (2003）中使用的模型进行修改构建。 分析最高经营者经营权集中化水平对销售管理费不对称成本行为的影响的研究模型如下。

ln(SG&Ai,t/SG&Ai,t-1)

     = β0 + β1×ln(Salesi,t/Salesi,t-1) + β2×DDi,t×ln(Salesi,t/Salesi,t-1)

      + β3×CPSi,t×DDi,t×ln(Salesi,t/Salesi,t-1) + β4×DDi,t×ln(Salesi,t/Salesi,t-1)×SDi,t

      + β5×DDi,t×ln(Salesi,t/Salesi,t-1)× AIi,t + β6×DDi,t×ln(Salesi,t/Salesi,t-1

)×EIi,t

      + Industry dummy + Year dummy + εi,t

上述模型中的因变量表示销售管理费的变化。 DD在t期销售额比t-1期减少时为1, 否则为具有0值的虚拟变量。 SD在t-1期销售额比t-2期减少时为1, 否则为具有0值的虚拟变量。 本研究的关注变数CPS是根据Kwak and Kim(2017)对Bebchuk et al. (2011)提出的测定值根据韩国管理人员报酬信息公示情况进行修改的。 因此, CPS计算了注册管理人员获得的总报酬中最高经营者获得的总报酬的比率。 AI和EI分别是资产集中度和员工集中度, 是影响销售管理费不对称成本形态的控制变数。

如果CPS的回归系数β3具有显著的（-）值，则可以判断，随着对首席执行官的经营权集中化水平的提高，销售管理费的不对称成本行为正在加强。

本研究的标本是以2013年至2019年在韩国有价证券市场(KSE)上市的企业中经营制造业的12月结算法人为对象进行的。 韩国规定, 从2013年开始公开年总报酬超过5亿韩元的管理人员的报酬信息。 因此, 将2013年至2019年选定为研究对象期间, 对研究对象期间最终可以确认经营权集中化水平、财务信息等的共778家企业被选定为标本。

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分析了经营权向首席执行官集中化水平对销售管理费不对称成本行为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关注变量CPS的回归系数β3在10%显著水平上具有显著（-）值。 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对最高经营者的经营权集中化水平越高, 销售下降时销售管理费下降的程度就越小, 这可以解释为, 对最高经营者的经营权集中化水平越高, 销售管理费的非对称成本形态就越强。

本研究的序言中提到了经营权集中化水平对企业可能产生影响的两种可能性。第一, 如果首席执行官将集中在自己的权限用于有效实施自己的长期战略, 就可以预测对企业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 如果首席执行官将集中在自己的权限用于追求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企业的利益, 那么可能会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提示，随着对首席执行官的经营权集中化水平的提高，首席执行官利用自身权限谋取私利的可能性增大，可能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与Bebchuk et al. (2011)等前期研究结果一致。

结论

本文分析了经营权向首席执行官集中化水平对销售管理费不对称成本行为的影响。 将Bebchuk et al. (2011)提出的CPS作为经营权集中化水平的代用值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 对最高经营者的经营权集中化水平越高, 销售管理费的非对称成本形态就越强。 这样的结果与多项先行研究结果一致, 即首席执行官的权力越集中到自己身上, 就越有可能将其用于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 经营权集中化水平越高, 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结果表明, 赋予首席执行官的权限越大, 就越需要能够有效牵制和监视的企业支配结构装置。

参考文献

Anderson, M. C., Banker, R. D., & Janakiraman, S. N. (2003), “Are selling,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sticky”?”,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1(1), 47-63. 

Bebchuk. L. M. Cremer and U. Peyer (2011), “The CEO Pay Sli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2, 199-221.

Chen, Z., Huang. Y., and Wei J., (2013), “Executive pay disparity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ative Analysis, 48(3), 849-885.

Chintrakarn, P., Chatjuthamard, P., Tong, S., and Jiraporn, P. (2018), “How do powerful CEOs view pidends and stock repurchases? Evidence from the CEO Pay Slice (CP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58, 49-64.

Cooper, R., and R. Kaplan (1998), “The design of cost management systems: Tests, cases, and readings.” Upper Saddle River

, NJ; Prentice Hall.

Finkelstein, S. (1992), “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5(3), 505-538.

Jensen, M. C., and W.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firms: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305-360.

Kwak Y. M. and Kim H. J. (2017), “Managerial centrality and firm value”, Korean Accounting Review, 36(4), 95-137.

Noreen, E. (1991),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ctivity-based cost systems provide relevant cos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3, 159-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