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抗战的“另一条战线”   ——略述全民抗战背景下空前繁荣的陪都抗战文化

坚持抗战的“另一条战线”   ——略述全民抗战背景下空前繁荣的陪都抗战文化

唐嵩

重庆市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400012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北平（今北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反抗，抗战全面爆发，中国一时“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担负起守土抗战之职责。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失守后，日军直逼国民政府首都南京。11月20日，国府主席林森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明定重庆为陪都令》，明确重庆为陪都。至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重庆，这座英雄城市，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坚持抗战了8年之久。

抗战期间，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中心，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军事指挥中心，同时重庆也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重点战略打击城市，重庆在大后方的坚持，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陪都8年抗战中，除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坚持抗战外，文化战线也成为了独特的抗战力量，为抗战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撑，同时也为日后积淀了丰富文化遗产。笔者试图通过本文，从抗战文化兴起的背景

、格局；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文化现象的繁荣、发展等方面梳理陪都时期的抗战文化，以此展现大后方文化战线的抗战。

抗战文化多元共生，得益于全面抗战大背景下的政治环境

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文化作为特定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发展、繁荣、传承、消失等过程必然在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之轨道上。回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英勇不屈坚持抗战是当时时代的伟大主题，在这样的时代主题下，必然产生了适应于那个时代的抗战文化。这种文化有着统一的标识——爱国的、进步的、充满战斗性的，同时也因当时各阶级不同的政治诉求、各思潮的相互激荡、各流派的彼此争鸣而呈现出多元性，又因时代需求相互融合，包容发展，多元共生。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全国人民共赴国难，团结一致，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并巩固深化，全民族抗战成为了时代主题。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全民族奋起反抗御敌救国这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革命任务也发生改变，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全国抗战。为了抗战胜利的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务于抗战、战争需要高于一切”，成为了国民政府制定国策的出发点，也成为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制定方针、政策的必要考虑。不同于1937年7月7日前“局部抗战时期”[1]国民党与中共的紧张关系——国民党奉行着“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积极“围剿”中共及工农红军，选择先“剿共”后抗日；中共争锋相对，采取“反蒋抗日”的策略与国民党抗争——随着日本侵华的扩大，民族矛盾进一步加深并逐步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社会矛盾，至1935年“华北事变”[2]后，国民党及中共虽仍有摩擦分歧，但双方为了国家大计，均有意避免阶级矛盾激化，减少意识形态分歧，逐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国民党从“攘外必先安内”到“安内攘外”再到“抗倭为中心”[3]，中共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至“七·七”事变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时期”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在全面抗日的政治环境下，需要更多文化作品来作为抗战的精神鼓舞和智力支持，而丰富的文化创作需要一个自由而宽松的环境，加上国民政府国策已定为“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一切因素均要服务于抗战，故放宽了对文化的限制。国民政府在1938年7月正式发布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第二十六条中写到“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这样的纲领性虽然仍然强调“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体制，但也实为陪都抗战文化的多元格局提供了一个必要空间，为陪都抗战文化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陪都各种文化多元融合，发展丰富，百川之水共聚海，共同为抗战提供精神食粮。

左翼文化在一定时期内“合法存在”并取得一席之地，是陪都抗战文化多元格局的重要表现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来看，至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西方多元文化的影响激荡下，逐步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多元格局。这些文化具体表现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精英群落的思想、主张、著作或文艺作品中。它们具有不同的政治主张或文化色彩，按照政治主张上分，可分为倾向三民主义的官方文化和倾向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左翼文化。抗战全面爆发后，许多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化色彩、主张各有不同的知识分子、文艺人士，大多随国民政府西迁，集中到了西安、延安、重庆、昆明、桂林、成都等大后方，尤以陪都重庆为多，他们都是拥护抗战建国的爱国主义者，也成为发展繁荣陪都抗战文化的中坚力量。

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前，国民党集中力量“剿共”，对于左翼进步知识分子，在文化政策上实行“围剿”。抗战全面爆发后，左翼进步知识分子来到陪都，政治上取得了合法地位，郭沫若、阳翰笙等一大批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原来属于文化“围剿”对象，现在还被安排到政府官员位置上——如郭沫若就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厅长。1940年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后，左翼文化人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领导权实际掌握在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在中共领导下开展抗日救国文化运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

随着抗战的艰苦深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过倒退。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文化上依然实行“专制统治”，包括一系列新闻出版物检查制度[5]及“六不五要”文艺政策[6]，但左翼文化在一定时期内“合法存在”并取得一席之地，并和国民党主导的三民主义文化并存并斗争，依旧可以看作是陪都抗战文化多元格局的重要表现。左翼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包括新闻出版、文艺创作、戏剧电影等陪都抗战文化内容，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陪都时期，重庆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戏剧电影、文化交流等空前繁荣，陪都抗战文化迎来大发展

陪都抗战时期，众多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云集重庆，文化多元、相互交融，这样的文化环境下，重庆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空前繁荣。

（一）新闻出版业。新闻事业与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极为密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局视为国家的生命线，从不放松对它（新闻事业）的建设、运用和统治。[7]但即便在高压的新闻出版物统治政策下，重庆在陪都时期新闻出版物业也得以飞速发展，从抗战前只有十余家报纸，到八年抗战中先出版133种报纸、604种（一说900种以上）杂志，先后设立的通讯社有36家，居全国首位。而图书出版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七联处”等都集中在陪都。而《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大公报》、《西南日报》、《新蜀报》等先后从外地迁渝出版或者重庆新创刊发行。定期刊物如《中央周刊》、《民意》、《群众周刊》、《全民抗战》等不胜枚举。[8]

最能反映出当时新闻出版业繁荣现象的就是，陪都新闻出版界不但有国民党官方的机构和媒体，也有带有明显自由主义倾向的民间势利媒体，甚至有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绝对不能容许存在的中共的“喉舌”《新华日报》。国民党官方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刊与宣传中共主张的《新华日报》以及代表中间民主势力的《大公报》并存于陪都新闻出版界，为全民抗战提供舆论支持，同时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同主张的多种报刊并存格局，反映了当时重庆多元化的新闻出版界。多元的新闻出版阵线中，既有“包容的”、“统一的”一面——共同反对侵略，坚持抗战；又有“斗争的”、“矛盾的”一面——阶级立场不同，政治主张不同。但单从文化繁荣角度来看，陪都新闻出版界在抗战期间飞速发展，空前繁荣，成为了陪都抗战文化的重要代表。

（二）文学艺术界。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文化界被战火所激动，文艺人士纷纷投笔从戎，用笔和舌作为抗战有力之武器，鼓舞军民坚持抗战。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武汉成立，打出“抗战文艺”的旗帜，发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呼声。[9]“文协”发起人包括国民党官方代表人士、中共代表人士、“左翼”文艺家、自由知识分子等各方代表97人。武汉失守后，“文协”迁往重庆，大批作家、文艺家涌入陪都。

“国家不幸诗有幸”。面对国难，作家文艺家们同仇敌忾，激发出高涨的创作热情，加上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实行的较为宽松开放文艺政策，陪都文艺界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创作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较过去大幅提高。陪都期间，通讯、评论、报告文学、快板唱词、诗歌、小说、漫画、抗日救亡歌曲等文学艺术形式都得以迅速发展。矛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寒夜》，艾青的诗歌《火把》以及冰心的散文、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丰子恺的随笔、郭沫若的评论等均是陪都时期繁荣的文学艺术的代表作品。

（三）戏剧电影。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知名人士，先后汇聚重庆。当时，在重庆的戏剧社团主要有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中电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复旦剧社等50多个。陪都时期，创作演出的话剧剧本众多，大多以弘扬爱国抗日的民族精神为主，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在观众中产生强烈震撼。最具代表性的有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曹禺的《日出》、《雷雨》、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宋之的《雾重庆》等。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每年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演出。而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为雾季，这期间，因经常大雾弥漫，不利日机空袭，重庆文艺界遂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史称"雾季公演"。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为重庆首届"雾季公演"。此后，到1945年，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4届。

“雾季公演”创造了重庆话剧运动，也是中国话剧史的黄金时代。

在抗战戏剧进入鼎盛时期的同时，抗战时期中国电影事业也进入高潮。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央电影摄制场（“中电”）和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及大批电影工作者先后迁到重庆，陪都成为中国电影之都。“中制”和“中电”在抗战期间共拍摄故事片20多部，新闻纪录片30多部。[10]其中故事片代表作有《孤城喋血》、《日本间谍》、《胜利进行曲》、《八百壮士》、《热血忠魂》等，纪录片有《我们的南京》、《重庆的防空》、《大无畏的重庆》等。

陪都时期的重庆，因坚持抗战、英勇不屈，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精神堡垒。8年间抗战文化得以飞速发展、空前繁荣，为抗战最终胜利提供重要精神支撑，同时也为日后积淀了丰富文化遗产。时至今日，回顾那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依然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在国难中英勇顽强的精神力量！不忘历史，珍爱和平，以此文纪念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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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局部抗战时期”：相对于“全面抗战时期”，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日本入侵中国范围不断扩大、中日间军事摩擦不断升级并发生局部战争、全民族抗战意识显著提高，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主要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的时期。其包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三省，炮制“伪满洲国”；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与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交战，制造“一·二八”事变；1933年3月到5月之间，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各隘口与热河，觊觎华北，与西北军及中央军交战，中国开展“长城抗战”；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积极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以及中共1935年8月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935年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9日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节点。

[2]“华北事变”：指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包括发动“河北事件”、“张北事件”等挑衅事件，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与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签署“何梅协定”，日本积极推动“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等。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国共两党逐渐由对峙走向联合。

[3]出自1935年12月31日的蒋介石《自记民国二十四年中之所感》：“今年中心工作是为剿匪，可说已达七分之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

[4]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重庆抗战文化史》，团结出版社，第209~210页

[5]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1942年后，为在宣传文化领域中巩固三民主义思想，而采取的一系列严苛的新闻出版物管理办法，包括《图书送审须知》、《书店印刷管理规则》、《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禁惩罚办法》、《书籍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出版品审查禁载标准》、《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等等办法和规定。

[6]“六不五要”文艺政策：针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潘按照《抗战建国纲领总则》，把三民主义确定为文艺的最高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规定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六不五要”，“六不”具体为“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五要”具体为“要创作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痛苦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而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六不五要”文艺政策的核心原则就是“不挑拨阶级的仇恨”，反对无产阶级立场的文艺作品。

[7]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重庆抗战文化史》，团结出版社，第180页

[8]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重庆抗战文化史》，团结出版社，第177页~180页

[9]陈振江，江沛：《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第390页

[10]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重庆抗战文化史》，团结出版社，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