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认识焦虑和真相探究

网络时代的认识焦虑和真相探究

王依婷

江苏省苏州科技大学，215009

一、认识模型

看到网络上各种各样的信息，不知道人们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经常感到疑惑、思维冲突、期望得到更多信息的同时又憎恨这些信息带来的焦虑感和无助感？在这个信息爆炸、观念多元的时代，对“真相”的追求似乎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盲人摸象的故事告诉我们，要想认识一件事物，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从各方面、各个角度、用各种不同形式去观察。然而，真的是足够的经验，足够的观察体验就能够获得更多真相吗？要想解决追求真相这一需求，我觉得至少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递进式的问题（任何一个前序问题不成立，下一个问题也就不再存在）：第一，是否存在真相或是存在所谓的客观的真相？第二，获取真相或是认识真相的方法是否存在优劣？第三，怎样能够找到所谓最佳的认识真相的办法。

先看第一个问题，似乎我们应该放过这个看起来毋庸置疑的问题。因为这似乎是讨论一切真相的基础，这个问题没有肯定的回答，所有关于真相的讨论都将成为虚幻。然而在我们看来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轻易地对这个问题给出肯定的答案，无异于乔治·奥维尔在《1984》里描述的那个世界—— — 只有绝对的真理存在，真理量的意念。自由意志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甚至没有存在的兴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追求真相才真的丧失的诠释由一个无限的力量掌握。所有人的存在只是为了配合这个无限力了意义。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微信上各种各样未经消化分析而简单转发的信息，如此令人生厌的重要原因吧。换一个认识角度，康德认为不同种类的主体所感知到的世界都是不同的。在他看来，人在自然界面前根本不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是一个主动的创造者，不是自然界将规律给他，而是他为自然界创造规律。这给了我们不少追求真相的勇气和兴趣。再进一步，萨特告诉我们“世界只有当人的意识指向它们，它们才有可能具有本质和意义”。

在一种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头脑，受到一种体系的长期影响，对事物的认识是连续的、和谐的。所以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主流的就是主流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信息传播手段的丰富，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会以各种不同的媒体类型进入人们的头脑中。这时因为对同一事件价值认同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甚至演化成为冲突。在接受信息的人没有足够的背景信息和思维框架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倾向： “非主流的就是主流的”，以反对主流为目的，对主流观念的是非不做深入思考，具有反社会性和无政府主义观念；功利主义，对价值追求、人生意义这些问题表现出极度的漠然，追求短期的、自我的感官需求满足；或是因为懦弱而对政治和公众事务保持敬而远之的状态，成为那种“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还有一种最为常见的状态：明明知道这一切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但缺乏合适的筛选工具而眼睁睁看着这些信息，焦虑而无助。

二、怎样才能找到所谓最佳的认识

真相的办法？我认为重要的是先建立一个长期一致的认知框架，形成一个强大的内心标准，但保持开放性和弹性—— — 在认识到不足的情况下也能够欣然调整。承认世界的多元和思想的多元，乐于接受各种不同立场出发导致的不同意识输入，但能够用一个坚定的立场做出自身的判断。与此同时，认同道德的相对性而不轻易对事件作道德评判而避免陷入到道德陷阱中。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就做到了追求真理的相对理想状态：遭遇一个事件或是观点时，首先能够做到不带立场地将事件中的主观成分进行过滤，进而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用自身的认识框架对事件或观点的所谓“纯事实部分”进行分析判断，研究“为什么会如此”的问题；同时避免带入感性或是道德判断的评判因素。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可能需要避免出现过于依赖于经验而产生不可靠的自信，尤其是意识中的那些矛盾和不一致，会让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判断采取不同的标准。举个例子，具有较强社会规则意识的教育良好者可能会认为“未经检测有效性与安全性的药物，政府应该禁止售卖”。但与此同时，这些人可能也会认同“替代性药物和辅助性医疗的价值，不亚于主流医疗方式”，并在实践中甚至加以应用。这个状况是对“合法”这个关键词的认识出现了矛盾或者至少处于一种紧张关系，它体现出人们在主流医疗和替代性医疗方面出现了双重标准的情况。

三、从众和宽容

从众很重要，宽容也是非常必要的。听到苏格拉底洞穴人的譬喻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被缚住双手的人的愚昧和他们对开蒙者的不宽容感到愤懑；听到伽利略和哥白尼作为“异端”被惩罚时，我们会因为宗教裁判所呈现的残忍和蒙昧感到不平。但对新闻报道中的那些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念或是所谓的“不正常”者，我们又是那样的不宽容—— —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的评价根本就是在缺乏事实基础之上，而简单地用自己的道德观念去做论断。

一种观点认为“成千上万人一起说一个事情，就会逼近真相”。然而在实际中，我们却发现某一个主题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的人气和各种角度的意见对“逼近真相”这件事情起到的作用似乎有限。网络上的讨论，尤其是参与者没有确定主题的讨论常常会朝着极端、失控、抱怨、咒骂这样的一些方向发展。我们回过头来看，网络作为一种广义社会群体舆论形成的手段，它具备了群体的共性特点后，个体的才能和个性会被弱化和削弱

[1]。用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说法是“在群体中，累加的不是智慧，而是愚蠢”。 也就是说，个体进入群体时，个体的异质性会被群体的同质性所吞噬和掩盖，居于领导地位的不再是有意识，而是所谓的“群体无意识”。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认识到对被评价客体宽容的重要性，以及对我们自己宽容的重要性。

四、少即是多

1996 年，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便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人们生于一个数字化的、虚拟的信息空间中，一切活动都由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完成。这必将造成信息的过剩，相应的，对人们而言，则必将需要有辨别、筛选、剔除无效过剩信息的能力或有相同功能的服务，而并非沉浸在毫无意义的信息中，甚至为其添砖加瓦。与此同时，传媒渠道的多样化与简单化，使得大量冗余、无聊、毫无意义的信息不断增长，这进一步扩大了过剩信息的空间。

正如尼葛洛庞帝所预言，大量的信息正在消耗现代人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 — 注意力。人类的大脑从来没有过像现在需要关注和追踪如此多的信息，也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如此重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社交网络工具的盛行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当人由于各种信息过度而造成“注意力缺失”时，人类固有的智慧和理性就会停滞，人的判断力、灵活性和幽默感就会丧失—— — 他们会变得焦躁而失去幸福感。而这样的信息输入可能导致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让人缺乏忍受寂寞生活的能力。罗素在《幸福之路》中提到： “一代不能忍受厌烦的人就将是一代小人，这样的一代人适当地与缓慢的自然发展过程分离开来，在他们身上任何一种生命的冲动都渐渐消亡，犹如花瓶中被折断的花儿一样凋谢枯萎。”

这时候， “删除力”或许能帮助焦虑的人们重新寻到精神的安身之所。这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如果制造信息的源头能够接受这样的理念，它们会仔细甄选所发出的信息，更多地消除对自身的过分关注，不去刺激信息获取者的信息欲望，那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然而这似乎和商业社会、 “现代文明”背道而驰。我们认为，或许就像我们在怀疑“创新”这个词究竟是褒义还是贬义一样（或是为现代生活创造了效率和舒适，或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让无数人不知生命目标奔劳于欲望的丘壑之间）， “厌烦”其实也是一个中性词。太多的厌烦会让生命没有色彩变得无聊无趣，太少的厌烦会让人总是处于刺激中，最终体会不到幸福感。所以或许有时候带来焦虑的原因不只是内容，形式也很重要—— —我们获得的太多了，丧失的注意力和忍耐力同时带走了快乐。这与真相无关。

参考文献

[1] 云晴,吴秀玲. 网络时代的认识焦虑和真相探究[J]. 大众心理学,2015(5):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