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观念的现代建构及其反思

电影观念的现代建构及其反思

谭文聪

光影纪录(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53000

摘要：在并不漫长、尚在不断生成的中国电影历史里，20世纪80年代将永远是一个光彩夺目、让人意欲言说，却又言说不尽的历史区间。在这个历史区间里，既存有中国电影史上鲜见的、推崇标新立异、探索电影艺术的形式可能的一段段堪称经典的“电影胶片”，也保留下了中国电影研究学术历史上独享于80年代中国电影学人的一场场闪烁思想和智慧光芒、守望中国电影的学术辩论。伴随着这一场电影观念的大辩论，中国电影出现了举世瞩目的“新浪潮”，并改变了传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电影创作观念，以及以革命历史题材和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主流创作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形成了90年代由主旋律电影、艺术片和商业片三分天下的中国电影的新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关键词：电影观念；现代建构；反思分析

引言

在中国电影这一转折过程中，80年代电影观念的辩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80年代中国电影观念的变革走在了电影创作的前面，直接引导和加速促成了这一转变的完成。80年代犹如当代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块巨大的学术资源库和肥沃的思想土壤，为之后的中国电影研究规划了学术路径、绘制了学术版图，也为其后的中国电影研究源源不断地输出学术思想和学术灵感。从80年代初期电影的“戏剧性”、“文学性”辩论，到“影戏”美学理论的提出，再到80年代中后期“娱乐片大讨论”、“谢晋模式”争鸣等电影观念的大辩论，明证了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品格，为变革时代留下了中国电影学者的思想印记。尽管这些电影观念的辩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整个时代弥散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情绪而显得深度和厚度不足，但是，电影观念的碰撞与争鸣、电影话题的密集生产，以及它们对于中国电影观念、电影创作实践的深刻影响，却不可辩驳地证明了80年代在整个中国电影学术史中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1.80年代与“现代化”语境

与之前建国以后至70年代末，中国电影研究广泛、普遍的受到“全能政治”30的管控和制约，以及之后九十年代进入一个平稳的发展期，相比80年代的中国电影研究显然是不平静的，是躁动的，是充满“力比多”的。当然，这种充沛的“力比多”一方面让“大陆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研究具有一种更强烈的‘革命’的性质，对传统的电影观念和学术立场充满了批判精神”31，另一方面在批判精神的指引下，它也最终转换生成为一个思想迸发、论争此起彼伏的学术高峰时期。这一切，首先是与80年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特别是与由执政党提出，同时也被全社会共享的“现代化”诉求有关。众所周知，“中国向何处去”是近代以来萦绕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核心命题。

19世纪中叶以来，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32下，中国知识界就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民主与专制、西方化与本土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持久的论争。1949年，中国大陆建立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代表人类历史更前端的社会主义中国，“政治救亡”最终得以实现。人们以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以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产生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33的确消灭了“三大差别”34，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笼罩一切的庞大的国家体制”35，但是它也最终将中国引入了乌托邦社会主义36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深渊。

而80年代的开启恰恰是以对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式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拨为契机，以执政党内带有明显“自救”意味的拨乱反正为标志，中国社会重新回到了强调“四个现代化”的世俗化社会主义实践轨道上。在中国当代历史中，80年代是一个以“新时期”命名的历史段落，也是一个各种涌动的社会思想回应“如何现代化”的思想爆发期。80年代是一个距离今天三十余年、且正在成为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

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时期相比，“80年代”因为与“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方案紧密相连，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走势的暧昧关系，又获取了“改革开放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或“新时期”等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的特殊历史身份。

2.崭新的旧问题：时代诉求与创作现实

在8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界，电影与戏剧的关系为什么从众多理论问题中凸显出来，为什么一篇《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会成为“艺术宣言”？或者说，电影的“戏剧性”因何获罪，成为众矢之的？仔细辨析这场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论争便不难发现，这场论争是围绕着“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应该有自己独有的艺术品格”、“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颇有些本体论意味的命题展开讨论的。对于熟悉中国电影史的人来说，戏剧式电影作为电影的一种形态，其存在是具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

从中国电影史和理论发展史来看，电影与戏剧的关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既然如此，此时该问题的提出便有可能与时代背景有关。在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时间意义上的时段划分，而是更多地以“粉碎‘四人帮’”、“思想解放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等关键词被赋予了思想文化解放的象征意味。对于中国的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除旧布新，除旧方能布新。因此，作为新时期电影界的第一场理论论争，它就同样具有批判陈旧思想、学习和宣扬新思想的潜在逻辑。1983年，当这场本体论论争逐渐趋于平息，当时国内电影领域权威学术刊物《电影艺术》发表的一篇全面回顾这场讨论的综述。

该文在评价这场论争时就认为“电影本性问题的重新被人提起，绝然不是什么经院式的纯理论之争，而有着它同我国当前电影创作实际紧密相连的活生生的实践性。”那这场讨论究竟面对一批怎么样的中国电影呢？正如这篇综述所指出的，电影的“戏剧性”或“戏剧化倾向”问题是一个中国电影实践问题或针对中国电影的现实问题。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宣告了灰黑色的“70年代”的结束。在文艺界，诗歌“朦胧”地感知和召唤了新时代的到来。文学紧随而至，触碰和反思那个布满“伤痕”的年代。而依然牢牢地被捆绑在体制上，拖拽着沉重镣铐的中国电影则处于复审并恢复发行放映被诬为“毒草”的大批影片、揭批“四人帮”破坏电影事业的罪行,加强电影剧本的审查工作、“在以现代革命斗争题材为主的方针下，写革命的历史，写揭批‘四人帮’罪行、写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好人好事和意气风发的大好形势，写有利于人民革命和建设等方面的题材”等状态下向前挪移，如履薄冰。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出产的“文革”后第一批中国影片：《十月风云》、《风雨历程》、《严峻的历程》、《蓝色的海湾》、《拔哥的故事》、《大河奔流》、《祖国啊母亲》、《青春》等。1977-1978年中国大陆生产的这些影片积极回应揭批“四人帮”的宏大主题，肯定和歌颂党和人民的历史和斗争。不过，从影片的主题思想到创作手法，还是电影的影像风格都明显地附着“文革”痕迹，机械地反映、图解既定的政治意念，依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指导下，在情节或戏剧冲突层面上简单地完成“斗争”对象的反转。

结语

如果是在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平稳期，谢晋电影中的理性、温和也许会赢得全社会的普遍的认同，但在80年代这样一个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重建的过渡时期，激进的文化立场和思想倾向会因占据时代话语的制高点，对大众更具吸引力。具体到“谢晋模式”的辩论来说，新锐批评家们站在激进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立场向一切“非激进”的文化倾向发起挑战，为新思想和新文化让路。众所周知，80年代中期，作为当时中国导演群落中最年轻的一代，中国第五代导演以去情节化、标榜电影艺术的形式特性的先锋电影创作，登上中国电影的历史舞台，催促着作为他们前辈的第三、第四代导演的退场。从思想文化倾向上来说，他们的思想同样来自于激进现代性。“第五代导演呀，还有文化热什么的，在精神上有共通性。做的是不同的事情，但互相呼应，同气相求。

参考文献：

[1]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上、下）》[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吴迪(启之)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中、下）》[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