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失业与犯罪关系

贫困、失业与犯罪关系

吴润冰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    510320

【摘要】贫困、失业与犯罪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社会的贫困人数增多会导致犯罪数量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全部清零，但在目前的经济增速下降时期，相对贫困人数的增多仍然会导致犯罪人数增加、犯罪率上升的结果。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失业率也将随之增加。

【关键词】犯罪治理；贫困率；失业率

贫困与犯罪关系是恒久的讨论话题，贫困往往会导致生存困难，从而诱发犯罪。贫困与犯罪在总体上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在某个特殊时期两者也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不可一概而论。基于本文研究视角，笔者在此重点研究在经济增速下降时期，贫困率增加与犯罪率上升的宏观关系。

一、贫困与犯罪关系

（一）当生存与犯罪矛盾时，人的求生本能会趋向犯罪

早在几千年前，孟子就提出了“无恒产，无恒心”的经典论断，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贫困是犯罪之源”的国家。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走投无路的贫困农民为了生存，为了利益做出了越轨行为，将刀对准了统治阶级。在西方，马克思恩格斯也曾做出贫困与犯罪的关系分析。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说到：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周围生存的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他们一点都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在这种时候，法律的惩罚对于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为什么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呢？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证，那还谈什么克制呢？无产者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们谈论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切都显得冠冕堂皇，这句话只对资产阶级受用。对于没有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又有何神圣呢？综上所述，结合东西方观点我们都可以看到，当生存与犯罪矛盾时，人的求生本能会趋向犯罪。为了生存，一切行为在贫困者眼中都没有任何不合理成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经济增速下降时期，将会有愈来愈多的个体面临生存与犯罪的冲突，陷入两难抉择的状态。

（二）与富人相比，贫困者往往犯罪成本更低

每个人都存在欲望与贪念，但之所以大部分个体不会选择犯罪，是因为其心中有一道衡量利益的标尺。如果个体认为犯罪所得的利益小于将要付出的成本，那么从利益最大化角度来看，个体不会选择犯罪。但是对于贫困者来说，其本身就不拥有财产、不拥有中上层的社会地位，所以也不存在失去的风险。比起将要失去的东西来说，显然，通过铤而走险拿到的东西价值更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经过学者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相对贫困人群”往往犯罪率高于“绝对贫困人群”。美国犯罪学家高伯瑞在《富裕社会》一书中系统阐述了相对贫困与犯罪的关系。所谓相对贫困更多的不是指事实上的贫困，而是指个体心中所感受到的贫困，是一种源自心灵的贫困感。这种贫困很多时候不产生于真正的贫困年代和地区，反而产生于相对富裕的社会中。相对贫困心理也不仅在低收入人群中存在，在中等收入甚至是高等收入中也存在。对于相对贫困的人群来说，虽然其不存在生存困难，但是他们常常将自己的生活与富人相比，这种比较会产生强大的落差感、不满足感与被剥削感，他们迫切地想要改变现有状态以达到富有的标准，于是产生了一系列越轨行为。和处于绝对贫困的人群来说，相对贫困人群想要达到自身目标的难度更大一些。毕竟追求温饱满足远比追求富裕生活容易，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相对贫困人群的犯罪率高于绝对人群。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失业者应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其应当为劳动者，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那些因年龄、身体或心理健康关系不能进入劳动市场的个体不能被称为劳动者。二是其应当具有主观的就业愿望，渴望在社会中获得一份工作。三是其目前应当处于失业状态，那些因经济形势改变而预期下岗的个体不属于失业者的范围。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失业状况最常用的指标是失业率，失业率是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人数的比率。

二、失业与犯罪关系

失业率上升将会带来犯罪率上升，马克思曾指出：“当失业者穷到不能满足最迫切的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就愈来愈增长了。在这种情况下，男人进行抢劫或偷盗，女人盗窃或卖淫，为了不挨饿，使自己和亲属吃饱肚子，聊以糊口，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任何手段也行。”显而易见，失业将直接影响生存。失业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失业者来说，最难解决的也是经济问题。在经济增速下降时期，失业者在失去经济来源后，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机制，其将快速陷入绝对贫困的生活状态。这一点与贫困所带来的高犯罪率相似，在生存面前，一切约束都只不过是一张白纸。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失业者都会走向犯罪，但有研究数据表明，在犯罪人群中，失业者占据了很大比例。

除了经济压力以外，在经济增速下降时期，失业还将给个体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失业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地位的降低，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也将因为失业而逐渐降低，这种落差感将直接影响失业者的心理健康。失业者在下岗后，需要重新去社会中寻找工作，在劳动力大量饱和、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失业者将频频受阻，巨大的生活压力将使他们变得敏感，变得脆弱，他们将常常感到紧张、无助、迷茫。另外，就业是联系个体与社会的重要渠道。当个体失业后，其很可能与社会脱节，陷入自身的封闭生活中，这种封闭状态极易助长个体反社会人格的产生，从而引发反社会行为。在重重因素的影响下，在经济与心理压力的双重打击下，个体越轨行为一触即发。

参考文献：

【1】杨靖：《犯罪治理——犯罪学经典理论与中国犯罪问题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2】田鹤城：《经济发展与犯罪关系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67页。

【3】张荆：《影响中国犯罪率攀升的六大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3-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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