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下乡村脱贫成果巩固的路径探析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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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视域下乡村脱贫成果巩固的路径探析

郭甜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历史性地解决了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在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目标达成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脱贫成果巩固问题,其中生态型贫困由于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贫困程度较深导致脱贫成果巩固困难。脱贫人口能力薄弱、突发环境事件、生态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等因素成为新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新时代我国处于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衔接推进的历史交汇的关键期,探索有效的脱贫成果巩固路径关乎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所以需通过增强贫困人口能力、建立环境综合治理和提高生态产业发展水平的防控机制,优化新发展阶段的生态型贫困治理。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型贫困治理、脱贫成果巩固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我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灭了绝对贫困,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1]。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已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仍有300万边缘人口存在返贫风险,反贫困工作已由扶贫治理变为返贫治理。实际上我国脱贫成果需巩固的大多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存在高度耦合,例如“三区三洲[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是一个明显短板,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愈加突出,特别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呈高发态势[2]。基于返贫治理与生态环境建设的两大重要议题,本文将通过深入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与返贫治理的协同效应,探索当下生态型贫困治理中的返贫风险,从而构建生态补偿式返贫防控机制。

一、新时代生态型脱贫成果巩固的理论来源

(一)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

物质变换理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手稿)》等著作中大量使用的概念。马克思认为物质变换的第一层次是自然界内部的物质变换,来源于李比希的土地物质变化概念,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现象。主张自然界内的有机物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能量流动和自我循环。人类自身以自然界内部的生物形式客观存在着,因而也属于自然界内部物质变换的一部分,人类活动会受到自然界内部物质变换规律的制约。在生态型贫困治理中,首先就要基于马克思自然内部的物质变换理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第二层次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则搭建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沟通的桥梁。相比第一层次天然自发的本能代谢活动,第二层次的物质变换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能动可控地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生态型贫困治理的要点不仅在于顺应自然内部的变换过程,还在于借助劳动主体的能动性,在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将现有生态资源进行合理化改造,从而创造使用价值。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最后一个层次是社会层面的物质变换,本质上强调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商品交换。“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4]。商品通过交换后的受众面不再局限于生产者自身,而面向更广泛的群体,满足更多人的需要。第三层次的物质变换证明了现有生态资源能够从生态产品转化为市场流通中的生态商品,实现生态资源的自然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变,因此能够通过商品交换达到生态型贫困治理的目标。

(二)习近平“两山论”思想

“两山论”如今已成为引领我国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国策。2021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视频讲话中,再次向全世界强调:“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我们要努力达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促进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地球家园。”[5]

“两山论”的具体表述实质上是利用生态优势推动经济发展,也是从仅仅重视短期的经济利益转向注重全局和长期的社会利益。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两山论”必然离不开乡村,它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力,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的理论指南和实践遵循。贫困地区发展绿色旅游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举措,已经成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现实依照。“两山论”强调的就是通过建构经济发展模式、生态建设模式、社会构成模式和人的行为模式四个方面的互利共生,建立新的生态经济模式,同步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最终彻底解决贫困和返贫问题。

二、新时代生态型脱贫成果巩固的风险挑战

当前乡村生态扶贫成功巩固受到多方位的挑战,造成脱贫成果难以巩固,返贫风险不断增大。

(一)脱贫人口能力薄弱

脱贫人口普遍抗风险能力薄弱。农业作为农户的传统的主要经济来源,具有收益较低、风险较大,稳定性差的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价格波动、市场竞争、产业结构调整、产品需求变化等对于农村生态脱贫成果巩固的影响较大。脱贫地区群众往往由于自身能力有限而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根据市场内部各种因素的变动而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现状。因此,本身经济基础较差的脱贫群众,面对市场风险缺乏抵御能力,加大了返贫的可能性。

脱贫人口普遍自我脱贫能力薄弱。脱贫是需要内外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国家精准扶贫工作全面推进以来,各种针对性兜底政策和财政资金帮助了贫困群体短期内完成脱贫,但是并没有有效增强脱贫人口依靠自身完成脱贫的能力。一些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过于依赖政府的帮扶政策,一旦政策发生变动,暂时脱贫的贫困人口在遇到重大疾病或重大政策调整时很可能无力应对,因而再次陷入贫困生活中。

(二)环境风险问题

自然灾害频发,在我国生态型贫困治理中,自然灾害是造成返贫问题的直接因素。我国相对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较为恶劣,且大多位于山沟深处,经常遭受洪涝、沙尘暴、病虫害等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蚀,如我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就是典型的环境恶劣贫困地区,经常发生沙尘暴和旱灾的情况。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群体自身难以承担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后果,因灾返贫也因此成为生态型脱贫成果巩固的重大障碍[6]。2021年国家减灾网数据统计显示,我国每个月几乎都造成几十万的人口受灾,直接损失高达二十万以上。因此,自然灾害的突发性和严重性,造成脱贫人口暂时难以进行可持续发展,随时面临因灾返贫的风险。

环境污染突出,我国生态贫困地区的环境恶化现象尚未得到完全有效的遏制,环境污染现象仍然频繁发生。从现实来看,大多贫困地区的山水林田湖草缺乏系统性的治理,造成生态失衡,且新时代农村人口产生了更多的消费垃圾,垃圾无序丢弃或者露天堆放,都会对空气、水、土壤等造成一定的污染,甚至可能造成粮食安全问题。生态贫困地区的人口对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意识淡薄,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行为习惯还缺乏系统的养成,尚未形成浓厚的生态文明建设意识。

(三)生态产业发展问题

生态产业发展是利用生态脱贫的关键举措。但目前我国生态产业形式较为单一,贫困地区大多倾向于发展能在短期内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生态旅游产业,依托自然环境发展第三产业,然而单独依靠生态旅游的产业模式会造成后续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导致返贫风险加大。实际上在当地特色旅游产业加速发展中,部分地区对其所依托的自然资源的开发超过了合理的限度,比如西南山区的旅游业发展忽视了环境的承载力,大量游客的到访引起生活垃圾与污水空前的增多,造成了地表水环境污染的极端现象。进入新时代,尤其是贫困县较多的地区后续生态产业发展缓慢。具体来看,一是生态农产品利润微薄,在市场竞争作用下,生态贫困地区不断研发生态农产品进行获益,但由于贫困群体缺乏长远的发展眼光,因此容易盲目跟随,导致邻近地区的生态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产业化程度低,不利于市场竞争[7]。再加上单靠贫困群体自身,缺乏品牌打造和营销推送等手段,难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无法保证脱贫人口长期稳定的收益。二是产业科技支撑能力薄弱,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大多位于我国西部地区,本身科技力量就较东南沿海地区更为薄弱,产业发展的关键限制性技术长期未能得到有效突破。三是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脱贫地区的产业基础和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在发展建设中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难以解决脱贫人口的就业问题,因此大部分贫困群体仍选择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

三、新时代生态型脱贫成果巩固的路径构建

(一)增强贫困人口的综合能力

利用市场推动返贫防控所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产业链条不健全、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同质化现象等都会使得贫困人口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因此要抵御生态脆弱地区的返贫风险,就要提升贫困人口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首先要遵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和顺应市场发展趋势,丰富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布局,依靠自然资源发展风能、水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产业,提高生态脆弱地区的市场竞争优势。其次,鼓励贫困人口自行创业,通过土地、资金、技术入股的方式吸引贫困人口参与已增强贫困人口抵抗风险的能力,尤其是获得生态经济效益过程中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这是有产业的发展,面向贫困人口开展小额贷款和基金投资等项目。最后,当地政府积极举办就业创业技能培训、产业发展知识、市场风险规避手段等主题的讲座活动,通过教育增强贫困人口的风险意识和市场竞争能力,帮助他们避免因市场风险而返贫。

是否具有自我脱贫能力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因素。始终坚持从内生动力出发,强化脱贫地区的教育水平,提高脱贫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返贫问题。一方面,强化农村脱贫群体的职业性教育。乡村职业教育相对城市较为薄弱,因而乡村群众面对脱贫成果巩固问题的专业性较低,实现脱贫地区生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规范的职业教育来培养劳动力人才。针对脱贫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专门的职业教育场所,依据当地的生态优势和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设置课程内容。另一方面,在生态型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内容中适当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修复、生态产业发展、和生态资源合理利用等相关知识,让当地的下一代建设者们从小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培养他们通过合理利用生态环境发展经济、抵御返贫风险的能力

[8]

(二)建立环境综合治理机制

贫困地区环境问题直接影响该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对贫困地区中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频发的现实问题,应结合具体实际,建立环境综合治理机制,让生态环境不再成为巩固贫困成果的绊脚石。

一是建立系统地生态保护机制。生态贫困地区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手段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强大合力。首先,政府应统一规划并加强对化肥农药的使用管理、开展专项环境修复工程、规范农村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和旧垃圾清理与推广清洁生产等。同时,坚持系统化思维,统筹考虑当地各种生态要素,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生态保护工程。其次,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允许非政府组织、民间绿色组织、环保志愿者们以合法的市场主体形式,向当地提供或购买部分生态产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多元化。生态贫困地区应着力开拓绿色市场,引导绿色消费并发展农业循环性经济,形成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模式。最后,从法律体系着手,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紧迫性,因此需尽快建立贫困地区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生态环境关系着民生发展和脱贫成果的巩固,针对生态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系列生态环境法律标准与生态环境评价体系,是解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最有效方法。生态贫困地区应将抽象晦涩的环境法规进行通俗化和大众化,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法制行为来规范当地群众的生态行为。

二是完善乡村生态人居环境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从绿化整体覆盖率、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卫生厕所改造率等方面,对贫困地区生态宜居提出指标要求,指明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管理制度来实现美丽宜居的乡村环境。从主体方面来看,要发挥人民群众推动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广大乡村人民形成生态自觉。可以通过组织当地群众制定生态村规、环境议事会以及评选文明家庭等方式,引导群众树立良好的生态保护理念,并发挥党员干部在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先锋作用。从实践方面看,基层政府和党员干部应加强自身的责任意识,严格按照国家的各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加大对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视程度与投入力度,建立各部门之间协作的工作机制,保证贫困地区的经济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提高生态产业发展水平

在生态振兴乡村发展的机遇下,打造一条科学的生态产业链,实现生态与经济优势相互转化的内在规律,能够有效稳固生态脱贫的成果。

首先,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无论是生态保护还是产业开发,政府都不应该成为唯一的主体,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才能使脱贫和生态建设具有可持续性。为了引导多种社会力量参与生态型贫困治理,需要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与生态产业基金等激励性政策工具。这种由政府出面搭建的良性平台,能够鼓励相关企业将资金投入到贫困地区的生态产业构建中,通过扩大生态产业的资金来源来推动其快速发展。

其次,打造生态产业新形态。在生态产业构建的初期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产业内容重复性高、模仿性强的问题,不利于生态产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必须在现有基础上结合各地区的独有资源,着力打造生态产业新业态。第一,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依托各地区独有的自然资源优化乡村生态旅游,以及通过特色生态文化和农产品举办生态文化节,将生态产业与文化产业、经济产业紧密结合起来。第二,严格以国家规定的生态产品标准为基本依据,管控农业生态产品的价格与质量,设定农业生态产品质量反馈体系,树立品牌意识,结合互联网打造特色生态产品,建构有品质有标准的乡村生态产业新业态。第三,贫困地区应以生态大型企业带动引领,相关农户积极参与,通过租赁、参股来打造“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对此应加大政策性鼓励。让群众自身能够收获发展生态产业的效益,逐步实现成果共享、过程共建、风险共担。

最后,助力生态产业的科技创新。调配专业的技术团队深入分析不同的农业生态产业类型和特点,根据分析结果有目的地引入以及创新出先进的生态技术性产品。针对基础性的生态产业技术,比如资源循环利用和废弃物处理的技术,应促进其不断创新来提高生态产业效能,并实现最大程度的保护生态环境。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以当地生态产业的发展状况为基础,进行产业发展的监督管理,确保生态产业的发展始终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始终坚守生态文明建设与追求合理经济效益共存。

四、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3-07(002)

[2]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EB/OL].[2021-11-16].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7-20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43.

[5]习近平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强调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N]. 人民日报 ,2021-10-13(1).

[6]陈吉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全力打好补齐环保短板攻坚战———在2016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6-01-15].http://www.gov.cn/guowuyuan/vom/2016-01/15/content_5033089.htm

[7]王萍.新发展阶段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中的返贫风险及其防控机制构建[J].重庆社会科学,2021(10):30-40.DOI:10.19631/j.cnki.css.2021.010.003.

[8]黄金梓,李燕凌.“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2(06):90-98+112.


[1] 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及南疆的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区;三州是指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