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文献综述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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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文献综述

谢梦涔 

广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随着互联网网络的不断发展,经济在互联网的加持下不断发展壮大,数字经济热度不断增加,企业也不断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探索,本文回顾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文献对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是聚集在动因、路径及经济后果上,研究方式多使用实证方式。本文以文献综述的方式对数字化转型相关文献进行总结概括,有利于推动数字化转型相关理论研究。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理论研究

引言

数字经济背景下,随着大智移云互联、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普及以及应用,企业不断应用各种数字化技术来为企业生产经营赋能,试图以数字技术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各种数字技术的不断出现及应用对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巨大的机遇。学术上也不断有专家学者对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动因、过程以及经济后果做出实证或理论研究,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提供理论支撑。宏观上,不断有学术理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整体的理论构架,微观上,企业不断进行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手段措施,推动企业转型,适应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数字技术在企业的不断应用,推动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保证实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数字化转型的定义

吴江等(2021)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过信息、计算、沟通和连接技术的组合,重构产品和服务、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商业模式和合作模式,旨在更有效地设计企业商业活动的过程,从而帮助企业创造和获取更多价值。Nambisan(2017)认为,数字化转型成功公司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数字组件、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王核成等(2021)建立的数字化成熟度评价模型,包括5个关键过程域(战略与组织、基础设施、业务流程与管理数字化、综合集成、数字化绩效)、19个一级指标与63个二级指标,科学和系统地反映了企业数字化的总体水平和具体问题。陈剑等(2020)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商业模式和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改变,重塑企业价值增长模式。肖静华(2020)认为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新一代数字技术升级业务,使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进而提升生产效率。对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区域范围,史宇鹏等(2021)发现,我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尚处于起步阶段,工业企业和服务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较多,农业企业则较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数字化转型企业少于东部地区。王永贵等(2021)从数字化资源投入和组织适应性两个维度对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类型进行了新的划分,将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划分为变革依赖型、生态导向型、业务主导型和技术主导型四种战略类型。

二、数字化转型的动因

(一)外部动因

刘淑春等(2021)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困难有转型成本高,转型时间长以及转型能力弱。于丽美(2016)发现,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万物互联正在成为发展趋势,企业基于这样的背景和设想便逐渐踏上了数字化转型道路。李晓华(2016)认为,近几年来,全球数字化竞争加剧,我国也意识到了将传统产业与先进信息技术进行深度融合,重塑传统产业价值链结构,让传统产业搭载上先进的科技技术进而迸发出新的增长活力是全球产业改革大势所趋,是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Ruggieri等(2018)发现,数字和移动技术的更新迭代,加大了企业进行战略创新和转型升级的压力。目前,全球数字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给不同行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企业必须进行转型来适应行业趋势,对我国传统制造业来说,赵西三(2017)发现数字化能够帮助企业突破当前发展瓶颈并且让企业能够在新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正在推动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朱秀梅等(2022)通过对数字化转型的文献归纳,发现,数字化转型的前因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如数字技术、数字化转型战略、资源或能力、企业特征、管理特征、组织学习)以及外部因素(如用户需求等)。

(二)内部动因

聂高辉等(2018)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驱动着企业的转型升级。赵玉林等(2019)发现,技术的更新迭代促进制造业企业的改造和升级,直接途径则是产业融合关系。曾繁华等(2015)则发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所以能被创新所推动的本质是行业内企业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最终会使得整个行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进一步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李嵩(2020) 发现,企业可以从产品、客户以及价值等方面出发,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并通过数字技术为企业转型赋能。吴英豪(2019) 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企业能够提升各环节的整合效应和协同效应,精简公司业务流程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三、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李晓华(2016)发现,数字化技术变革了企业生产方式,实现了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刘鹏飞等(2018)构建了我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体系。焦勇(2020)提出,数字化转型可以从数据、创新、需求和供给四个路径上进行。祝合良等(2021)从内涵与外延、主要特点、动力体系、产业链改造四个方面阐述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体系。许宪春等(2020)发现,数字化转型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技术进行驱动。曾德麟等(2021)从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产品以及数字化平台探索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杨金玉等(2022)发现,客户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溢出效应,影响了供应商的数字化转型创新水平,客户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供应商响应客户创新需求和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和知识溢出和创新溢出影响供应商的创新水平。如今,固定的、规模化的供给很难再满足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碎片化的需求,供需两端之间矛盾日益增大。将业务数据化之后再实现数据业务化,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技术对企业价值链进行分解然后重组,搭建-一个能够快速反应客户需求并且快速给出解决方案的系统,重建企业价值链闭环成为目前企业解决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安筱鹏,2019)。

易加斌等(2021)以农业数字化转型为研究方向,发现,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包含宏观层面的国家创新驱动、中观层面的产业创新驱动和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驱动,另外,农业数字化转型要构建“环境—网络—主体—要素”协同创新四位一体实施路径机制。姚小涛等(2022)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可以分为个体(团队)、组织和产业三个层面。个体层面包括具有数字领导力的管理者、具备数字化思维的员工和科学合理的数字化转型团队;组织层面包括数字化转型的自主权、匹配的组织设计和有价值的数据;产业层面包括新的顾客价值、新的包含数字化特征的生产函数和完善的转型生态体系。在系统阐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动因和关键因素基础上,根据“认知—战略定位—战略实施”逻辑构建了一个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态过程模型,据此提出评估管理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认知,明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平衡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中人与技术的关系。洪俊杰等(2022)认为,政府应当不断夯实产业数字化基础,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数字产业,提升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为推进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另外,各地方政府要提高信息基础设施供给水平,建设一批关键性、支撑性设施,为外贸企业发展新一代数字化提供广阔空间;最后,应当注重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协同联动,强化区域间数字化合作,利用数字化提升区域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交易效率,优化区域间分工结构。

四、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

Foss,Saebi(2017)发现,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的单一成长模式,通过价值主张和业务逻辑的变化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Sadeghi,Biancone(2018)发现,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长久的活力,打破了物理资源的束缚,缓解了资源不足的紧张。陈国青等(2020)认为,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经营理念、组织决策、方法流程和资源能力的重大变革。王爱群等(2017)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企业内外资源配置,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并最终实现规模增长与效益提高,促进企业成长。严若森等(2018)认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传统行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方式,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线和销售渠道的数字化,提升了企业的运作效率,降低产品生产的生产成本。曾德麟等(2021)认为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很多新产业的出现,提供了更多新的岗位,这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社会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刘飞(2020)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黄大禹等(2021)发现,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都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而且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此外,对于高科技企业与非高科技企业,也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高科技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作用更为明显;另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要素配置能力以及更强的风险控制力,这些因素都助推了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高。涂心语等(2022)发现,企业当期进行的数字化转型措施对效果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但是经过实证检验后,仍然体现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力具有促进效应。肖红军等(2021)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正向促进作用,企业数字化对股东、员工和社区等责任维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强化内部信息披露和规范盈余管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赵宸宇(2022)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总体创新和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带动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此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的服务意识,推动企业注重品牌形象、产品质量和外部声誉,最后,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其数字化转型对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张吉昌等(2022)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的创新绩效,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林琳等(2019)以酷特智能和海尔为研究案例,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生产方式与企业边界四个方面产生了影响,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化更有效率,商业模式朝着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改变,生产方式由大规模生产逐渐转向大规模定制,价值网络中个相关方彼此信息共享、协作生产, 企业实际边界逐渐模糊甚至消失。朱秀梅等(2022)通过文献研究法发现,数字化转型的结果主要包括企业层面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流程、企业绩效,生态系统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社会层面的数字红利、数字创业、数字环境、数字社会等。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关于数字化转型的文献主要为数字化转型定义、路径、动因及经济后果。也有文献聚焦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ESG表现,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政府不断推出政策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夯实转型基础,推动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也应该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机遇,推动公司的转型升级,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在当前经济环境不确定性愈发突出的大背景下,行业企业应当坚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毅力,扎实推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疫情时代进行加速升级,创造企业的价值。对处在不同阶段的企业,应当区分对待,进行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以自身企业实际情况为基础规划转型路线,充分调研,降低数字化转型失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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