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视角下城乡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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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视角下城乡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刘轰[,]

(兰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本文基于新发展格局视角对城乡居民消费现状进行分析,通过深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住房消费占比及人口老龄化和少儿化消费等产生原因,提出对应政策建议,深刻把握新发展格局内生动力。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 城乡收入差距 住房消费占比 老龄化 少儿化

引言

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定位,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面临国外需求疲软和经济新常态的现实困境,激发内需活力刻不容缓[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断迈向新阶段,消费型经济增长格局初步形成,但居民消费率仍整体偏低,高水平供给需求动态均衡不稳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此战略背景下,深入研究城乡居民消费现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消费助推双循环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引擎作用,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必然要求。因此,注重需求侧管理,释放消费需求潜力,发挥消费的支撑性作用至关重要。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本质是“收入—支出—消费—生产—就业—收入”螺旋上升,消费是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经超过投资和进出口,消费型经济增长初步形成,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从居民消费率视角分析,我国居民消费率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城镇化水平提高增加居民消费需求;收入结构变动为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有利于居民长期消费增长。综上所述,消费有助于产业循环,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增强需求侧持续效能,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提升消费服务占比,扩大消费需求。

居民消费的现实短板

1.城乡收入差距过大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五等份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在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和中间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两者相差最小值为7018元(2013年),最大值为23891.6元(2019年),这一差值在中间偏上和高收入组中将会进一步扩大。2001-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比值不断降低,2019年达到历史最低点2.3。根据相对收入决定理论,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储蓄率高,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储蓄率低;这也就解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城乡消费差距缩小的现象。

  1. 住房消费占比升高

纵观几十年来,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住房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屡创新高。相公数据公布:2000年全国住宅竣工套数213万套,2019年645万套,平均以每年22万套速率增长,但仍产生供不应求的市场现状。2008-2018年,居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从3万亿元增加至25.8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28%;其中,2018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个人消费信贷余额的53.9%,远高于发达国家的30%。消费服务支出方面,2013-2019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占比均值为23%,乡村居民住房消费占比均值为21%。在城乡居民收入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居民住房消费占比却相差不大。其原因可能是,城乡居民社会福利相差较大,城镇居民的部分消费被社会保障所抵消,而乡村居民必须承担社会福利差距所产生的支出。其次,现代化婚姻思想冲击进一步强化住房刚需,乡村居民受到冲击较为严重。可见,住房消费占比挤占家庭消费支出,降低居民消费需求。

  1. 人口结构引致消费变动

不同年龄层次的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偏好。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滑,家庭少儿抚养支出增加,尤其是少儿教育支出。据《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统计,2020子女教育培训占比达32.44%,位居榜首,“三胎”政策会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90后已经成为新一代父母群体,受教育水平影响更加倾向于进口产品及服务。老龄化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的基本国情。2019年老年人消费市场规模达到3.92万亿元,预计2050年消费潜力将增长至106万亿元左右。老年人群体受制于传统观念,对进口产品认可度不高,会对内循环产生推动作用。少儿群体对外循环溢出效应显著,这反映出我国高质量产品有效供给不足,无法满足国内消费群体对医疗、教育和产品的高质量需求[2]

强化需求管理,助力双循环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性、系统性的战略布局,须充分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发力国内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不断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实现经济效益与经济质量的变革,创造内生型经济发展方式。依托我国广阔的资源禀赋和多层次产业结构,克服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等问题,合理优化国民经济比例和产业空间布局,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二是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加快公共服务均衡均等化,推动城镇化建设在区域产业、人才、资源禀赋的配置效应,提升居民收入。一方面推进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进程,提供城市发展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和技术要素下沉乡村,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和规模化;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城乡居民消费协调发展。

三是严格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定位。完善区域性住房信贷政策,抑制投机炒房行为;加大住房租赁市场的金融支持力度,建立“租售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强对借款人消费行为的真实性审查,规范首付款利率;加快建立全覆盖的个人数据征信体系,为金融部门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

四是不断完善医疗保健类消费产品,加快“银发经济”相关产品开发,针对少儿群体,加快国内高质量、品牌化替代产品生产。以高质量产品制造为核心,加快自主品牌形象建设,提高品牌商品竞争力;推进养老、家政、健康、信息、旅游休闲、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消费服务供给,促进消费智能化、健康化、特色化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向升级,增加有效供给,解决供需适配性问题,适应居民消费升级。

参考文献

[1]徐亚东,张应良,苏钟萍.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与中国居民消费[J].统计与决策,2021.

[2]江海旭.双循环视角下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老龄化和少子化不同群体的比较[J].商业经济研究,2021.

【作者简介】刘轰,男,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通信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段家滩4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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