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师范大学 330027
1931年,长江、赣江、抚河、修水大水。桃讯、伏汛、秋汛接踵而至,雨面广、洪量大、水位高、时间久、灾情重,为百年来未有之大水灾。江西低处长江中游,省域内还有多条长江的支流,灾情也是极为严重。空前的水灾对江西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长江及其支流汛期的接踵而至是江西水灾出现的主要原因。
一、江西水灾情况
1931年8月4日(六月二十一日)南京政府赈委会代表在电台述及江西灾情时称:“本年5月(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间,大雨滂沱,赣江水势突涨二丈有余,沿江大堤,抢塞无效;所有洲口等巨大之圩,悉被冲溃,受灾田园,达数百万亩。又鄱阳湖储水外溢,沿湖一带之千余里地方,悉被淹没。最重者为湖口、鄱阳、星子、都昌等县。”[1]实际上,江西的雨季和灾情,早在4月下旬即已出现。
据4月29日《申报》消息:江西“自谷雨以后,淫雨连绵,终宵达旦”。四、五两月吉安降水515毫米,清江753毫米,南昌552毫米。赣江水位陡涨二丈余。吉安洪峰流量18500立方米/秒。[2]江西境内山洪暴发,河水泛溢。赣江沿岸本都筑有圩堤,以防水患,但由于此次水势之过猛,圩堤受水猛烈冲刷以至决口,难以抢救。南昌县本有大有圩和鱼尾闸用于泄洪,但这两个泄洪口在水灾中都被冲破,大有圩于23、25倒塌数十丈,[3]鱼尾闸附近村庄被水冲洗一空。南昌“沿河之水陡然增涨,所有沿河马路及沿河地势低洼之处,均已被水浸陷,积水甚深。即东湖边高桥等处之水,亦多上街”,“对河各洲”,“已成一片汪洋泽国",“水面浮尸,顺流而下”[4]
7月8月,灾情扩大。庐山7月降雨931.9毫米,湖口686.6毫米,永修564毫米。[5]8月21日《民国日报》载:其时“淫雨兼旬,冷如深秋,赣江、饶河,山洪暴发,而长江及鄱潮又泛滥成灾。”《江西年鉴》亦云:“近年来因森林滥伐,河渠失修,每当春夏之交,一遇阴雨连绵,山洪暴发,辄成水灾。而民国二十年之水灾,为六十年来所仅见。”此时江西各地的灾情如下:
九江——7月间江水暴涨,“水高时涨至水关四十五尺五寸”,“自19日、20日间,长江之水即已逾马路上面”,“全市十分之七、八已陷水中,寻常所行之小巷,均用小划子往来”。29日前后,又“连日大雨,山洪暴发,街上除旧英租界外,全部浸水”,南浔铁路中断。8月1日,九江江北的皇堤溃决,直接导致“杨家塘地方溃决四十余丈,江水较圩内田地高三丈余,向下直灌,犹如瀑布,人畜淹毙无数,被淹田亩之属于九江者,有五万四千之多”[6]。合计灾区面积3,710方里,被灾村庄占全县十分之六以上,坍屋15,800余栋,毁坏田稼244,200余前,圩提被毁120余处,全县收获仅1成,财产损失1241万余元。[7]
湖口——“两岸数十里或数百里均成水国”[8]。全县分五区,一、二、三、四等区均被灾及,土田洲地淹没在六成以上,歉收约在五成以上。”
星子——“自7月中旬以后,淫雨连旬,山洪陡发,低洼之处,一片汪洋,高阜亦成泽国”[9]。被毁的房有1450所,田15590亩,“被灾乡村收获全无。”
鄱阳——“灾民二十八万,流落者三万,死者千余,淹田九十八万亩,损失二十万,收成减十分之七,灾区一四一七平方公里。”[10]
9月,赣江水势二次暴发,长江高水位未退,抚河又同时猛涨,秋汛又至。赣抚两河水势汹涌,万宝圩溃决,低处田禾尽没。
都昌——“全县分十区,各区均被灾害。”受灾乡村约一百〇二乡镇,共一千六百五十一村。毁屋九万一千一百三十间,毁坏田稼六十四万二千二百七十六亩。溃决圩堤共百九十四丈,冲倒石桥九座。被灾田地颗粒无收。
永修——全县六区均被灾害,尤以一、二、三、五各区为最广阔。总计被灾区域面积约一百余方里,约二百四十余乡村,八万余户。房屋被冲破者共九千余间。淹没洲地田园共469194余亩,全县仅三、二成收获。
此次大水灾对江西经济发展建设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全省遭灾60余县,重灾19县,被灾面积8817平方公里,淹没农田547万亩,被淹房屋22万栋,倒塌房屋6万余栋,灾民179.8万人屋倒栖身无所20万人,估计损失8450万元。
二、水灾成因分析
此次大水灾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降雨量大而集中。9月《时事月报》载竺可桢、刘治华《长江流域三十年未有之大雨量及其影响》一文称:长江流域历年来之梅雨时期起自6月中旬至7月上旬止,而本年6月之梅雨鲜见,7月分则阴雨连绵。“按徐家汇天文台统计,1873至1925年每月之平均雨日及平均雨量之分布图,九江、安庆、南京、镇江、上海等处7月分之平均雨日在十天至十六天之间,标准雨量为一百五十至二百公厘上下。以今年7月分各地所得雨日论之:九江为十九天,安庆为十七天,南京二十三天,镇江二十二天,上海二十一天,嘉兴十九天,均较标准平均数为多。又以7月分所得雨量计之,九江得四〇四·四公原,安庆六九一·九公厘,南京六一八·三公厘,镇江六〇二·六公厘,上海三四四·八公厘,嘉兴三四九·五公厘,均较标准雨量多一倍半至三倍以上。因此长江流域之雨量特别增多,大江之容量有限,以致洪水汜滥”。
其二,长时期以来对生态环境之破坏。水灾发生后,当时许多人纷纷著文,指出河工不修、森林砍伐、各地方当局及公司盲目的屯星或圩筑,致使各河湖丧失积水排洪的能力,实为水灾严重化的重要原因。
其三,灾情过大,政府丧失对灾情的控制力。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数年以来,以内战为第一要务,军务费、债务费占了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如果不计债款收入,1927年至1930年,每年财政赤字之累计达报47,110万元,[11]这种财政状况,自然不可能顾及防灾抗灾。各省很少的一点水利经费也经常被贪污挪用。1931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决议设立水灾救济委员会,以宋子文为委员长,专司抗灾救济之组织领导。然宋氏宣称:“此次水灾之大,所费全钱,纵无限量,所筑堤岸,纵极强固,亦无术抗此洪流”[12]。事先宣布抗灾不可能成功。不难想象,这样的抗灾态度,注定这场六十年难遇的大水灾会怼当时的生产生活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
三、小结
1931年的水灾是一场世所罕见的灾难,天灾和人祸的双重因素,使这场灾难带有了更加强劲的伤害。对江西而言,这场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的水灾不仅使江西赖以生存的农业遇到了灭顶之灾,而且极大阻碍了工业化的展开,灾后的救济和重建工作也给本就弱势的政府雪上加霜。同时这次的灾难也为政府敲响了警钟,作为有多条长江支流的省份,江西应更加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天灾难以预见,但是优秀的物理防护手段永远不会过时。
作者简介:姓名姬润敏(出生年月199805),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山西晋城,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学历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史。
[1] 1931年8月9日《卍字日日新闻》。
[2] 《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编 173页。
[3] 1931年5月2日《大公报》。
[4] 1931年5月2日《大公报》。
[5] 《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编 173页。
[6] 1931年7月30日、8月3日、8月20日<申报》,8月5日《大公报》。
[7] 《江西年鉴》,第708页。以下各属灾情数据无出处者均引于此书。
[8] 《蒋作宾日记》,第344页。
[9] 1931年8月20日《申报》。
[10] 1931年9月11日<申报》。
[11]参见王方中:《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近代史研究》,1990年1期。
[12]《水灾严重中之救济情形》,《银行周报》,15卷33-35期。